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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中的“左叶事件”

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现代文明民主国家权力运作的基本规则,而新闻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又被称为“第四权力”,新闻记者于是也被人誉为“无冕之王”,对于正常的文明社会而言这些已是常识。然而在极权专制制度下,尤其在共产极权专制下,这一切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轻则称其为“资产阶级反动观点”,重则则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1957年的所谓“反右”运动中便出现了这样一场对新闻界大规模的打压与迫害。

中共从它在延安占山为王到紫禁城夺得国柄,不但从不接受三权分立的普世规则,更把“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视为草芥,视为其一党私有财产,囊中之物,于是乎把它冠以“人民”头衔的全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也称为“党的喉舌”,还必须姓“党”。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共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所以笔者要在下面向大家介绍的这个发生在1957年所谓“反右”运动中轰动一时的“左叶事件”,也就既令人气愤也不足为怪了!

1957年4月,当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大约相当于中共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伏罗希洛夫应邀到北京来参观中共举办的“全国农业展览会”。此时斯大林虽已亡故四年,毛泽东自感羽翼渐丰,已不安心作苏联“儿皇”的地位。但在表面上毛与中共都还不敢公开挑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提法和“苏联老大哥”的地位。因此当时伏罗希洛夫驾临北京仍是一副“太上皇”的姿态。中共的“人民日报”一口一个“伏老”令人听后顿感“肉麻”。在“伏老”参观“全国农业展览会”的现场,中共的官员一个个都像打了鸡血针一样的兴奋,巴望不得能靠“伏老”近一点,留下个镜头,也好光宗耀祖吧!

1957年5月初的一天就在伏罗希洛夫与刘少奇出现在农业展览会现场时,记者纷纷想去抢拍镜头,官员则极力想靠近点,把自己也拍进去。如此一来由于当时记者较多,还有不少参观人员,秩序显得有些混乱。这时有一个矮胖的官员却是一副很不知趣的样儿,总是站到刘少奇和伏罗希洛夫的前面,紧紧挡着摄影机的镜头。弄得记者无可奈何,忍无可忍。于是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韩德福实在没办法了,便走过去轻轻地拉了一下那位矮胖官员说:“同志,请你让开点!”谁知那位“同志”扭过头来,一脸怒火地说:“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当时此人横眉怒目,眼睛睁得大大的,样子十分吓人,韩德福吓了一跳,也弄不明此官系何方“神圣”?如此大的口气!只得走开了。

原来此人就是当时中共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其人来头不小。原是农村一名无业游民,当中共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江西搞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此人于1927年参加红军,后来参加过所谓的“长征”和西路军西征,历任团长、旅长、师长。1949年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师长、中南公安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2年转业到农业部仼部长助理。可谓一路官运亨通,所以无怪那天如此飞扬跋扈。而且现场大家都听见了,左叶是在骂人,并且骂的是“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好一个叫“你们”滚出去!实则是骂了全体在场的记者。那时还没开展所谓的“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还没被打断,还有一点从“旧社会”带来的文人的自尊心和骨气,因而无法任中共官员随意侮辱“唾面自干”,于是乎在中共管制下的媒体也终于忍不住发声了。

当时北京的《中国青年报》是共青团中央机关报,而共青团被视为是中共的“嫡系”队伍接班人,故一向比较敢说话。5月7日,该报那天在场参加摄影采访的记者洪克写了一篇题为《部长助理与摄影师》的小品文刊登在当天的《中国青年报》的“辣椒”专刊的第四十八期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左叶。第二天,《文汇报》则刊登该报记者的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恼》,再次报道了这个事件,同时还专门配发了社论《尊重新闻工作者》,对左叶进行了较为尖鋭的讽刺。接着《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也跟进作了报导,《北京日报》还举行了记者座谈会。5月10日,《人民日报》的副刊还刊登了《要学会尊重人》的文章和《官僚架子滚开》的诗,并配发了讽刺性的漫画。其他一些报刊也都发表了类似的文章。1957年5月11日,新华社又发了通稿,使这件事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新闻界关于新闻工作者地位和反官僚主义的大讨论。

而此时也正是毛泽东在作“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之日,毛号召大家“鸣放”反官僚主义,反教条主义,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所以此时谁也不知道毛泽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以为他当真是要在中国倡导民主和开放新闻言论自由了,所以左叶大官人也只好夹起尾巴聆听批评。一批“左家庄”的党棍子御用文人们虽一肚子“不理解”的怨气,也只好偃旗息鼓忍气吞声。到5月下旬,左叶事件的第一阶段便以新闻媒体人的全胜而告一段落。

可是接下来,在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并危言耸听地认定:“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还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更指出“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与中共就这样一夜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发动了它所谓的“反右”运动。实际上就是把前段时间在中共各级党委(包括毛中央)号召人们帮助中共整风而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通通定义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加以“秋后算账”。而“左叶事件”则更加严重。因为它是一个临时的偶发、突发事件激起众怒而招来的强烈反响。这在当局看来就更是大逆不道“向党进攻”。

于是乎在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便发表社论题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这篇社论竟然定调说:右派分子向我们的党和国家猖狂进攻的时候,巧妙地利用这个事件,从新闻战线上放出一支毒箭。接着中共各大报,立马转向,纷纷发文对所谓的“左叶事件”重新评价,进行大翻案并恣意篡改事实,把记者说得蛮不讲理,例如,把韩德福轻轻拉了一下左叶,改成重重地“推了左叶一把”,把左叶骂人的话“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全部删掉,把左叶凶性十足说的“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改成“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如此等等。经过党报和御用写手们如此一番妙笔生花地“修改”之后,记者成了“横不讲理”的“恶人”,左大官人反成了“彬彬有礼”的“受害者”了!于是此事便被定性为“是新闻战线的右派份子向党放出的毒箭”,是一场:“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于是凡报道过这件事的报纸通通被迫公开检查认错,凡是发表过批评左叶意见的人,几乎一网打尽都被打入“右册”。现场“肇事”的韩德福,以及首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声的记者洪克等人更难以幸免。最后被株连遭受各种迫害的记者,媒体人多达数十人。是“反右”运动中又一个令人震惊的大冤狱!

左叶事件过去六十多年了,左叶和当年的受害人大多数都已离世。但专制当局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却不仅没有放松,没有改变,而是愈演愈烈。而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迫害、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在中国大陆一些有良知、敢说真话的报刊,如《南方周末》,以及整个南方报业集团均遭到打压整肃。甚至主编入狱,优秀的编辑、记者如长平,笑蜀等人被迫下岗,甚至流亡国外。报刋不敢说真话,只好媚官,媚权,粉饰说谎。整个社会缺失新闻舆论监督,贪腐横行,各种不公不义之事自然猖獗横行在所谁免。台湾著名作家柏扬曾说“人生仓促,历史可以原谅,但是绝对不能忘记。”因为“忘记暴政,悲剧就会再来。”——而要不忘记暴政,首先就得知悉暴政的真象。没有真象,类似的悲剧随时说来就来。今天我们再次重提当年的“左叶事件”,其意义也应该是这样吧!

2019年3月5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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