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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

最早的照相是靠“影像铺”这样的店家用传统的画像方法描绘自己的容貌。当时画人叫“小照”,画亡灵为“影像”。摄影术传入中国后,人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称为“照相”。

很多人对童年照相都有种特别的情怀,它带着时间的质感始终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那时的照相术,是使被摄的影像通过镜头在感光片上曝光;曝光后的感光片经冲洗加工得到呈现被摄体负像的底片;再经洗印便获得与被摄体基本一致的正像。虽然现今这个“速食时代”,照相馆已经几乎不用胶片了、繁琐的温情再也不被关爱了,但童年的记忆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留恋、使人向往。它始终带着一种奇妙的味道,在温润着我们的心。

据史料记载,归化城的第一家照相馆“锦昌照相馆”,是1910年由内地人开设的。后来随着市场的需求,“冠北照相馆”“合记照相馆”也相继开业。

1920年,归化城大北街路西成立了一家私人“豫芳照相馆”,掌柜张占鳌,不仅精通照相术,还善于经营管理。他在区内外广招摄影技术人员,照相设备全是进口的蔡司、林哈夫等照材。靠着优质的服务,照相馆越做越大。豫芳照相馆不仅配有德国大型木制高级座机,还增添了德国新闻外拍机,派专职人员跑外,满足了呼市大小型会议外拍的需求。1956年公私合营,张占鳌的儿子接父亲的班当了经理。1959年呼市遭受洪灾,豫芳照相馆因冲毁而倒闭。

说起豫芳照相馆,不得不提石寄圃。石寄圃(1910~1984),字炳经,武川县哈拉门独乡土盖门大九号村人。是从归化城走出的电影艺术家。民国12年考入归绥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后提前离校,参加了联华公司北平厂电影训练班,半年后结业。年底进入联华上海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导演,同时在上海天一电影厂参与电影工作。

民国35年,内战开始后,石寄圃回乡。1954年在归绥豫芳照像馆(后合并到“天一”照像服务部)工作,1976年退休,1984年10月13日,因胃癌逝世,终年74岁。

记得儿时新城鼓楼西街路南有一家“春光照相馆”,那个照相馆门前的大橱窗里陈列着文艺界名流、劳动模范、战斗英雄的大幅油彩着色照片。我十分羡慕橱窗里的那些靓女俊男,每次路过都会驻足观望。这些“橱窗名星”为五六十年代灰暗色的街市平添一抹亮丽的风景。

我在“豫芳”“春光”两家照相馆里都照过像,那些照片至今保留在父母家的影集里。我儿时所有的照片都留着锅盖头,那是时代的特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看好锅盖头,甚至为我的锅盖头感到羞愧与纠结,自从朝鲜的金三世登基以来,我的锅盖头心结才有所缓解。

记得儿时每次照相前,父亲先要带我去剃头。那时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剃头,剃头匠的推子如果缺少润滑油,冷不丁就会把头发揪住,疼得我直呲牙。寒光闪闪的剃刀,在我耳根后挥舞时,我非常害怕把我的招风耳给削下来。使我更困惑的是,剃头匠为何非要紧贴头皮往上推,不留点坡度?仅头顶上留下一片乌黑的头发,犹如房檐、锅盖一般。

听父亲说,二十年代豫芳照相馆刚开张时,归化城里还没有电,不能利用灯光摄影。影棚里有个天窗,照相时要利用天窗射下的“天光”。如果光线太亮,就会拉起白布遮挡天窗来调整光线;如果遇上阴天,光线太弱,就用反光板增强光线。

豫芳照相馆的相机是一个巨大的座机,人蒙上布看镜头的那种。相机下有轱辘,测光全凭经验,变焦全靠人推。拍照前,先根据客人要几寸的,即在相机的后匣插入同等大小涂有药水的玻璃底片。这种相机在摄影史上分为干版法和湿版法,湿版法临拍摄时现涂药水,而干版法自带药水。底片是玻璃的,分薄厚两种,越厚的越贵。

我儿时,照相馆已经开始使用镁光灯。拍照的瞬间,镁光灯的镁粉被引燃,会发出耀眼的强光,同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几乎同时,燃烧的镁粉冒出了淡蓝色的烟雾。

我很恐惧那种一次性镁光,尤其那一声巨响、一股青烟,像炸药爆炸一样,没经见过的人会吓一跳。

摄影从清末进入中国,最初一直是属于达官贵人的奢侈品。那时人们非常注重拍照时的形象,照相时必定要穿上时下最流行的衣服,如西服领带、长袍马褂、旗袍等。家中曾经有不少民国时的老照片,文革破四旧时,都付之一炬。

影棚中有各种的布景,分别缠在一根根长长的卷轴上,上面有杭州西湖、上海外滩、北海白塔或洋房花园。典雅如古画,摩登如月份牌儿。都是请人用水粉来画的,用哪幅就卷开挂好。还有些汽车和摩托车的模板,人到后面假装坐汽车或开车,拍出来跟真的一样。车灯都在闪光,十分逼真。影棚中实景也是有的。一般是怒放的鲜花置于花盆架子上,人手扶着花,拍出来很是雅致,似文人书房。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人将进照相馆拍照视为人生一大事。中国人有为新生儿过百天拍全祼照的习俗。届时,孩子坐在椅子上,由隐藏在椅子后面的父母密切地扶着小孩的后背;照相师一手捏着皮球快门,一手摇着小铃,把孩子逗笑了,灯光一闪就拍完了。我们那个时代的小男孩大多数人都有一张全祼的“百岁留念照”。

那时,人们喜欢在拍照时突出自己的职业,甚至模仿工作的情景。毛纺厂的女工,下班后结伴来到照相馆,身穿围裙、手拿梭子,做着纺织的动作;医生也身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拍照;工人则身穿背带裤,臂套套袖,手拿活扳手展示英姿。摄影机“咔嚓”一声,将这一刻定格。

及至文革,各地的照相馆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纷纷改名,如东方红照相馆、朝阳照相馆、红卫照相馆等。当时因革命需要和条件局限,许多地方的照相馆还担负起了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那就是翻拍毛主席像,供新华书店统一销售。

那时,男女青年照相都要穿军装、戴军帽、扎皮带、戴红袖章、背军用挎包。上衣别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在胸前,都是最时髦、最自豪的做派。摄影棚里的背景也都更换成了北京天安门。

文革中我们照过一次“全家福”。记得照那张全家福时,摄影师一再强调不能眨眼,如果谁照瞎了,那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我自然是听话的,努力瞪着眼睛,可眨眼是瞬间的事,往往不受自己意志的控制。摄影师的头钻进镜头后的黑布里,叽里咕噜地说着话,我往往不知所措。他的头数次从黑布套中钻出来,提醒我们放松,然而照片上最不自然的人总是我。

那次照相时,我们走得着急,竟然忘记携带毛主席语录。幸好照相馆备有毛语录,我们坐稳后,摄影师给我们每人手里塞了一本,教我们摆好姿势。他说,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如果上级一旦发现他拍出的照片没有毛语录,他将饭碗不保。

1979年,姜昆李文华曾说过一段相声,名叫《如此照相》,说的就是文革时照相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有许多照片是不许照的,比如婚纱照不许照,属于低级趣味;逆光像不许照,脸发黑象征黑暗;烫发不许照,象征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照相还必须摆出革命姿势、进门还得喊革命口号,否则也不许照相。貌似荒诞,却是实情。

1976年,我和妻子的结婚照,是在“市毛”东面的“内蒙古照相”照的。那是一张双人黑白“大头照”。我俩都身穿清一色的蓝色制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我上衣左上侧的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我俩都没化妆,只是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按照男左女右的习俗坐在一起,将头微微靠向对方。虽然表情严肃、神色木讷,这张双人“大头照”毕竟是我们青春的见证。

我俩的结婚照远不如父母的结婚照庄重典雅。父母在民国三十六年拍摄的结婚照温馨而奢华,父亲西装革履、母亲一袭洁白的婚纱。呜呼,无产阶级掌了权,他们仇恨富有,以贫富来划定人的优劣。

作为时代的特征,那时的照片上都印有照相馆的徽标,装照片及底片的小纸袋上也无不印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最高指示”,如“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纸袋我至今仍有留存,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印记。

后记:

中国人的第一张照片,是1844年,由法国人于勒·埃及尔给清朝大员耆英照的。也就是说,照相机于1837年在法国问世后,这是在中国照的第一张相。这说明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照相机,更不用说会照相的人了。为什么耆英成了中国照相的第一人?因为于勒是以法国海关总检察长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清政府接见了他,当于勒提出要为朝廷大员拍照时,没有人敢照,因为当时宫里还没有人见过照相机这津玩意儿。耆英跟洋人打交道多,见多识广,自然就要个示范作用,他于是就成了中国照相第一人。

照相机是何年传入中国,说法不一。据清人周寿昌的《思益堂日札》记载:道光丙午年,他旅居广州,见到取影器的记述。因此有人推断:道光丙午年,即公元1846年,也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第四年。那时候到中国游历的人日渐増多。周寿目看到的这架照相机,就是进入广州的西方人带进来的。这样看来,最迟1846年照相机已经传入中国。照相技术传入中国后,被因循守旧的人视为“西洋淫巧之物,能摄去人的魂魄,伤神损寿。”所以,直到1903年,清朝皇官里的裕勋龄才开始给慈禧拍照,当然也给皇帝、太后其他皇亲国戚拍照。这距今已有100多年,这应该是清王朝皇亲国戚最早接触的世界科技,老百姓当然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民间,我小时候还常听人说,照相能摄取的人身上的血,所以对照相都有点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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