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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5)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回到收容所,我们在楼下等待点名交人。不一会所领导铁青着脸走了过来,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牙缝里咬出一句:“你是有刑事罪行的人!”这着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刑事罪行是指我的前科——管制劳教;还是现行——贩卖打火石。不管哪一样,我现在都只有听候发落,最后所领导当众对我宣布的处分竟然是:“晚饭不给他糖渣!”这个处分对我来说简直是福音,这也是我真正从内心感受到的一次“宽大处理”。更何况到开晚饭的时候又临时宣布:“今天外出劳动的人没有劳动,不给糖渣。”更令我感到对我有点“宽大无边”了。我真正的损失只是从此丧失了外出劳动的机会,因而留下了我终身没有尝过一口糖渣的遗憾。

从这以后,游民中有许多人都喜欢找我吹牛聊天,因为我大胆逃跑的行为,在他们心目中认定我是“一条汉子”,或者按他们惯用的四川方言说:“是个角色。”

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不少有关小偷扒手的生活经验,行规黑话,但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比方说我去上厕所,顺手将我的小挂包交给一张熟面孔,里面有两本书,半截肥皂和盥洗用具,几天之后,只剩下了一个空包。在这个“垂死挣扎”的环境里,友谊、真诚都是一种奢侈品,就像洗脸刷牙在这里是一种奢侈的生活习惯一样。

这楼的内侧有一个缺口,像一个楼内的“天井”,三面有木质栏杆,扶着栏杆能看见底楼的一些情况,不是一般的情况,而是孔夫子说过的“食色,性也”的情况。先说食,厨房在底楼,虽然只能看见厨房的一排玻璃窗,但是每天早上从窗子里飘出来的炸油条的香味令众游民想入非非,中午那大米饭的香味、回锅肉、鱼香肉丝的香味更令人馋涎欲滴。游民们说:“日他妈,给老子们的一份供应品全被这些当官的吃掉了。”我相信这话;再说性,我有把握断言,中国1960和1961年肯定是出生率最低的年份,在那所谓的灾害年代,年轻女人不来月经,年轻男人普遍阳萎,连生存都成问题,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不过我周围这一群小偷扒手,他们和贪官污吏一样拥有挥霍不义之财的权利,虽然贪官可以养尊,但小偷可以处优,不然那大量涌现的妓女到哪里去找嫖客?楼下是女游民上厕所的必经之道,男游民站在这栏杆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妙龄女郎,鼻孔里装着回锅肉的香味难道不是不幸中之大幸么?

某日,我和几个游民一起站在栏杆边看下面的“风景”,突然看见我进所那天被工作人员逼到墙边,大吼大叫地问她:“你现在还叫不叫江青?”的那个女游民,年龄估计二十五、六岁吧,虽然算不上绝代佳人,但也可称有几分姿色,她身材窈窕,衣服干干净净,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不像那些“55信箱”的进到收容所就邋遢无比。此刻站在我身边的人名叫陈一林,著名江洋大盗,曾四次“泡”进收容所,对社会底层而言他可以说“知识渊博”。我指着“江青”问他:“那姑娘吃啥钱?”他十分神秘地小声说:“她叫戴萌,是沙坪农场跑出来的劳教,右派份子,现在伙同西昌的四大美人在火车上网军官。”他所谓的网,就是勾引的意思,我则又一次感到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吓跑了的官员

收容所里也常常有些搞侦察工作的干部光顾,一个个胳膊里夹着大皮包,在游民丛中辨认他们需要缉拿的对象,或者是通缉犯,或者是劳改逃跑犯,如果发现有游民低着头,这些干部并不叫他们把头抬起来,而是翘起一只脚,用皮鞋的尖头去拨这个游民下巴颏,使这游民抬头仰面,他的“丑恶嘴脸”便暴露在他那火眼金睛之下。我对这个侮辱性的动作十分反感,因为游民同样是共和国的公民(除我之外),他们的尊严不能任意践踏。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原因之外,也不排除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个人感情因素。那就是1953年,我随部队去“解放”彝族聚居大小凉山,有时对彝族奴隶主做统战工作,谈话时偶然会递一支香烟给他们。可是,在这些奴隶主的心目中,汉人都是卑贱肮脏的,他们不愿伸手去接这支烟,而是用脚趾来接(彝族人全打赤脚),以免玷污了他那高贵的身份。那年头我还不到20岁,肝火正旺,恨不得一拳打在他那臭脚板上,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纪迫使我忍受了这个侮辱。我怀疑这些用脚尖掰下巴的大皮包拥有者,和当年那些奴隶主有近似的心态。

有一天,突然宣布要为游民们理发,有传闻说,有领导要来视察收容所。四、五个想吃糖渣的游民冒充理发师,拿着理发推子将每个游民脑袋的两鬓和后颈窝附近胡乱推了一下,留下头顶那一堆头发,修整成俗称马桶盖的那种发型,丑陋无比,但仍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第二天中午,游民们奉命集合席地而坐。不一会,从楼梯口慢步上来一位深入基层的官员,他大腹便便,年近50,身着银灰色毛呢风衣,身后还紧跟着两个年轻随员。只见他一脸严肃地踱到游民队列前面,正欲开口说几句什么,突然间,游民中有人高呼:“我们要饿死了!”这一声嚎叫,真像是一个火种点燃了一桶汽油,众游民像疯了一样,纷纷从地上站立起来,杂乱无章地喊着同样一句话:“我们要饿死了!我们要饿死了!”并缓缓向“大腹便便”面前移动,那官员脸色煞白,张开双手示意游民后退,随员又高叫:“不要闹,不要闹!”但游民们不管他是包青天还是刘青山,执意要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不断向前移动着,呼喊着。这官员一定知道饥民和暴民之间只是一字之差,急切中他终于想起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左顾右盼地随同左右仓皇离去。

事后我曾想过,在骨瘦如柴的饥民面前,突然站出一个大腹便便的官员,这个反差是不是刺激性太大了。

尴尬的“天使”

十多天后,我们十几个外省藉游民被带到二府衙游民收容所,在那里住了一晚,以便会同二府衙收容所的外省籍游民一起去游民改造农场。

凌晨五时左右,我们即被唤醒并奉命在院坝里列队报数,然后用点名的方式向押送干部交人。仪式完结,在三名接收干部带领下,三十多名外省藉游民穿过二府衙的小巷来到大街上再次列队,原来是押送干部要对我们讲话。夜色中只听队前有人说:“你们将到綦江县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那里就是你们自食其力的新生之地,前途光明”。他要求我们在途中要听从安排,不要逃跑,最后他说:“我们不会给你们打麻烦,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朴素到无法再朴素的七个字,在我的心中却像一击炸雷一样地轰响,久违了,“中国人”。这意味着血肉相连、亲情相系的神圣词汇啊!这些年你躲到哪里去了?是因为我们经年累月地在猜忌、仇恨的冰窖里挣扎而忘掉了自己民族的高尚传统,还是什么恶魔施了什么魔法冰冻了我们的热血?此时此刻,似有一股暖流在我的体内奔突。对的,“大家都是中国人”!她呼唤着中国人的良知,中国人的尊严,中国同胞间的友爱善意。她使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匮乏的物质生活面前,在人人自危的政治陷阱中,显现出的尔虞我诈、落井下石、自相残害的丑陋行径,在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三个芓面前,羞愧得无地自容。

感谢你,为我散布福音的中国人,你是我心目中的天使。

晨曦中,我仔细端详了这位散布福音的天使干部,他约摸三十多岁,中等个头,论年龄他可算是我的兄长,个头虽然比我矮一点,但他的形象应该是高大巍峨的,他给了我们温暖。

我们在菜园坝火车站登上了从重庆开往赶水的那趟车,当年这种在支线上运行的列车,使用的是一种老式车厢,与现今的客车车厢最显著的区别是旅客的座椅是靠着车窗横向排列的长座椅,乘客并不多,毫不拥挤,出于一种寻找知音的心理,我特意坐在这位传播福音的天使干部的身旁。

他温文尔雅,一看就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他告诉我,他在重庆市民政局工作,祖籍广安,他刚刚回老家掩埋了饿死的父亲回局里上班。他说:“家乡里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家庭,有的甚至全家死绝,真是惨不忍睹。”他也认为所谓的“自然灾害”只不过是政策失误的遮羞布,我俩的观点相当一致。我甚至告诉他我原来也是搞民政工作的,在南充民政局,后来划成右派,送了劳教,是从劳教队逃跑出来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头等机密了,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怎么能不以诚相待?

有人来把这位天使干部叫走,我便独自一人回味我和他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列车上开始供应吃食,每个乘客两个杂粮饼子,一两一个,制作粗劣。我们看见周围的旅客或狼吞虎咽给肠胃以迅速地填补,或细嚼慢咽给味觉器官以充分享受,我们只有一口一口地吞咽着贪馋的唾液。

突然,我们这伙人中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游民窜到一个工人装束的旅客身前,猛伸手竟抢走了他正准备享受的第二个饼子,那不幸的旅客用拳头连连击打这小小的土匪,“小土匪”则弯着腰埋着头不顾外来干扰一股劲地把饼子往嘴里塞,车厢里顿时混乱,其他乘客见形势严峻,都以最快的速度吞下这珍贵的饼子,免遭不测。

包括我在内的多数游民都认为,我们这伙被押送的二等公民可能被剥夺了享受这两个饼子的权利,但游民中也有久跑江湖的老手,三、五个竟向列车员提出质疑,没想到列车员的回答竟是这样令人吃惊:“早就交给你们的负责人了。”

游民们喧闹起来,从另一节车厢里过来了我们的负责人,也就是我崇敬的天使干部,在嘲讽的目光和一片谴责声中,他颤巍巍地从他的提包里取出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几十个饼子,只是他已狼吞虎咽了四个。为避免事态扩大,游民们每人两个照发,只是苦了他同行的两位干部,两个一言不发的中国人,一个人只能得到一个。如果我没有劳教逃跑的杀手锏在他手上,我一定会狠狠地谴责这个用神圣的中国人的名义来骗取了我的信任的“天使”干部,我和他心照不宣地相互不再对视一眼。

细想起来,他也十分不幸,也十分可怜,是谁让我们去接受这么残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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