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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4)

你知道“泡起”的滋味吗?

当我弄懂什么是“泡起”的时候,我已经被“泡起”了。

所谓“泡起”,就是把你送到游民收容所去关押,因为你既没有逮捕又没有拘留,这种关押就与公安部门无关,而是交给民政部门进行收容加以救济。说具体些吧,收容所上午9点和下午4点,将分别为游民提供二两玉米粥,外加一小勺食盐,用这个一天四两的粮食标准救济你。时间长一点你自然会患上一种水肿病,在忍饥挨饿的“自然灾害”年代,这种病比伤风感冒更为普及,别看那患病者白白胖胖,恰似泡菜坛子里泡胀了的白萝卜,实际上他却是饿死的前兆。如果编一本俗语辞典,对“泡起”这个条目的解释应该是:“重庆方言,流行于‘自然灾害’年代,意指被收容所收容救济”。

我被泡起(收容)在邮局巷游民收容所了,并非我有咬文嚼字的怪癖,而是在实际生活里,我们从经常接受的词汇中,会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启发我重视词汇运用技巧的原因是这样的:大约是1958年7月某日下午,我在云南省盐津县修铁路打炮眼,这个工种的特点是两个操作者一人坐在地上掌炮钎,一人站着抡二锤。我手边带着一张旧《四川日报》,用以坐在地上掌炮钎时垫垫屁股。工间休息时,我从屁股下抽出这张党报看着玩,上面登载了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篇国情咨文,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警觉。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有许多名词正被人滥用着,他们把警察统治称之为解放……”。(原文可能有出入,但大意不会错)这话显然是针对当年高喊“解放全人类口号”的苏联和中国这两大赤色帝国而说的。不过从那时起,我对词汇的产生和运用就开始注意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稀里糊涂连阴谋和“阳谋”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对游民这个词略略推敲了一下,从字面上解,似乎有“游荡的人民”的意思,仔细一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都游荡起来那成何体统,显然有点欠妥。有可靠消息来源说,首都北京就不称游民而称为盲流,明知盲目流动的不是什么液体也不是什么珍稀动物而是人,但偏偏不说“盲流人”或者“盲流民”,故意对被诉主体模糊化,以免露出对国家的主人不尊重的痕迹,可见京官比地方官水平高得多。我进入游民收容所还暗自有点庆幸,因为“游荡的人民”无论如何也比劳教的份子要高一个档次。如果我被关在北京的盲流收容所,我只能解读为盲目流动的劳教份子,就将迫使我失去那一点点可怜的庆幸感。

邮局巷距离长江不远,是沿石级而下的一条狭窄小巷,收容所设在这巷子的中段,估计1949年以前,这里是船码头上一个颇具规模的仓库,有高高的风火墙,这高墙原本是防止外面的火源进入仓库,而今天则足以防止游民翻墙逃走。因为不是关押只是收容,虽然都是限制人身自由,这里却没有武装看守,而是由游民中选拔出来的“可靠游民”(此词系本人杜撰)赤手空拳地站岗放哨甚至押解,因为所谓的“空拳”并不意味着是“吃素”的拳头。我进来后,发现这高大的库房里人丁甚是兴旺,男女老少熙熙攘攘走去走来并不像泡菜坛子里萝卜辣椒的景象。

我和今天刚刚送到的几个游民坐在门边的长凳上等候入所登记,我则又一次绞尽脑汁编造谎言来隐匿真实身份,以便在讯问者面前一锤定音。突然我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手里拿着一张纸,将一个妙龄女郎叫到一个墙角说话,那女郎态度傲慢挺胸抬头满不在乎,“眼镜”顿时暴跳如雷,扬起手上那张盖有公章的纸吼道:“我问你,你现在还叫不叫江青,叫不叫江青?!”当年的江青在普通老百姓中知名度几乎等于零,只是1958年新华社发过一篇通讯,好象记叙那个叫毛泽东的“当代帝王”在家里请一个什么人吃饭的事,文中淡淡地提到过第一夫人的名字为江青。可这位在社会上打滥仗(四川方言,意为鬼混)的妙龄女郎,她为什么会化名江青?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终于有声音呼唤李金生,这个名字几经折腾我已经很熟悉了,我被抓的原因是使用伪造的证明住旅店。此刻得老实交代“真实身份”,我便按照腹稿陈述,实际是我五弟的背景情况。说我真名叫张勇武,川大附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想到天津去找表兄学开汽车,因家长不同意街道上不出证明,只好花几元钱买了张假证明等等花言巧语。我本是湖北人,童年时代因是抗日战争时期,跟随父母逃难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读书,口音比较复杂,但绝对不具备成都语音特色,审问者经验十分丰富,知道其中有诈,故意问我:“成都有几个区?”虽然我母亲弟妹都是成都户口,我也曾多次出差到过成都,却从来没有关心过成都有几个什么区,只好推托说:“我只管读书,从来不管外头的事。”他接着又问:“簸箕巷在哪里,锣锅街在哪里?”我当然回答不出来。事后我才知道,他故意把簸箕街说成巷而把锣锅巷说成街,看我这个冒牌货纠不纠正,这样出名的街巷真正的成都人肯定会纠正,我这个冒牌货却一言未发。只听审问者鼻孔里哼出两声冷笑,嘴唇间便对左右吐出两个字:“泡起。”

我被“泡”在二楼上,楼口有“可靠游民”把守,除干部带领任何游民不得上下楼梯,上楼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十多个躺在楼口扶栏背后的水肿病患者,游民们称这类人为“泡胀了的”,他们或躺在地板上呻吟,或靠在墙壁上叹息。只要有食物,这种病不吃药也可以自愈,而他们的病却一天天的加重,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死亡,或者梦想在临死前能吃上一个包子,这是一个奢侈的梦想。冷酷的现实却是一床破草席,裹着僵硬的尸体,拖走了事,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个自诩为“幸福的新社会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留下的空位很快就有新的水肿病患者来填充。

游民们怕“泡起”,公安用“泡起”来威胁对手,因为“泡起”几乎成为死刑的代名词,是不用子弹的杀害,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一切都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

被逮着的“小偷”

当然,绝大多数游民还是活着离开了游民收容所,因为大部份的人都会如实交代自己来自某县某乡某某公社,当某县的游民积累到一定数量时,重庆市民政局就派人将他们遣送回原籍,外省的游民则一律送到綦江县九锅箐游民改造农场。一天四两的粮食标准,“泡起”的时间越长,对身体威胁越大,我必须设法尽快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1948年,江西省立庐山中学曾到湖北武汉来招收学生,我知道庐山牯岭是著名避暑胜地,仰慕已久,贪图游山玩水的我便去报名投考,未料到竟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又在《武汉日报》把我这个“探花”的名字登了出来。当我洋洋得意地把这个令我扬眉吐气的“探花”喜讯,不无自豪地告诉我父亲时,他却冷冷地反问我:“是不是只录取了两个?”但是,在我那一群嘻哈打笑的伙伴中,还是闹得满城风雨,我只得背井离乡去了江西牯岭。这个地方与湖北黄梅县仅是一江之隔,口音极为近似,为了获得外省人的称号,以便去到游民改造农场,早日结束这“泡起”生涯,我写了一份要求“坦白交代”的书面报告,呈交所领导。

第二天,穿着整洁中山服、四十多岁的所领导接见了我,他身旁的桌边,坐着一位年轻干部拿着自来水笔准备对我的交代作记录。所长对我从头到脚仔细审视了一番,甚至伸手触摩我身上那件羊毛背心,然后哼出一句意味深长:“还是毛货。”当然,在“卡叽”布料都是稀世珍品的“灾荒”年代,这纯毛背心的哗众取宠应该顺理成章。结束这番见面礼仪,接着我就开始“坦白交代”,所长面无表情地倾听,记录专心书写。

我用一口纯正的湖北话说,我是江西九江市人,毕业于牯岭庐山中学,真名叫黎维民(狼狈至此,还是想尽力为人民),我高中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做打火石生意来到重庆,初次做生意没有经验,受了骗,流落街头……这一切是我近期和游民们交谈中学到的“经历”,当年做打火石生意被认为是投机倒把行为,视情节可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我敢于冒充犯法,是因为我认为有刑徒刑比无期劳教强,就算判我个三五年,满刑时我也才三十出头。所长很满意,并对我能主动交待罪行的态度表示欢迎,但声称政府还要调查核实。

表示欢迎的具体证明是第二天早饭后,宣布了外出劳动人的名单,共12个,其中就包括了昨天刚刚命名的黎维民,也就是本人。外出劳动是众游民梦寐以求的幸运,重点在外出,而不在劳动,因为外出可以见到久别的街道、人群乃至蓝天白云。外出的优点太多了,运气好可以在路上捡到烟屁股,甚至会碰到个熟人给你施舍点什么,就算这一切幸运都轮不到你,劳动一天,按所上规定,也可以领到一碗糖渣(熬糖剩下的脚子)。带队的“可靠游民”如果好说话通商量,还可以请他代买点食物香烟,如机会好甚至可以逃跑。

两个二十多岁的“可靠游民”,带领着12个蓬头垢面的不可靠游民向某个河坝走去,带队的说今天的任务是从船上卸货,没有趸船的江边,充其量在小木船上卸货,估计不会太繁重,我们坐在江边的鹅卵石上,等待着那一碗糖渣。

我旁边坐着一位二十多岁的陕西人,彼此都是“外省人”,也就有了一个沟通的渠道。一阵称兄道弟之后,由于我逃跑心切,便向他鼓动说,这次外出简直是天赐良机:“只要我们俩一起行动,两个带队的若是去追,谁看管那剩下的十个?”他也点头称是,我又说:“回收容所途中,我喊一声跑,我俩就同时行动,你向左我向右冲出队列。”他说:“行。”我就远离了他,以避嫌疑,同时也暗暗盯着这位老陕,看他是否去向“可靠游民”检举邀功,他十分镇定的看着江面。

直到下午一点多钟,江边有人传话说船不来了,我们便列队返回,带队者首尾各一个,当队列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喊了一声:“跑!”随即冲出队列向右侧人行道奔去,这时只听得身后有人高呼:“逮小偷,逮小偷!”在那饥寒起盗心的灾荒年代,小偷多如牛毛,而被小偷偷过的人,可能比牛毛还多一倍,小偷为众矢之的,民愤极大。迎面几个见义勇为者早已把我拦住,我自知寡不敌众,只好俯首就擒以免却皮肉之苦。

在押归队列的途中,我偷偷地瞟了老陕一眼,他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地盯着前面那个游民的后脑勺,就像先前坐在江边镇定地看着江水一样:“可能他舍不得今晚上那碗糖渣。”我心里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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