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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19)

大批斗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喷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熟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式了。我在阳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喷气式姿势优美,无懈可击;双腿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根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色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日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压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日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强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压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喷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强。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高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学生,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根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性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性,难道是想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黄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解放前同进步学生为敌,参加过反苏游行。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藏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自杀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日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高到一米多的日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革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足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兴趣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白白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内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够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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