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国大陆开展了第一次“严打”，而在“严打”的几个月前，“计划生育”被写进了宪法。
我曾经历过几次严打，儿时的记忆不太确切，但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宣判大会的情形，那是一个年纪不小的老教师，他垂着个头站在台上，旁边的警察一字一句地宣读着他的罪状：与自己的学生发生了性关系。
宣读完毕，当场判决：死刑。
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强奸罪的，属于严重的范畴，而稍微轻一点的则是流氓罪，比如性骚扰，或者跳贴面舞。
《霸王别姬》的编剧芦苇曾经写过一篇他当年犯“花案”的文章，因为跳了舞，结果被抓进了监狱，几十个人被关在一个连脚都没地方放的铁笼子里。
你们都应该知道迟志强，他被判了四年刑期的原因就是和人跳贴面舞。
“严打”的原因是治安案件增多，于是中央采取了这么一个“从重从快”的政策，从重，意味着小偷小摸都可以被判死刑，从快，意味着可以绕过法律，轻率地定罪。
于是那段时间有打架被判死刑的，有偷窥女厕所被判死刑的，当时还流传着一句话，说某某某偷了一块钱被判了死刑。
“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力度，在我的记忆中，高额罚款、被抄家扒房子、拖家带口四处流窜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多年以后黄宏宋丹丹还在春晚上演了一个叫做《超生游击队》的小品，“深刻地鞭挞”了那些不止一个孩子的家庭，“一人超生，全村遭殃”。
而《地久天长》，说的就是从这个时段开始的故事。
《地久天长》号称是一部史诗，在我看来，史或许能算得上，诗这个字则是无论如何也靠不上的，它说的是一个顺民的自我修养。
所谓顺民，就是只经历，不反抗，更不会有有反思。
咏梅的二胎被抓去人流，她做了什么事呢？不反抗，任其宰割。
丈夫王景春倒是反抗了，他用拳头往墙上砸破了皮，然后乖乖地跟车去了医院。
咏梅的儿子被淹死了，她做了什么事呢？哭，然后躺在床上独自承受。
丈夫王景春做了什么事呢？他告诉肇事者家庭，不要跟小孩子说啊，不要让他背上负担。
看起来，就是中国式的“好人”家庭。
王小帅曾经写过一段创作主旨，说自己很幸运，他身边的邻居叔叔阿姨也是这样，遭遇了很多不幸，但从不表露。
他称之为慈悲，称之为“福报”，鼓励一种爱与宽容。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个底层的家庭被剥夺子孙的权利，连反抗的途径都没有，你认为这是爱与宽容？
一个底层的人民，遭遇种种不幸，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叫做慈悲？
如果这都算所谓的爱与慈悲，那么那些个乌托邦电影与小说里愚昧得没有思想的民众岂不都是圣人？
在我看来，这无非是顺民罢了，没错，他们是支撑着社会基础的大多数，但如果说你的创作主旨是歌颂这种隐忍，会不会走偏了一些？
《地久天长》的问题也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事情，但王小帅偏偏去歌颂它。
而且他歌颂的甚至不是“爱”，而是“原谅”，这样的创作思路很是可疑。
于是你便可以看到，在电影前两个小时里，王小帅的表现还是很稳的，虽然拍得像电视剧，但也拍出了一种时代感，“严打”、“计生”、“下岗”，该有的都有，在两家人的纠葛中呈现出来时代的动荡感，“人流”、“溺毙”、“离家出走”，隐隐也是表达了一些对时代的观点。
然后到了最后，你可以说是忽如其来，王小帅无节制地开始煽情了，连“我心里住了一棵树”这样滥情的台词都出来了，你还能说它现实？
一个被加诸苦难于一身的家庭对一个既得利益者家庭的原谅算是哪门子的现实？
当然，即便是这个创作方向有些吊诡，但我还是得承认这是一部不错的电影，而不错的主要原因，一是抓住了国人最关心的子孙问题，二是因为它足够长。
没错，“长”，在这里也算本片的优点之一。
电影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支线，比如齐溪千里去找王景春来了那么一发，名曰赎罪，其实没什么必要。
但我还是认为这些奇奇怪怪的支线支撑了电影的厚度——人一辈子不可能是按着一条线来走的。
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个长度，你花了三个小时沉浸在一个家庭的变迁中，出了影院，很容易便会有恍如隔世之感。
而这，恰是现在很多华语片所缺少的，毕竟，“史”这种东西，既危险，大众也是漠不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