1986年3月28日，对云南省安宁县青龙乡的农民们而言，不过是普通的一天。
地处云南省中部的安宁县，地处山谷，是全省的烤烟种植大县。这里出产的烟叶，在外也叫云烟，以颜色金黄，光泽好，弹性强著称。
每年，安宁县的烤烟都会卖到附近的玉溪烟叶复烤厂。在那里，一个叫褚时健的人把这些烟叶加工制成卷烟，以“红塔山”品牌对外销售。
仅仅几年时间，这个地方小烟厂就成长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红塔集团，年纳税近20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印钞工厂”。
谷雨季节刚刚过去，正是种植烟叶的农忙季节。农家的田间地头正在赶着种植烤烟。
这一天，刚好是安宁县防火团到青龙乡检查消防安全的日子。
这样的例行检查，每年都有好几次，但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寒暄一番之后，就到了中午该吃饭喝酒的时候了。
安宁的美食，在附近是远近闻名的。当地的特色美食黄焖鳝鱼、黄焖菌、酸笋鸡、咕噜烫火锅，号称“来了不想走，吃完走不动。”
这次接待上级领导，自然是不能怠慢。
即便在饭前，他们看到远处的山上开始冒起浓烟，谁也没当回事，说不定是哪个农民又在为自家土地增添肥料，烧灰种烟了。
实际上，这场火已经着了几个小时。
当天上午七点，农场工人发现了山谷内出现4处火情。村干部就组织村民们上山灭火，大家拎着水桶，锄头、镰刀冲上山，几个小时就把三处小的火源灭得干干净净。
当处理第四处，一个山谷的火情的时候，大家已经轻车熟路，有人还充分利用自身经验，顺手拿出打火机，迎面放了一把火。
以火灭火。
这一次扑火太不顺利，村民们很快发现，火不仅没有灭，还借着中午的西风越燃越大，迅速覆盖了整个山谷。
当大家准备撤退时，肆虐的火苗迅速将整个扑火队伍包围。那把迎面放的火，成为阻拦他们撤退的最大威胁。
怎么办，乱作一团，没有任何消防知识的的人群只能硬冲。有的人顺着火堆往外冲，头发眉毛烧没了，躺在石头上打滚灭火。
但更多的人没能冲出来，松木燃烧的火球很快将他们吞没，56人全部身亡。
火势越来越大。当村民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已经无法控制的山火终于让地方政府警觉起来。
这个时候，防火团已经酒足饭饱，有人听到起火的消息，从座位上起来时差点摔倒。
直到更多的救援队伍来到现场时，火灾仍在蔓延。超过六千人的村民和部队被派往火场灭火。人们手里拿的，还是只有铁锹，锄头，大多数人没有任何消防知识储备。
这场大火一直持续了三天。56人牺牲，近百人受伤后，终于被扑灭。
而救援人员发现，在通往着火林区的道路上，还有不少农民，正在一边抽烟，一边围观着这场火灾的扑救。
因为临近清明，还有人一边上山烧纸扫墓，一边围观扑救现场。
结果就是，安宁的火还没扑灭，附近别的山头又二次起火。组织扑火的几千人各自为战，见火就打。
02
就在青龙乡的大火燃得正旺时，3月29日，隔壁的玉溪市也报告了一起火情。
一位王姓农民上山砍菜时随手丢出一只抽完的烟头，引燃了冬季枯萎的松木，火势迅速扩散。
这则消息最先被上报到村委会，村干部的回复是：他自家烧的，你让他回去灭了。
在当地人的观念里：火不烧山田不肥，牛不壮。
直到第二天，火已经烧过了大半片山坡，村干部才慌了神，将火灾的消息上报到镇。
这则消息最终到了玉溪市林业局，林业局工作人员尝试给市政府值班室和地区护林防火办公室打电话，结果连打了一天，都是无人接听。
原本，玉溪市林业局距离六公里，车程不过十分钟。但打不通电话之后，工作人员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忽略了这起火灾，没有及时报告。
火越烧越大，过火面积从最初的一处树林扩展到近两千公顷。直到第二天，市领导才闻讯赶到到20多公里外的扑火现场。
但没有人知道怎么办，没有专业消防器械，也叫不来消防车，因为云南省全省也才90多辆消防车，绝大多数地方还不通电话，叫人灭火也得村干部亲自上门挨家挨户催促。
起火第二天，市政府起初组织近3000名村民，机关公务员，企业职工，部队驻军扑打，一边建立隔离带。
还是和两天前安宁的火灾一样，没有消防设备，没有专业知识，只有锄头，铁铲和口号。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参加灭火，没有专业，只有第一次靠近火场时无畏的兴奋劲。
3月31日凌晨，火头沿陡坡迅速扑向山顶，突破防火线，还没来得及转移的救火人员瞬间被包围。近百名扑火人员被火球围困在山顶，几分钟内，96人严重烧伤，24人丧生。
后来，因为火势继续扩大，威胁到了附近的军火库，才成立了扑火现场指挥部，灭火队伍增加到一万人，全市各机关单位全部停班，集体参加灭火。
事后国务院公布的调查报告认定，火场指挥部没有掌握中午气温高、山谷风势强烈、易发生爆燃的情况，对火势发展判断错误，造成重大伤亡。
前后2天，安宁玉溪两场火灾，80人遇难。因为缺乏及时的信息预警和事故通报机制，70公里外的安宁大火的悲剧原本可以不再发生，却因为不被重视，酿成了更大的惨剧。
不到一个月，内蒙古库都尔育林林场再次发生大火，52名救火队员牺牲。
在不断发生的悲剧面前，一些人依然无动于衷。
不到半个月，那场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八七五六”特大森林火灾爆发了。
03
1987年5月5日，黑龙江漠河县防火办的一位工作人员接到了气象台的大风和高温预警，他在电话记录中写下：5月7日，大风可达“火险级”，气温将升高到23度。
但在大兴安岭林管局局长一直的观念里：
风再大也刮不出火来。
这条预警被防火办主任截留在了办公室里，没有上报。
5月6日下午，大兴安岭古莲林场一位清林人员在给割灌机加油，汽油不小心溢到了箱外，割灌机在启动时，汽油被高压线漏出的火花引燃了。
突如起来的明火让他一下慌了，拖着割灌机就往外跑，跑出8米远，汽油渍也被拉长了8米，火星沿着汽油演变成了大火。
但当时的他不会想到，当天的大兴安岭，还有四个人和他一样，无意中引发了火灾。
这场由5个火点汇成的大火，燃烧了25个昼夜。
当晚，仅是古莲林场，政府就组织了1000兵力参与救火，早上7点，明火基本被扑灭。
但是，扑火大军并没有立即清理火场防止复燃，而是全部呆在原地休息。
这天，正是电话记录中记载的“5月7日”。
12点10分，风力达到了7级，火场内刮起旋风，燃烧物被卷入空中散落到周围，引起了新的火点。火场瞬间失去控制。
下午2点，风向转向西北，风力达到8级以上，大火扑向了漠河县城。晚上7点，整个县城陷入火海。
《中国青年报》在当年的报道中，记录了与这场大火平行发生的故事。
5月6日下午，就在火苗刚烧起来的时候，漠河县里正在开常委会议，看到远处的烟雾，一位领导给县防火办打电话问：是不是山上着火了？
回答，是。
“好，集中精力继续开会”。
过了一会，另一个方向也腾起了烟雾。
一位领导说：“怎么搞的，又着了一把火？”
这下，会议被移到了防火办，边听火情，边开会。
在火灾面前，这个以林为本的县里，领导们不以为然，连疏散都没想起来。
7日下午，大火呈洗城之势。由于前期森林防护经费被克扣，大兴安岭的森林防火瞭望塔仅是隔壁伊春市的三分之一，根本无法准确判断火灾的方位。
400名指战员辗转奔波了四天，也没有找到可扑的火头。
这样的条件下，没有找到火头，对这400人也说不定是一种幸运。
直到6月2日，所有的明火、暗火、余火才被全部扑灭，211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时，一位叫严新的气功大师站出来说，大火是他发功灭掉的。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质问：
严大师早不灭火晚不灭火，偏等大火快把森林烧光了，他才发功灭火？
还有人说，这火是费翔唱起来的。都怪那年的春晚，他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大家不知道：包括费翔在内，当天所有的春晚歌手都是假唱的。
04
1986年，东北航空护林局的一名航空护林观察员刘福堂应林业部西南航空护林总站邀请，到西昌执行任务。
他多次飞过凉山的上空，对当地复杂的地理环境印象深刻：“那里的森林火灾不易强扑”。
当年3月，他在云南思茅航空护林站执行任务时，亲眼目睹了云南安宁的那场大火，56名扑火者遇难，现场惨不忍睹。
不知道是不是在那时，他就已经明白：
人是最宝贵的，人烧死了不能再复活，树烧死了可以再重生。
1988年，刘福堂调任海南森林防火办。在他担任主任的17年中，海南没有一人因扑火死亡。
他自己总结原因：
发现隐患，严厉要求市县整改，这也正是那些厅级大员们害怕我这个小处长的原因。
发现哪个市和县的林业局长实在无德无能，刘福堂还会向上级直言进谏，要求撤掉他们。
在海南工作了十多年，有5位市、县的林业局局长因为他被撤掉，其中有个县竟然有两位局长先后倒了他的霉。
为此，一些人管刘福堂叫“官场异类”、“海南官场的一颗扫帚星”。
他感叹：
我在官场上竟然没有什么朋友。
2019年3月30日下午6点，就在刘福堂当年飞过的四川省凉山木里县，森林里燃起了一场大火。
3月31日凌晨，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凉山州支队的消防队员们带上装备出发了。
谁都没想到，其中一路的27名消防队员、3名地方人员，再也没能联系上。
其中，3名70后，1名80后，24名90后，2名00后。
昨日，西昌市至少上万名市民，自发来送别牺牲的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