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中美关系的急剧转变令世界惊讶。这次中美经贸冲突的教训是，称雄意识妨碍了和平发展。由于一定要当老大，要说了算，而为了称雄，便不择手段，最后反而导致摩擦冲突。要和平发展，其关键是与各国平和相处，不以挖对方墙角、损人利己为谋略。如此来看，称雄意识其实是和平发展之敌。
中美关系为什么未能和谐相处？
中美关系变坏了，连中国的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美经贸谈判和美国追究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举措都表明，美国不再信任中国了。为什么会如此？最简单的说法是，川普太坏了，他故意破坏了中美关系。可川普并非威权国家的总统，没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和权力，他不但受到反对党的抵制，也遇到共和党内的约束，更别说整天与他作对的众多媒体了。然而，在美国国内对川普政策的频频质疑中，唯有川普的中国政策不仅在美国国会内部，而且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圈和中国研究圈里，并未遇到强烈的反弹和批判；相反，赞同的声音倒纷纷出现，各种反思美中关系的观点也不断发表。可以说，美国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出现了集体转向。
中国官媒提出一种解释说，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太成功，所以美国要堵中国的路；说得直白点就是，美国妒忌中国，所以制造了摩擦。假如这种说法成立，那么，2014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的顶峰时刻，那时美国的“妒忌”为什么没“发作”，难道奥巴马一个人可以“力挽狂澜”、顶住美国国内“普遍的妒忌”？2018年之初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下行阶段，再也不会出现过去的那种超常繁荣了，难道一个经济上相对变弱的中国，反而激发出美国更强烈的“妒忌”？显然，中国官媒的“妒忌说”并不靠谱。
其实，过去两年来，美国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快慢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而是一种对中国在国际经济活动和对外姿态方面咄咄逼人的动作之本能反应；而美国改变对中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防卫型举措。所谓的咄咄逼人，包括通过“千人学者计划”引诱华裔学者把他们服务的美国学术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机密带到中国去，安排技术间谍窃取大量美国企业的技术机密，使用网络攻击手法入侵美国的政府和企业网站以盗取机密，在美国设立风险投资公司来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创业公司、以便把它们的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等等。在这些灰色地带或完全非法的活动背后，展现出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雄心勃勃。如此便让美国政府和企业、知识界意识到，中国似乎一直在利用中美之间以往的友好关系，挖美国的墙角，多年积累的信任就这样崩塌了。谁都明白，这类活动绝非处友之道。如果甲有个朋友乙，后者老偷他的钱财，甲越善待乙，乙越得瑟，这两人还能友好相处下去吗，恐怕只好分道扬镳、断绝往来了。
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不愿意让中美关系对立起来，此言似乎不是虚饰之词。但为什么非得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做出一系列令美国越来越警惕的动作呢？我认为，关键是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即中国的世界观）当中，存在着称雄意识，为了称雄便不择手段；同时，对这种意识的负面后果缺乏认知，于是称雄的努力反而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结果。
中国的三个意识：称雄意识、假想敌意识、积怨意识
一个人可能追求权力或财富，这反映出他的个人价值观；而中国人的价值观里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内容，就是在世界上称雄，尽管这种意识其实与提升个人经济社会地位毫无关系。所谓的称雄意识就是，一定要当老大，要由我说了算，而不是与竞争对手平和相处。与称雄意识密切相关、互相支撑的是另外两种意识：一种是假想敌意识，即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因为敌视民主制度和普世价值，必定把美国作为遏制中国的最大威胁；另一种是积怨意识，就是从中学生开始就非常熟悉的“落后就要挨打”，它的潜台词是，强大了才能“横着走”。三者可以合称为“中国的世界观”，它们都是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取向，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要当老大，唯有说一不二、耀武扬威，心里才爽。
这三个意识不仅仅是高层决策时才有，它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三个意识深入民心之后，就成了维护政权形象的重要检验标准。与这三个意识相对应，“不称雄不足以证明成功”、“坚持制度现状才能顶住西方的威胁”、“能支配国际规则才算站起来了”，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之所以把这三种意识称为中国的世界观，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其实没有这样的意识，也不觉得，称雄有什么特别令人满足之处，美国民众多数也是如此。称雄意识希望自己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一呼百应、说一不二，而美国民众事实上却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角色。早在2013年美国有过一次民调，旨在了解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013）”的看法，结果发现，有53%的应答者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强大作用比十年前下降；与此同时，不希望美国重新在国际社会扮演强大角色的美国人却占83%。2014年《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一项民调也显示，受访者中47%的人希望美国降低在国际事务中的活跃度，比2001、1997和1995年的类似民调所获比例都大。当美国人拒绝称雄的时候，受称雄意识支配的中国却发现，称雄的机会来了。
这三个意识从何而来？
称雄意识的产生，当然与集权体制下的洗脑教育制度有关。官方长期以来一直在灌输这些意识，而这三个意识也都是对内宣传的精神支柱。这三个意识的相互关系是：称雄意识定义了国家成功的唯一标志；假想敌意识确立了挑战对象和军事上的备战目标；而积怨意识则挖掘民族主义情绪、充当社会动员的工具。
许多人把灌输这些意识看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必然组成部分。但换个角度去看，这三个意识或许也是中国历史文化沉淀的现代包装。中国的古代史当中，战国、三国时期都有关于称雄的印记，这些观念通过古代史教育和历史剧，不断地在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心中留下了称雄意识的现代版文化记忆；古典文学里的《水浒》讲的也是排座次、谁当老大，中国社会的江湖文化一向尊崇老大意识；而大清历史上不断扩张版图之举，在当代的历史教育中同样培育着称雄意识，过去二十多年里二月河则在文学领域里为此做了不少贡献。
与此对应的是，在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的教育当中，称雄的历史教训却鲜有提及。仅举两例。中国的现代史当中，抗日战争部分的重点是抵抗日本侵略，而对大日本帝国曾经试图称雄亚洲乃至世界（称雄意识）、把英美确定为假想敌（假想敌意识）和黑船记忆（积怨意识），却很少有深刻的批判。上世纪前30年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与今天的中美关系颇有相似之处。当时日本和英国是盟国，日本海军学校的教育养成和联合舰队的作战训练，几乎都是英国人手把手教出来的；但日本为了称雄，不惜翻脸，英国和日本从师徒变成了仇敌，最后日本的海军航空兵一举歼灭了英国远东舰队两艘最新的战列舰，日本陆军又攻占了新加坡的英军基地，把英国从太平洋上彻底赶走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最终失败，其实植根于它昔年的称雄意识。
上世纪60到70年代的中苏对抗史，则是中国称雄意识的一次大爆发，几乎因此把中国拖进了核战争的毁灭深渊（可参见我去年10月的文章，《中美蜜月：始自冷战，终于冷战？》）。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热衷于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头”（“头”这个字是毛本人在莫斯科开国际共运大会发言时的用词），为此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经济上“赶英超美”的口号，试图证明毛式道路比苏式道路更成功，结果，不仅酿成了全国性大饥荒及饿死几千万农民的惨剧，而且与苏联从亲密无间变成翻脸不认，从以苏为师发展到武装冲突。最后还是美国制止了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意图，拯救了毛及其治下的中国。
一个国家，不称雄就不算成功？上述两例说明，不择手段地为了称雄而狂奔，其实才造就了失败的温床。
韬光养晦，还是和平发展？
最近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圈里重新出现了要韬光养晦的声音，似乎只要在对外关系上注意韬光养晦，就能缓解中美关系。韬光养晦是邓小平在90年代初提出的对外关系战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韬光养晦其实属于谋略，其背后的潜台词则是“有朝一日……”。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之策，背后也同样有上述三个意识的背景：“力量不够的时候不要张扬”，“对美国警惕但别说出来（办好自己的事）”，“等强大起来以后再说”。换言之，韬光养晦只是阶段性地推迟称雄意识的手段，而不是消除称雄意识。如果按照韬光养晦的思路，无非是，此次中美交锋，一战不果，养精蓄锐，徐图再战，其结果自然还是再度冲突。
这三个意识不仅仅服务于对内宣传，它们反过来也会绑架国家战略，因为在三个意识的支配下，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若不能迎合这三个意识，就可能被视为“软弱”、“投降”。而被这三个意识绑架的对外战略必然带有攻击性色彩，既然称雄意识要求尽快取得成功，就必然会为达到目的而采取不择手段的各种方法，由此便产生对其他国家的威胁，然后造成摩擦和冲突。如果只是韬光养晦，其实不过是把潜在的冲突积累起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就是三个意识引导下对外政策早晚一天会导致的必然结果。
中国已经提出了和平发展的说法，但并未反思这三个意识。中国的和平发展一定需要这三个意识吗？和平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无需设定在什么时候赶超谁、压倒谁的目标，也没这个必要。经济发展的快慢，受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约束，不应该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而强行与国际社会对立，也不能为了赶超而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重要手段。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和平发展，而且它们各自的自然发展并不对别国构成威胁。
不称雄、不设假想敌、不找补历史积怨，中国就不能稳定，不能发展了吗？其实，中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并未造成外部冲突或摩擦，这说明，和平发展本来是完全可能的。而过去几年来对美关系的恶化，并不单纯是正常竞争导致的经贸利益摩擦，而是因为称雄意识引导着思维，把中美摩擦视为美国阻止中国称雄的外部挑战，反过来又自我强化称雄意识。这次中美经贸冲突的教训就在于，称雄意识其实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自设陷阱；而和平发展的关键是与各国平和相处，不以挖对方墙角为自利之道。重新认识和平发展的基本路径，将会成为中国今后的一个长期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