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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1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怎样呢?

我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一派,做一个逍遥派是我惟一可选择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样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想到快意处,不禁一个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间决没有世外桃源,燕园自不能例外。燕园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做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全校的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不钻避风港,我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了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这一位女首领的。她愚而多诈,心狠手辣。我不愿意冒同她为敌的风险。我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去游行示威。大概是因为印尼方面烧了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的两大派哪一个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排上了几十辆租来的大汽车,供游行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的群众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就成了问题。两派认识我的几个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我跟前来献殷勤,拉我上他们的车,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的女干将,拉我特别积极。从内心里来说,我是愿意上他们的车的。但是,我还有顾虑,不愿意或者不敢贸然从事。新北大公社派来拉我的人也很积极。最后,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一路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馆,喊了一阵口号,又浩浩荡荡地回到燕园来,皆大欢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家中去“闹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并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单单到他家去“闹”。反正当时任何一个战斗队,可能在某某后台的支持下,都有权宣布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连他住的确切地方都不知道。这一次因为路近,没有乘坐大车,绝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为属于“有车阶级”,于是便骑车去了。由于两派群众混杂在一起,我没有像到印尼使馆去示威时那样受窘。没有人来拉我参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骑车单干户。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车队中随大流骑向前去。过了青龙桥,我看还有人骑车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从起来,跟着那些车骑向前去。一直到了万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道不对头,忙回转车头,又来到了青龙桥,却听群众中有人大声嚷嚷,说是已经“闹过革命”了。我只好随人流回到燕园。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将军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我连大门都没有看到。我想,当时很多人闹革命就是这样闹法。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必须提一提。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有一些在前一阶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之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有的也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我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有不少东语系的教员动员我参加学习班。井冈山的人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我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虽然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虑,决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来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两派各自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捧得像圣母一样。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这个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话必须说出来,心里才痛快,我对于两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这就给我招来了麻烦。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怎能还有什么办公室呢?但是,在我记忆中,确实是在办公室中会见了她们。我现在一时还想不清楚,以后或许能回忆起来)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〇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我发现,我现在的处境几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样。我有点不耐烦了。我曾说过,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我就这样上了山(井冈山)。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

海下了,山上了。这个举动有双重性。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过去必需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没有侥幸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过去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其他反动组织,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时,新北大公社那位女头领肯定已视我如眼中钉。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况且她此时正如日中天,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趾高气扬,炙手可热。我季某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她能善罢干休、饶过我吗?而且此时形而上学猖獗,在对立面成员的言谈中,文章中,抓住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对方打成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大脑中管语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个卡片柜里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错。一旦拿错,让对方抓住小辫儿,“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头领就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她的徒子徒孙经常为此而为她捏一把汗。这样的形而上学再加上派性,就能杀人而且绰有余裕。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侥幸心理并不可靠。我怀着这种侥幸心理,在走钢丝,随时都能够跌下来,跌入深渊。这一点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要揪我了;一会儿又说要抄我的家了。我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这暴风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压了下来,把我压垮、压碎。这时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员恐怕都有我这种感觉,而我最老。炎炎的长夏,惨淡的金秋,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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