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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口述1959(三):解放军的轰炸机从我头顶飞过

1959年5月13日,一批西藏难民经过在喜马拉雅山区六个月的跋涉,抵达印度东南边境。

公元1959年,对几代藏人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年份。

19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派大军进占西藏后,在藏区暴力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抵抗在这一年达到顶峰。

3月10日,拉萨爆发藏人起义。七天后的一个深夜,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无奈出走。时年未满24岁的他,可能未曾料到,此一去,一个甲子。

那一年,八万多藏人追随达赖喇嘛的脚步,背井离乡,踏上流亡之路。匆匆离开时来不及的告别,湮没在时光中。此一别,物是人非。

留下的人见证了中国军队的机枪、炮火。不计其数的藏人,生命定格在了那个年份。武力镇压后的抓捕让一大批人失去自由,戈壁滩的劳改农场里掩埋着他们的尸骨。

达赖喇嘛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写道:“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死亡与破坏进程,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达到顶峰。当这一切结束之时,大约6400座(99.9%)寺庙被毁,中国的占领政策直接导致约120万藏人非正常死亡(藏人总人口约为600万)。”

在那场以失败告终的,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拉萨起义60年之际,美国之音采访了四位旅居海外的藏人,讲述1959在他们生命中留下的印记。

以下是第三部分——《赤列念扎:解放军的轰炸机从我头顶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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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列念扎
68岁,8岁随家人逃离西藏,现居美国

1950年我出生在卫藏彭波山谷的一个小村庄(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那里离拉萨不远。在没有汽车的年代,大家出行都靠骑马。从我的村子骑马到拉萨,清晨出发,中午12点左右就到了。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家有很大的农场,主要种青稞和大麦。我父母的工作就是经营这些农场。

在我出生的那年,中国侵占了西藏。到了1956、57年前后,藏区东部有很多战乱。很多康巴地区的抵抗运动后来蔓延到藏区中部。人们在那里成立新的组织。我父亲在这些组织中很活跃。

我家的房子挺大,总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往往。他们扛着枪,非常高大威猛。我当时想:“哇,这群人是能打仗的。”他们看着挺吓人,但我并不害怕,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

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我就知道外面在打仗的事。村里的孩子们也经常玩打仗的游戏。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扮解放军,一派扮藏军,大家的共识是,汉人的军队最终是要被打败的,所以我不想加入那派。每当有人跟我说:“今天该你扮汉人了”。我都拒绝:“不要,我不要当汉人。”

父亲积极投身抵抗运动,这也是后来我们不得不出逃的原因。那时候,拉萨已经陷于战火中。很多人从拉萨涌入我们的村庄。我们全家到寺庙里去找一位喇嘛请求神谕,看看是应该逃走,还是留下。那位喇嘛说,你们一定得走。

我们是半夜逃走的。那时候我只有八岁,被放在马背上。夜间行路,我们得特别小心,我不断从马背上摔下来。我父母把我拾起来,再放到马背上。那不是什么令人期待的旅行,很艰难。

我们赶了一夜的路,到了一个小村庄。当时我们一大家子人都在——我和我父母、我哥哥、还是婴儿的小弟弟,还有姥姥、两个姨妈和叔叔们。一路上有很多传闻。人们说,妇女和小孩是绝对不可能逃走的,因为那时战火纷飞,我记得听到大炮发射的声音,“轰轰轰”。

我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爸爸和两个叔叔决定去加入抵抗运动,和解放军打仗去。他们扛着步枪,挎着手枪和长刀骑马走了。他嘱咐其他人回家去,因为这趟行程太危险了。

我们于是又往回家的方向走。半路上,遇到一位高僧。我的父母非常信任他。他对我妈妈说,不要回家,别担心,跟着我们走。但是我们家大多数人还是决定回去,包括我姥姥和哥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

妈妈带着我和小弟弟,还有两个姨妈又上路了。那时候数千人在逃亡。我们不总是在山里赶路,也有空旷的平原。有时候早上,天空晴朗无云,突然之间,中国的战斗机出现在头顶,开始向逃亡的人群扫射。

人们飞快地逃跑,找任何可以藏身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飞机,有时候我会好奇地抬头看。这时我妈妈就会打我一巴掌,警告说:“快过来,藏好了”。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向我们发子弹,“哒哒哒哒”。

我没有见到流血和尸体,算是万幸吧。但我知道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那时候很多地方都在打仗。有一次我们差点被解放军抓到,很恐怖。要是真被抓到,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坐牢,遭受酷刑,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反动分子。

听我父母说,我们走了21天,从西藏到不丹,再到印度。在德里,我们和父亲、两个叔叔重逢了。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官方数字说,1959年有8万7000名西藏难民逃到了印度。即使到了印度,很多藏人还认为,他们不会待很久。当时大家都以为藏军最后会打败解放军,我们会把西藏夺回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家去。

在印度南部一个难民定居点安顿下来后,每天早上都有一只鸟在我们窗外叫。那叫声很像在用藏语说,“西藏自由了”。我的父母说,连鸟都这样叫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回西藏了。

如今60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西藏。80年代初有一段短暂的开放时期,我妈妈回过一次西藏,见到了我的另外两个哥哥。当年他们在很远的寺庙里当僧人,没法和我们一起出逃。妈妈说,他们受了很多苦,被送到劳改营里从事艰苦的劳动。

今天,西藏仍然没有获得自由。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压迫很越来越严重,人们在遭受磨难。我希望有一天,中国会有更开明的领导。他们会认识到,压迫不会带来和平,善待藏人,与西藏和谐共处,对中国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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