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遇见的是大嫂
大约10点多钟，我终于到了我向往己久的万盛。
看得出来，正常年景中的万盛场，应该是一个相当繁荣的乡村集镇，又宽又长的街道和又大又多的商店门面可以作证，“自然灾害”像一场飓风扫荡了她的繁荣，留下的只是冷清和萧条。
我挂包里有两斤叶子烟，价值30多元，还有一根大红苕，这意味着我已经是既有钱花又有东西吃的“中产阶级”份子了。
想起昨夜老大爷提到逃跑游民的事，虽未挑明，但看得出来，他对我还是有几分怀疑，究其原因，估计问题很可能出在头发上。前面说过，我是在邮局巷游民收容所为迎接领导视察由一些混糖渣吃的游民剃的头，除了在脑袋顶部留着一圈头发以外，下面一扫而光，没有从长到短的过渡区域。这种奇形怪状不伦不类的发型在正常人中是很难找到的，我必须找个理发店重新剃个头，更何况这也是我离开游民改造农场的“正当理由”。
很快地找到了理发店，我首先把这根大红苕埋在烧理发用水的炭火灰里，等它烤熟后充作我的早餐，同时也是午餐，然后坐在理发椅子上。作为一个内行，那理发师一摸到我的头发就笑了起来，笑声引来了周围顾客和伙计们的目光，我担心这目光演变成革命警惕性，只好扯谎说：“学校搞勤工俭学，老师的头就成为学生们的试验品，被弄成这个样子。”这似乎也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正当理由”。
付了理发钱，我便从炉膛里掏出红苕，也许是火力不足，也许是红苕太大，也许是时间太短，总之，这红苕的中间部份完全是生的，农村有民谚说：“生苕甜，熟苕粉，只有夹生苕最难啃。”我还是把它啃到了火车站。
列车时刻表告诉我，万盛到重庆的客车分别是上午10时和凌晨4点30分。我想，我若在这冷清的街道上游荡到凌晨4点30分，必然会招惹许多怀疑的目光，而这小小的火车站空无一人，我坐在这里等到明早火车开来也纯属不正常现象。反正我轻装上阵，沿着铁路走去，走到哪里就在那里上车，还可以少花点车票钱。我自己就是自己的“一把手”，不是说了算，想了也得算。
悠悠闲闲，观山望景，走到下午四点多钟，忽然看见前面有个背背篼的妇女，显然她因为背负过重而艰难的行进着。我刚刚超过了她几步，她就在后面喊：“同志！”问我到哪里去，我说我到前面去赶火车，同时放慢了脚步。她告诉我，她回娘家转来，背的东西太多太重，实在走不动了，如果我能帮她背回去，他可以送我两斤从娘家带回来的小米。我简直认为自己在走财运了，两斤小米可以让我胀饱两顿，那是多么舒服的味道。我欣然同意，这60多斤的重量对于一个修了三年多铁路的小伙子只算是小菜一碟。我们边走边聊，她告诉我她家就住在铁路旁边，我灵机一动，何不今晚就在她家借宿一夜，明天早上三点左右起床赶到火车站也很合适，便向她提出这个想法，她也同意了。
实际上她家住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到家的时候，太阳早已下山，接近黄昏时分了，站在她家门口到也能看见铁路在山下蜿蜒，这大概就是“家在铁路旁边”的根据。年轻力壮的我，背这一背篼东西爬这样陡峭的山也累得大汗淋漓，她逢人便说：“如果不是黎同志帮忙，我简直无法背回家。”
她丈夫在南桐煤矿挖煤，家中只有两个10岁上下的女儿，女儿看见妈妈从外婆家回来，又带回那么多吃的东西，高兴得又叫又跳。不一会，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也来看望问好，当然也会暗藏一颗打量外来人口的好奇心。婆婆妈妈问长问短热闹了好一阵，主人终于端出一大笼以南瓜拌玉米粉佐以盐巴、海椒面蒸成的美餐，我因劳动量大，除那根夹生苕外没吃过任何东西，早已饿得肚皮巴到背脊，趁机胀了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吃完饭，女主人递给我一包小米，我们对答了几句客气话，我请她明早三点左右一定叫醒我，便倒在她指定的床上，钻入蚊帐（四川农村一年四季都挂蚊帐）呼呼入睡了。
睡梦中忽听得女主人在身旁喊：“黎同志，黎同志！”我醒来发现，她带着女儿竟睡在我旁边的一张床上，因为大家都没有手表，可能是她估计的三点钟吧，我匆匆穿衣，心中不禁纳闷，这个地方风俗真怪，丈夫不在家，竟可以让一个陌生男人同住在一间房内，虽然隔着两床蚊帐，毕竟是相距咫尺。不过，此刻决不是研究民俗的时候，我得赶紧下山，误了火车那才是添麻烦的事。
依然是一无所有
天空漆黑，女主人帮助我点燃了昨晚准备好了的火把，我往山下走去，因担心在陌生的田野里走错路浪费了时间，我的原则是见坡就下，心想这样总会下到铁路边上，大约经过半小时的东窜西跳，火把也早已燃光，总算看见了铁轨，对于我，它就是阳光大道。
我朝着前方一个名叫蒲河的车站走着，远远地我看见有一盏马灯朝我晃晃悠悠地走来，原来是一位巡道的铁路工人。我向他打听我能赶得上开往重庆的这班车吗？他摇头回答说：“可能来不及了吧。”我便加快了脚步，但几分钟后，身后便有轰隆隆地火车奔驰的声音传来，我心急如焚，开始加速奔跑，火车带着一阵疾风却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直到我目送着最后一节车厢那红色尾灯从我眼前消失，我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奔跑着。谁知一不小心，我便一筋斗摔下了铁路路基，小腿上划开一条四公分长的口子，鲜血流到了鞋底，疼痛难熬，眼前那长长的铁轨告诉我，这趟车我再也赶不上了。
天朦朦亮了，我一跛一跛地向蒲河方向走去，快到街口时，我看见紧靠铁路边有一个小小的工棚，一位30多岁的铁路工人正在里面烤火，为了缓解疼痛，也为了休憩片刻，我也凑了进去，这位工人态度和善十分好客，很快地我们聊起天来。我向他诉说今早上赶掉车的苦恼，他向我诉说饿肚皮的烦闷，说他妻子患着水肿病，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四岁多的孩子骨瘦如柴又无人照看，说着说着这七尺男子汉竟嘤嘤地哭了起来。我费尽口舌，苦苦地劝慰了一番才稍有缓解。他说要看看我摔伤的创口，我捞开裤腿，他看后大吃一惊，说这样大的口子不包扎一下肯定要灌脓，干脆到我家里去弄一下，我家里有碘酒纱布。我再三推却，他说：“就在这背后，只有几步路。”
他家的景象真可以用凄凉两个字来形容，特别他那患水肿病的妻子，想从床上撑起来和我打个招呼都十分艰难。四岁的孩子瘦得像只小猴子，坐在床边连喊“叔叔”的声音都像蚊子叫，难怪这七尺男子泪如雨下。七尺男子细心为我包扎了伤口，他还得回工棚去上班，我也得去火车站了解一下情况，临别时我掏出昨天挣来的一包小米送给他妻子，一家人瞪大了眼睛，千恩万谢。我发现七尺男子又快哭了，便赶紧辞别而去。
在与铁路工人交谈中，得知今天是蒲河镇赶场的日子，我准备到街上买点东西吃，同时卖掉挂包里的叶子烟，换取点伙食费。很快地我卷入了拥挤的人流，吃了一个烧饼便去到叶子烟市场，摸了一下行情，出手也十分顺利。刚把钱揣进腰包，忽然有“便衣”拍我的肩膀，并要我随他前去，一看大门上挂着一块蒲河镇税务所的大牌子，我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它毕竟不是公安派出所。我从来没想到卖两斤叶子烟还得完税，更没想到其税额高得如此惊人，还有一个没想到的是六十年代的税票体积之大，上三次厕所也可能用不完。我按蚀财免灾的原则照交不误，如果和他争吵，他把我留下来进行一番税法教育，弄不好早班火车又得赶掉。
就这样告别了我昨天暗自庆幸过的“财运”。
重庆的“表嫂”
我在大渡口站下了火车，然后过江乘短途汽车去到了苦竹坝。
和周茂歧一起逃离劳教队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会发生这一个月来的意外遭遇，虽然临行前许多“同学”或出于友谊，或出于正义感，都曾对我以逃跑行动来抗议肉刑表示了支持。有的甚至把家庭地址都告诉了我，叫我有困难去他家，因为我知道这种作法弄不好会连累家人，基本上是不可取的，从没记下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家庭地址。
但是，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分别在重庆和成都去找过个两位“同学”的家属，这两位家属在我决定逃跑期间，都曾经到旺苍快活场劳教队来探亲，并经由她们的亲人特意介绍我认识，以便今后好联系，其中一位还因此而遭到不幸，虽然以后也平了反，但愈合了伤口也愈合不了伤痕，特别愈合不了我对这位无辜者的愧疚和遗憾。
她是我当年最好的一位朋友的妻子，美丽忠贞，善良诚恳，还是个慈祥的母亲。她在这个工厂的一个车间搞医务工作，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住在这个车间的宿舍里，她对同事们宣称，我是她丈夫的表弟以搪塞那些爱管闲事的耳目。
这个车间距离厂部有十多里路，规模并不大，人也不多，市场的不景气迫使这个国营企业陷入半停产状态，厂里静悄悄地一片萧条。偌大一间集体宿舍里，约二十多张放着卧具的床却只住了两个人，其中还得把我这位身份可疑的外来人口算上。我睡在某位不知姓名的工友的床上，我身上成群结队的虱子，肯定有一些“走失”在他的床上，这也是我深为抱歉的难言之隐。
车间里人手不够，我这位“表嫂”除了负责清闲的医疗工作以外，还得在车间办公室兼一份写写算算的差使，车间的公章也由她保管。
虽然“表嫂”对我的到来表示热情欢迎，但这决不能成为夺取从她母女俩口粮的理由，何况她俩的口粮加起来也只能供我个半饱。我背着她早晚到市场上去买最便宜的红苕叶子，在正常年景这是最常用的猪饲料，最贫困的农户也不会吃的。我在车间的一个小煤炭炉子上煮熟当饭吃，只对她撒谎说：“我吃过了。”我唯一的要求是向她借一百元钱给我，这个不小的数目相当于她两个月的工资总额，她慷慨地同意了。我当着她的面给我在新疆的妻子写了封信，叫她汇来付还（很快汇来还了）。
钱借到了，证明怎么办，当年盖有公章的一纸证明，相当于今天的身份证，没有它将寸步难行。“表嫂”说：“有办法。”当晚她把我带到办公室，打开抽屉，取出车间的公章。但是，车间的公章对外不起作用，“表嫂”便开始实施她的“办法”。她先给这枚公章蘸上印泥，然后用一个小纸片把中间竖着刻的“第二车间”四个字贴盖上，印出来便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厂级公章了，她顺手给我盖了三张备用。“表嫂”还轻松地说：“各车间为了买特价白糖，造厂级证明都是用这个办法盖的。”似乎这个半公开的秘密像儿童游戏一样地简单。我们当时都还是比较幼稚天真，没想到会出多大问题。
后来，单纯诚挚的“表嫂”，为此付出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的代价，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虽然刑期只有五年，而那“贱民”的身份必将终身蹂躏着她。二十年后，涉案的人虽然都得以平反，但残缺家庭留下的创口将永远流血，那是万能的上帝也无法修复的了。
如果悔恨可以进行衡量，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对“表嫂”带来的伤害，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悔恨，对这位比一切无辜者更无辜的善良母亲，我的悔恨，恰似一江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