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在我的记忆中已存在53年了。1957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当时宣传的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轻处理。1958年4月底父亲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甘肃省当时的第一书记张仲良、甘肃省地质局当时的领导丛健、李云龙、白智斌、高汉瑾等人的关怀下，送去夹边沟进行思想改造，不到三年，1960年约是11月（具体日期不详）就彻底改造好了。原本健康的身体脱胎换骨成了一堆白骨，他的灵魂升入了天堂。可是这个改造人的圣地，我无缘前往拜访。只从一些媒体得知此地现已成为休闲度假村。但50多年前已改造成白骨者的成千荒冢仍然半隐半现在荒丘沙海里。据说每当深夜还可听到乱葬岗中冤魂凄声哀诉，此时可能也是度假村中人们杯盘交错酒酣耳热之时。如此两种情景交辉相映，不知人们感觉如何？我衷心祝愿沙漠不再贫脊，那里生活的居民在成千英灵荫佑下生活幸福。夹边沟这个地名已深深的刻在我心的深处，伴随我终老。
父亲的经历
我家祖居湖南长沙市。曾祖父一生任教于长沙岳麓书院，祖父则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办了一间中学（原名建国中学）及一间小学（原名群英小学），也是从事教育事业。1952年均已交归国有。父亲名王本菼，不满13岁时我的祖母就去世了，虽然在生活上不缺吃少穿，但过早的失去母爱，少年时代是不幸的。他读书认真，从湖南较有名的省立一中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大南迁长沙，后又西迁昆明，与清华、南开三校合并称为西南联合大学。父亲约是1938年从该校毕业。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广西八步（现称贺州）一矿务局工作（好象称江华矿务局）。
我家1931年就在距长沙不远的宁乡乡间购置了住宅，1938年当日军逼近武汉时，就搬迁至乡间居住。后来长沙大火，我家在长沙的祖居化为了灰烬。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前，约是1943年春，父亲回到了湖南宁乡，不久就前后应聘在宁乡的几所中学任教，至1946年夏。
1945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夏某日（记不清具体时间），父亲从当时的《中央日报》上看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从重庆迁回南京，便立即致信测勘处处长谢家荣先生（谢先生是父亲在北大时的恩师，现中科院院士谢学锦先生的父亲），表示愿意回本专业工作，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于是父亲即赴南京，从此就开始了他的地质探矿工作。
父亲去南京时是只身前往，我和母亲及妹妹三人仍居住在宁乡的大家庭中。当时我只有八至九岁，识字不多，父亲每次的家信，其内容母亲对我并不回避，为培养我的识字能力，总是让我先看，可是父亲的字迹是一笔曲里拐弯一连到底的草体字，我识不了多少，母亲便逐字逐句的读给我听，因此我印象深刻。每次回信也让我写上几行，而信封则一定由我书写，我也就牢牢的记住了父亲工作单位的地址：“南京高楼门峨嵋路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父亲在此工作至1948年春就调往湖南新化锡矿山任钻探队长。从此他再也没有去过南京。我也直到退休后2003年10月与老伴及妹妹老俩口一同去了一趟南京。我们特意乘出租车去到这个地址。峨嵋路街道不宽，倒车不大方便，出租车司机说，这儿几十年来变化不大，现大都为军队住此。我们在街上停了片刻，也不知当年的测勘处在哪幢楼内，物是人非，心中的感慨无法表述。父亲调往锡矿山时，解放战争已打得火热，他与我们两地分居，放心不下，如是到任安顿下来就立刻回宁乡将我们母女三人接到了锡矿山与之团聚。在这崇山峻岭交通不便（当时还不通公路）的矿山里，在战火纷飞之时，确实像世外桃源。在锡矿山工作到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父亲作为旧技术人员随被即调往长沙的学习班集训。约是当年的11月分配在当时的湖南省地质调查所工作。
约是1950年10月，父亲被调往新组建的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地质调查所钻探总队，任命为钻探总队副总队长。当时武汉市为中南的行政中心，父亲前往任职，我们全家也随迁至武汉。1950～1956年，由于机构多次调整，如撤大区重工业部建大区地质局，探矿队也改撤多次。父亲的工作也经常变动，曾去过湖北大冶铁山担任过钻工培训学校的副校长，也在湖南常宁及临湘、河南平顶山等地探矿队工作过。后又调回到中南地质局探矿处任职。
1956年四月，父亲自愿去支援西北，去到当时西安的西北地质局。不久西北局搬至兰州。随后又拆大区局分省局。父亲就属甘肃地质局了。在甘肃局工作仅仅一年，1957年就错划为右派。1958年四月遣送夹边沟，仅两年多时间就因饥饿劳累而死亡了，走完了他47年的人生。
1957-1960家庭的遭遇及我的经历
1955年我在武汉高中毕业，考入五年学制的天津大学。我妹妹也于同年升入当时武汉较好的华中师范学院附中的高中。1956年四月父亲调往西北，母亲随行，妹妹仍留在武汉，住宿在学校。1956年暑假，我和妹妹回到兰州与父母度过了一个欢乐温馨的假期。当时兰州风沙还比较大，父母住的地质局宿舍是筒子楼中约12平方的一间房，煮饭就在走廊过道上。大院内还没有自来水，用水来自院内水井。井水很黄，需沉淀后才能使用，一桶水可沉下约5厘米厚的黄泥。我当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从条件较好的武汉来到西北。父亲说：西北矿藏丰富，将来发展会很好的。他还想妹妹转学到兰州。妹妹认为在武汉已习惯了，不愿离开已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后来家庭出变故，真庆幸妹妹未转学到兰州。
1957年暑假，我们再次回到兰州时，我家已搬入两间平房。已经开始反右了。至七月下旬，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已贴满了地质局大院，甚到贴到了我家房门上。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左邻右舍的人见到我们都不理睬，侧身而过。父亲也不让我和妹妹走出家门。他每天回来从不谈及他被批斗之事，我们也就不甚了解批斗的内容，只是看到贴在房门及门旁墙上的大字报，尽是口号式的内容，如“王××不低头就自取灭亡”，“彻底揭露王××的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面目”……，如此等等。八月初，大学也开始开展反右，学校来信让我回校参加运动，我只得离家返校。离家的那一刻，我一直没有忘记，父亲满脸憔悴地半躺在旧藤椅上，伸出右手握住了我的手，我长到19岁，这是父亲第一次这样庄重地和我握手。忧郁的眼神望着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能去车站送你了”。谁能料到，这次离别竟成永诀。
1957年寒假之前，父亲给我写信，让我去武汉看妹妹，并嘱咐我们都不必回兰州。我想父亲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处境。1958年暑假及寒假我和妹妹已无旅费返家。
1958年四月父亲遣送夹边沟后，宿舍被甘肃地质局收回，我母亲及年高多病双目接近失明的祖父（祖父是57年初从湖南接到兰州的）被扫地出门。母亲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住处，生活成了问题。当时一人挨整，全家受株连。祖父承受不了这一打击，也不想拖累母亲，就自缢身亡了。母亲拖着瘦弱的身躯，只身忙完祖父的后事。坚强的母亲当时并没有将这一切告诉父亲和我们姐妹，她一人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
之前有些交往的一位湖南同乡，也是王家祖上的远亲（原是二野的军人，进军兰州后随即转业定居兰州了），好心收留了我母亲，她才没有流落街头。一段时间后，这位亲戚费尽周折介绍我母亲去一街道办的油毡厂做临时工，每月工资25元，虽然工作很苦，总算有了收入。白天做工，下班后仍寄居在这位同乡家，总算未风餐露宿。
1958年四月父亲离家时给我和妹妹寄了最后一次生活费，母亲随后一次又一次将家中物品出卖，最后只余下了她自己盖的一套旧棉被及几件破旧的换洗衣服了。但是母亲在给我的信中总是说：她有了工作，生活还过得去。
1958年夏，妹妹在武汉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成绩优秀，但没有学校录取，后在她班主任的奔走下，在录取工作已接近尾声时，才被录取到原是一所大专，58年升格为本科院校的轧钢专业。当年大学虽不收学费，但母亲要承担我俩的生活费，显然是不可能的。家中也已无物可卖了。这时有几位好心人在经济上给予了我们帮助。他们是：一位是在武汉工作的堂兄，另三位是父亲在武汉工作时的部属，当年收入都不高，但他们却对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那唯恐招来横祸的年代，他们没有回避。他们这种情操我一直珍藏在心，遗憾的是现在健在的就只有我年过八旬的堂兄了，其它三人都已作古。在他们好心的支援下，又过了一年。
1959年四月，我接到兰州那位亲戚的信，告之我母亲重病，全身浮肿，我再也无法坚持学业，立即办了休学手续，回到了兰州。到兰州后，我才知道父亲走后家中所发生的一切。我急需找一份工作，解决困境。在寻找工作的路途上，巧遇已毕业分配在兰州工作的大学校友（她也是我在武汉高中时先我两年毕业的校友），她认识当时甘肃省轻工业学校的校长，该校正缺教机械制图课的教师。经她介绍，这位刘姓校长并未因我父亲的问题而拒绝，当时就答应了，并马上让办公室一位王姓主任给我填写了干部聘用登记表，还说我不必填上父亲的右派问题，以免麻烦，这事他知道就行了。王主任也说让我过两天去办正式手续。两天后，我去报到，王主任告诉我：五年大学我还未读完四年，按大专毕业试用期待遇，每月48元，马上可以去财务室领取本月工资了。他问我住在何处？我向他谈了母亲和我是寄居在亲戚家。约一周之后，王主任说：学校住房紧张，现在女生住的宿舍单元内，可腾出一间堆放杂物的小房（原为厨房约9平方），你家暂无男性，住女生宿舍区，也不会感觉不便。问我意见如何？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感激。我和母亲总算有了安身之处，虽收入微薄，每月寄给妹妹15元，当时除每月购买按定量勉强果腹的粮食及少得可怜的食用油外，其它也没有什么可买，因此余下的钱已可维持我们母女俩的生活，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人。母亲的身体已不能再去油毡厂做工，便在家休息，身体状况较好时，力所能及地帮人缝缝补补做点手工，每月接济在夹边沟的父亲几元零用。1959年11月，我深知我已无望复学，便申请退学，学校批准了，并寄来一纸“因家庭经济困难”而退学的证书。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涯。这纸退学证我保留至今，也算是我人生转折的一个见证。
也真是巧合，我工作的轻校，前门是当时的团结新村一号，我搬入宿舍后，才知道该校后门正巧与甘肃地质局仅一街之隔，且我住房的窗口与那扇我曾经进出过的地质局大门隔街相望。我那两个假期回家时虽与父亲当年的同事及邻居交往很少，但1956年第一次回家时，母亲将我从天津带回去的干鲜大虾和其它海味以及天津麻花分送左邻右舍时情景仍历历在目，他们都笑脸相迎，气氛融洽。1957年反右了，他们见我们则冷眼相对，路经家门也快步而过。这些邻居的面容我多少还有记忆。尤其是那些来我家门口贴大字报的人，记忆深刻。现在偶尔在窗口看到这些面孔，真有说不出的滋味。尤其见到当年拿着大字报气势汹汹来家门口张贴的熟悉面孔，联想到他们趾高气扬，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这些作为，心中气愤难平。可冷静下来，也可理解。人都有追求，踏实做事，难以有成。即是有成，又能如何？当年不是有不少文化名人及专家学者沦为右派。而紧跟形势，喊喊跳跳，费力较少，既可保全自己，有的还可从浑水中得利，甚至平步青云，何乐而不为呢？
有一件事我至今尚未忘记。1960年10月，当时兰州市物资已经奇缺，副食商店柜台中除了摆放像砖头一样的酱油糕之外，已别无它物，居民已是饥饿难忍，抢劫之事随之增多。有一天我去离学校不远的邮局寄信，当我急步超过走在我前面，步履蹒跚的老妇人约不到三米时，就从我身后传来了哀叫声。我转身看到有一个身体瘦小的孩子抢了那位老妇人手中的布袋。在争抢中老妇已跌倒在地，孩子站着发呆。我走近一看，孩子骨瘦如柴，从他抢到袋子还没跑开，一脸稚气惶恐不安的表情看，年龄可能不足10岁。躺在地上的老妇，我认出她就是我家原住地质局宿舍时一墙之隔的邻居。我为难了：抢劫固然不对，但孩子实在可怜，我不想去责备；而那位老妇，从年龄来说是祖母辈了，老人与我并无芥蒂，但我因为身份所限，也不敢相帮，更不能相认。三年前她家就与我家划清了界限，如我帮她，恐怕好事者认为我们之间又有勾搭，而给她已站稳立场的家人惹来麻烦，因为在那年代黑白颠倒的事太多了。我稍犹豫一下就走开了，视而不见。但心中却五味杂陈。我真不知我这种做法是可耻，可怜，还是可悲……
在轻校工作一年后，1960年秋开学时，轻校换了新校长。新校长也姓刘，但“此刘”却非“彼刘”，他对出身于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及旧政权留用人员一律排斥。有了解内情的教职员说此刘是使用不当手段取得校长职位的。1960年10月兰州刮起了下放风，我们这些“贱民”自然就在劫难逃了。第一榜全是老弱病残，我荣登第二榜，在大红的光荣榜上开头写着：热烈祝贺下列同志光荣去到甘南草原锻练。是否“光荣”，大家心知肚明。第一榜中的老者残者有人连起床都困难了，真不知如何“锻练”？我当时的情况是母亲还病着，我走了她怎么办？
我中学时代有位密友，她1958年从武汉大学三年学制的图书馆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广西南宁工作，并与在南宁市委工作的男友结了婚。1959年我休学回兰州后，他俩很同情我的处境。她丈夫便介绍他在市委的一位同事（也是他的好友）与我交往。兰州——南宁相距几千里，当时没有条件见面，仅是互寄照片相识，所说“交往”也只是两地书信坦诚交流。当我得知要下放时，便去信告诉他们，很快就收到他们回复的电报，并电汇了旅费，让我带着母亲南下南宁。我犹豫了，我们去到南宁怎么办？我与“他”仅是照片相识及书信交流，见面后会怎么样？即使两相情愿，他是党员，又是市委干部，婚姻是需经组织审查批准的，我这样的家庭能行吗？这时我女友又来电了，让我不必顾虑，先将母亲送到她那儿，如果其它事情不能解决，老人就由他们夫妇照顾了。于是我立即去车站购票，谁知车站已是人山人海，一片混乱，无法购到车票，有不少手执车票的人，也无法进入车站，挤不上火车。我只得找到兰州铁道学院工作的大学校友帮忙，他们有人熟识兰州车站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购到车票，也是在他们的带领下，我和母亲顺利地上了兰州开往北京的那列火车。火车上拥挤的情况，与现在影视片中看到的抗战时逃难的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车内很难动弹，也无食品及水供应，好不容易熬到郑州，转乘北京—凭祥的国际特快。郑州至长沙段，人还较多；车过衡阳，人就少了；过了桂林，车箱内几乎快空了。列车员说：任坐任睡，你们可随便。车上也有食物供应，只是价格较贵。在兰州我母女已忍饥挨饿多时，更不可能见到鸡鸭猪肉及鸡蛋了，在车上总算饱餐了两顿，其情景我几十年后仍未忘却。
我记得11月20日晚上约9时火车到达南宁站，站台上人很少，从车窗中我就看到了女友夫妇和“他”三人。我怀着忐忑复杂的心情下了火车，不知此行能否让我走出绝境。在我未到南宁之前，男友已向他的领导监委书记谈过我的情况。我们见面相处几天后，彼此都认可了对方，就向他的领导写了报告，请求批准结婚。监委书记是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干部，他叫我去当面谈话，我见到的是一位和蔼的老人，他详细的问到了我的家庭，我父亲和我的情况。他沉思了片刻，便说：你父亲属高级知识份子，划右与你无关，他是他你是你么。随即在我们的申请书上签名同意。我们也没做什么筹备，第二天就去医院婚检，1960年12月7日，只告诉丈夫单位交往较多的同事及他从武汉来南宁工作时一同南下的好友，婚礼简简单单，我们就结婚了。此后诸如为解决两地分居与兰州商调来南宁、户口登记、我在南宁的工作安排等等，都很顺利，至此我和母亲终于结束了几年的厄运，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了。
从1960年9月至11月，我离开兰州之前就没有收到过我父亲的信。在兰州上火车南下之前我去信夹边沟，告诉他我女友在南宁的地址，我结婚后又马上去信告之我和母亲都已在南宁且也告之地址。但直到1961年1月底，我和在武汉的妹妹都未收到过父亲的信。我和丈夫商量后，他建议我找我工作单位党委谈谈，能否以单位名义去信甘肃地质局询问。我的单位答应了。约过了半月，党委秘书通知我去党委办公室，在场的有人事科长及党委书记，秘书将甘肃地质局回函拿给我看，上面几行字：“王本菼右派帽已摘，已于1960年11月在夹边沟病亡，其遗物现在我局，家属是否来取或按家庭地址寄回。请转告其家属函复。”当时我差点抑制不住我的情绪，党委书记当场的谈话很坦诚：“人已不在了，遗骨也不在兰州，去到夹边沟也未必能找到埋葬的确切地点，当地风沙迷漫，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你孤单一女姓，路途多有不便，如去兰州，除了领取到遗物，也不会了解到其它，往返花费，旅途劳累，有否必要？这只是我的看法，你可与爱人商量决定。人事科长在这里，如果你决定去，可找他办理请假手续。”我与丈夫商量时，他也认为党委书记的谈话正确，我便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告诉甘肃局我的地址。过了约20天，遗物寄来了，打开一看，惨不忍睹，几件破烂得已无法形容的衣服，肮脏不堪，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父亲已故的噩耗还没有告诉母亲，因几个月已无来信，其实母亲已经有数，只是不愿表露而已。现在这样的遗物哪敢让母亲看见，我剪下破衣服上快要脱落的几颗纽扣包好，破烂衣服只好封好收藏起来。我的心情悲愤极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岁月里，这情景会时常浮现在眼前。
父亲去世之事，不可能长期瞒着母亲。当我们委婉的将了解到父亲已去世的过程告诉她时，她平静的问到：“信在那儿？”我说是单位之间的信函，不能交我们保管。母亲表面平静，内心的痛苦不言而喻。母亲到南宁后，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市委大院内邻居老人们也相处融洽，身体已不浮肿，精神也好了很多，也常和老人们说笑。而此后却独处时间多了，整夜失眠，不久就常说腰痛背痛，我和丈夫先后陪母亲去南宁市及自治区级医院诊治，医生们都认为是脊椎增生引起疼痛，母亲也说在油毡厂时因搬重物扭伤过腰，治疗后症状也确有减轻。谁知1966年春节后腰背疼痛又发作，西医中医任何治疗均无效，病情发展极快，5月初已不能下地。广西医科大学附院的诊断也已明确是脊柱癌，已是晚期，脊椎一节一节已有错位，任何治疗都无力回天，只能尽量止痛减少痛苦。母亲在病床上瘫痪躺了将近7个月，于1966年11月25日去世。享年仅52岁。她与我父亲1958年分别时是44岁，两人都还是中年。当时南宁刚实行火化，母亲遗体火化后骨灰寄存在殡仪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及诸多其它原因，直到2003年11月母亲去世37年后才在南宁烈士陵园的公墓区购置一方墓地下葬。因父亲遗骨远在酒泉，为表示父母同葬，墓碑上有父母合影及并排刻有父母英名，母亲骨灰缸中放入一帧父亲遗照，将原封好的父亲那些遗物也放入墓穴，此情此景我感慨万千。我写下了几句心里话：
慈父蒙冤逝酒泉，母逝邕城两分离。双亲同穴难如愿，墓中仅是影相依。
七十年前燃红烛，聚少离多年复年。壮年一别成千古，英魂天国定团圆。
201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