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指政府为了维持运转以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对个人和法人强制和无偿征收的实物或货币的总称。
作为一国之民，纳税天经地义。但，怎么交，交多少，却是永远的课题。
孟子在《梁惠王》中坦言，要“省刑罚，薄税敛”，这是站在减轻百姓负担的角度，在宏观税收政策层面的考量，旨在提高全民生产积极性。而《后汉书·鲜卑传》中“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体现的则是重税之下的民不聊生。
对重税的讽刺莫过于南唐。某年大旱，烈祖李昪问大臣，“我怎么听说郊区都在下雨，而且雨量颇丰，为啥独独咱们城里面亢旱不雨咧？”被问话的大臣大概有一颗不想活了的心，也可能是责任感使命感爆棚为民请命，朗声答道：“雨水怕收税，不敢进城。”
进城就收税，这个税指的应该是过税。唐宋时期，对商人征收的商税为过税和住税。住税，是对在本地售卖的商品收税，过税，是向途径本地的货物征税。如《宋史》所言，“行者齎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表面上看，过税的税率低，好像负担并不怎么重。事实是，过税不是交一次就拿到通行证自此畅行天下，沿途重要关津都会依法依规找你缴税，走得越远，交的愈多。
显然，过税对于增加财政收入意义重大，但严重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特别是限制了商品远距离的行销，是懒政的典型代表。因为收了钱，却既不搭建市场，又不管理秩序，只是牢牢扼住咽喉要道，便大肆收费，与江湖绿林的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并无二致。
然而，自古至今，永远是加税容易减税难。有些沿江居住的渔民，捕了鱼挑着担子到附近村落售卖，被捉住以逃税进行处罚，有的在山上打了柴火到附近售卖，一旦被发现，一捆要交5、6文钱税金。有的村民为了躲税，不进县城，在郊外交易，税吏发现之后就跑到距离州县二、三十里的地方拦截，遇到交易的村民就冲上去缴税。
想减轻长途运货的税负，人们不得不动歪脑筋。有些人选择依附权力，比如搭乘官船，可以扯虎皮做大旗，逃避检查和征税。黄仁宇先生在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写有“两处商税务的巡检登船查验”，被乘客以翰林院的身份搪塞，税务员知道翰林院“常有职权外的声势”，“如果得罪了他们，可以影响到层峰”，“不得不谨慎行事”，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三大捆骆驼毛和夹带的私货分文未缴纳税金。
到了元朝，为活跃经济，过税被一纸皇命废止。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并不好撬动，有时候政令也不是件件都出得了元大都。
比如，马可波罗在成都周边旅行的时候就发现，“许多大川深河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流从不同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城市……城内有一座大桥，整个桥面上有许多别致的小屋和铺子，买卖众多的商品”，其中有一座较大的建筑，是收税官的居所。
收税官的工作并不复杂，所有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交税，不交就别想过去。据说，就凭这一座桥，税务官大人每天可以收上100个金币。这些闪着金光、沾着汗珠的金币，都是光明正大地打着替大汗收缴的名义征收的。
至于其中有多少能送到首都，交到国库，供大汗使用，你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