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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6)

可爱的羊毛背心

“解放”前夕和“解放”后的1951年到1953年我在部队期间,都曾滞留在重庆,在新社会和旧社会的对比中,我对这座城市迅速改变的社会面貌有着良好的印象,其中十分突出的一点,便是“解放”前到处都能看到蜷缩在街头巷尾、跪伏在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乞丐们,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向路人乞求施舍。“解放”后,似乎一夜之间这些乞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有碍市容的乞丐到哪里去了,只认为这足以证明新社会的优越性。当然,更不会想到,在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我会成为这群乞丐中的一员。

在綦江县兴隆场下了火车,步行六、七华里就到了我们这批人被分配到的第三连,宿舍在一幢两层楼房的楼上,上楼前要经过一个过道,在过道旁边我忽然看见用一床破草席裹着的一具尸体,草席用草绳捆扎着,但顶端却露出了死者的头顶,其醒目的特征是那上面有许多长过癞子留下的疤痕。这种俗称瘌痢头的疮疤是旧社会乞丐的共同标志。

这农场估计有一千多人,编制像军队那样班、排、连、营,班长排长都由改造好了的游民担任,连长以上就得由国家干部充当,据说个别表现好的“新生游民”可以当到副连长。我不禁想起1951年,我就读在一所军事院校,有一天校长作报告时宣布了一项新政策,他说:“以后青年团员最高可以当到副连长。”这两个政策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天早上就出工,任务是挖花生,不管新游民老游民偷吃花生全面进行,排长间或吼一声:“快点挖,不要光顾吃!”其含意似乎是可以吃,但也得挖,众游民嘴唇上沾满泥巴仍然喜笑颜开。这时,从山上走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游民们嘴上的泥巴就是偷吃了生产成品的铁证,但他却不呵斥不追究,只是佯装不见。有人告诉我:“这是新生游民副连长。”我看他白白净净,服装整洁,俨然一尊改造好了的标本。他走过我身边的时候竟然停下,我发觉他的目光正抚摸着我的羊毛背心,他问道:“昨天来的吗?”我答:“是的。”“叫什么名字?”“黎维民。”对答就此终结,只是他向山下走了四、五步,又调头回来看了我一下,目光对着羊毛背心恋恋不舍。

第二天早上列队开饭时,值勤排长宣布:“黎维民不要出工,饭后到连部去。”因为我才来一天,估计不会有什么不测风云,只暗暗为今天吃不成花生而遗憾。

原来苏联十月革命节来临在即,当时中苏关系早已破裂,甚至有一种说法称:中国人饿肚皮除了“特大的、严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由这四组定语修饰而成的自然灾害,是当年全国报纸的统一口径)之外,就是苏联逼还贷款的结果,可见该苏联之可恶。但这个农场的建场纪念日,早己定在了十月革命节,似乎很难找到更改日子的借口,只好照例庆祝一番。我被告知:“今天不出工,在家写标语、黑板报”。好在十二条标语由上面发下,黑板报也是照抄油印的宣传品,不需我作文章,这是一种貌似脑力劳动的体力劳动,在国内十分普及。

正在我一笔一划写字的时候,“新生游民”副连长踱到我身边微笑着说:“写得不错。”我说:“瞎凑合。”说话间我发现他的目光无时无刻不在抚摸我的羊毛背心,他小声地说:“中午到我家里来一下。”

近年来流行一个新词汇:“包装”,这词如果撇开其服装、发型之类的外表意义,核心内容用我这类老古董的话说,就叫作培养典型。领导对原游民今副连长精心“包装”,也就是培养典型,让广大游民产生副连长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感觉。副连长回家乡结了婚,而且把老婆孩子接来了,甚至老母亲也接来了,一家人团团圆圆地住在连队后面一幢“独立茅屋”里。只可惜全农场这种海市蜃楼似的副连长只有一个,一个展览品而已。

他家里的设备比较简陋,介乎农户和干部之间的档次,叫我来是为了招待我吃一顿饭,这顿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吃了一种包了心子的米粑粑,心子是用炒南瓜籽磨成面加糖精水调和而成,(估计不会用白糖,“灾荒”年代凭他那二等公民的身份是不可能弄到那奢侈品的),我吃了不少,甚至在临行时还让我带几个回宿舍,只是叮嘱:“吃的时候要注意。”

三、四个家常菜可算一顿丰盛的宴席了,席间闲谈中他问了我的出身和经历,我照“原稿”背诵了一遍。我知道游民们都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对他这类游离在人鬼之间的两栖类更不能揭疮疤,只问了问他的籍贯,想不到他竟是南充人。我说我做生意到过南充,随即谈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气氛和谐融洽。这时他轻声告诉我,游民中有文化的人很少,你还是个“人才”,今后像写写画画之类的轻活还可以照顾我,说这话的同时他不断用目光抚摸我的羊毛背心。

吃完饭,已是我应该离去的时间,我向他表示,目前我的处境很狼狈,患难中能得到他的关心万分感激,我准备将这件羊毛背心赠送给他,只不过穿过几天,请不要嫌弃。说完就脱去罩在外面的茄克衫。他问我,你穿什么?我推托说,我有衣服。说着就让他用手抚摸羊毛背心了。为了进一步表示感激,他又说:“队上还缺一个搞文化工作的干事,你的条件还不错。”,最后竟现身说法:“我也是游民出身嘛。”

没两天,农场开始登记需要棉衣的人,我当然首当其冲,买棉衣的钱日后从工资中扣还,游民工资和劳教份子差不多,都是22元,可能分两个月扣完。

很快地棉衣发下来了,但全队只有10件,声称是解决最困难的人的,我虽然脱掉了羊毛背心,比起那些乞丐型的游民还不算最困难的,但副连长的心毕竟是肉长的,他在黎维民的名字上画了个圈,我就成为众游民羡慕的对象之一,穿上了新棉衣。使我特别满意的是这棉衣上没有任何记号标明它是游民服,其样式更接近学生服,布料则是一般的平布。

我难道可以埋名隐姓的当一辈子游民吗?这个不需答案的问题一直提醒着我。

可爱的农民伯伯

这是个星期天,工休日,我穿着新棉衣,外面再罩上一件特大号的帆布工作服,空无一物的挂包夹在腰间,找副连长请了假,声称到兴隆场去理发,副连长叮嘱说:“早点回来。”我已决定外逃,想的是千万不要回来。

老游民自由得多,三三两两行进在去往兴隆场的羊肠小道上。我因才来几天,本连队的人都认识不多,更何况其他连队的。但我仍尽量与前后人等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节外生枝坏了我的好事。真是越怕越有鬼,就在接近兴隆场街口的时候,恰巧遇见一个“早点回来”的老游民。民谚说:“耗子洞耗子才钻得过。”可能我神色不对,他觉察到我是要逃跑的,假笑着问:“远走高飞?”这时我如果向他争辩解释,反而是对他智商的蔑视,更易敌对,于事无补,不如孤注一掷地掏出身上全月饭菜票双手献上:“请老兄高抬贵手放兄弟一马。”他接过饭菜票,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此前,我在农场早已探好了路线,在兴隆场等火车是绝对不安全的,便走出街口朝一个名叫万盛的火车站走去。

几经折腾的我,此刻身上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张从万盛到重庆的火车票。我既无证明也无钱,当然不敢再进旅店去重蹈覆辙,只好一个人寂寞地走着。

走过了青年煤矿,我知道己进入了著名的南桐矿区,这里的公路路面似乎也被煤炭染黑,来往的煤矿工人的脸上也满布煤灰。万盛到重庆的火车主要是运送煤炭,客运量并不大,我也搞不清这趟车到万盛的时间,万一晚上没有客车,我又到哪里去过夜?在车站徘徊引起怀疑我又拿不出身份证明怎么办?我估计时间已接近下午五点了,这样走下去可能到万盛的时间是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必须想一个办法度过今晚这个难关。

黄昏前,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们纷纷回家,在我的前面就有一个老大爷扛着锄头缓缓地走着。我走近他也用他的缓慢速度并肩行进,一路上我向他问这问那,前三皇后五帝摆着龙门阵,他指着离公路约百米左右的茅屋说:“我的屋拢罗。”我趁势说:“天晚了,反正也赶不到万盛,干脆到你家歇歇脚,我喜欢听你大爷摆龙门阵。”

大爷家有一儿一女,大的男孩已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女儿才八、九岁,虽然住的是茅屋,但整洁宽敞,屋檐下挂着一串串晾干的叶子烟,屋角堆放着大大小小的南瓜,一看便知道是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户。除大娘在厨房里忙乎外,一家人围坐在方桌边摆谈今天的所见所闻,我乘机向他们表白说:我是重庆搪瓷厂的工人,这次来兴隆场看我的哥哥,他在供销社工作,哥哥又出差去了,我等了两天,假期满了,只好赶回单位,但钱己用完,十分困难。我表示,今晚若能在他家住宿,愿把我身上这件棉衣送给他的孩子。

说话间便脱下棉衣递给了大爷,大爷一边吸叶子烟一边靠着煤油灯,用农民的精明从面料到衬布仔细品评,显然是一件刚刚上身的新棉衣。他顺手将棉衣递给了儿子,小伙子在他父亲察看时已从旁看过,便抱着衣服去厨房请大娘过目,这样我也就告别了这件来之不易的棉衣。

晚饭吃红苕稀饭,其中米粒只占十分之一,每人都用大碗盛着,我发现我这一碗里的米粒比周围任何一碗都多,我深知淳朴憨厚的中国农民,他们宁可自己少吃也给客人最好的款待。我也了解这个小伙子,很可能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拥有的一件属于自己的棉衣,那年头,一家人全年的布票,加起来也不够做一件棉衣。

睡前,这位老农来到我床边,递给我一捆大约两斤重的叶子烟。在“自然灾害”年代,一切农产品的价值都是昂贵的,这两斤烟卖的钱,足足可以供我十天的用费,而我又是一贫如洗。大爷说:“小伙子,我们农民没有现金,我送给你两斤烟吧。”我说:“烟你留下吧,我说过这棉衣是送给你们的。”大爷有点生气,说:“不行不行,要不你就把棉衣拿回去。”我只好向他道谢,把这捆烟放进我那空无一物的挂包里。大爷露出慈祥的笑容,便在煤油灯上吸燃了他刚刚裹好的叶子烟对我说:“按村上的规定,来了外人要到村上去报告,前不久我们这里还抓到过逃跑的游民,你到底是干啥子的哟?”我故作镇静地笑着问:“你看我像游民吗?”他却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回答说:“当然,当然。”看来他并没到村上去报告。

第二天大清早,我挂上装有叶子烟的挂包向主人道别,胆小怕事的主人也希望我这位来历不明的不速之客按客去主安的传统办事。大爷在屋门口送我,我刚刚走到房屋墙角的拐弯处,突然从墙边递出一根一斤多重的大红苕,我迅速伸手接过,眼角的余光看见他大儿子的身影。这位寡言少语的小伙子还舍不得穿那件宝贵的棉衣,这毕竟是他梦寐以求而又意外获得的“奢侈品”,除了费尽心机背着严厉的父亲选一根最大的红苕向我表示感谢外,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方式了,这个意外的细节在我喜爱的诚挚善良的农民肖像上,又添上了一笔亮色。

谢谢你,可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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