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造反派红卫兵有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地院的王大宾。许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朱成昭这个名字。但“老五届”的文革亲历者们都还记得他。朱成昭，他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初创时期的第一把手；是“首都三司”的第一把手；是北京大专院校早期造反派红卫兵的著名领袖。
朱成昭过早地退出了文革运动，原因是：他早在1967年1月，便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为此，1967年2月起，朱便被中央文革勒令“闭门思过”，从而退出了运动，退出了对地院“东方红”的领导，而后由王大宾担任了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头头、与朱过从甚密。）南下广州游玩时，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在广州抓获，并带回北京“隔离审查”。8月20日，朱、叶被公安部正式拘留，朱、叶被打成“叶朱反革命集团”。朱成昭于1975年被送到湖北某劳改农场做为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而叶向真在1972年林彪事件后被周恩来下令释放，先去解放军301医院学医，成为军医。后又重回戏剧界，曾以“凌子”的艺名导演电影《原野》，声名远扬。她于1972年被释放后，便对朱成昭的朋友表示，周恩来要她不要再与朱往来。而朱在长达十几年的牢狱和劳改岁月中，一直把叶向真当作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写过许多动人的情信、情诗。这大概是一位高干女儿、贵族“千金”与一位普通干部子弟之间，因门不当、户不对，在红色中国不可能天长地久的悲剧之一。
朱成昭于1980年6月获正式平反。当时中组部准备在全国树两个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一个是死去的张志新，再一个是活着的朱成昭。但朱这个典型因叶剑英的反对而被勾掉。理由是树活着的典型不好。人们心里清楚：朱、叶二人在文革初期的关系；叶向真以及其父叶剑英在文革初期的政治取向，对当局而言，是应尽量淡化，少曝光为好。
（以上朱成昭自1967年2月至1980年6月的经历，择要摘引自宋永毅：《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载于2003年《文革博物馆通讯》第200期，zk0312b。）
下面，让我们回顾：朱成昭是怎样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为一个造反派领袖的？又怎样从一个造反派变成“反革命”的？
一、反工作组，争自由
朱成昭，1941年出生，安徽人，父亲在文革前是上海建工局一个副局级老干部。朱成昭1960年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的高中，在学校是团干部。高中毕业后因品学兼优，被调到上海的计算机研究所，参加了一个科研项目，并担任了课题组组长。后于1962年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水文系，以“调干生”名义入校。入校后曾和许多同学一起两次被派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6月文革爆发时，朱是地院四年级学生。由于以上经历，朱比地院同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阅历丰富一些，本人长于独立思考，想问题较深入，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在1966年6月1日后的五十多天里，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一线领导文革运动，派了大批工作组到北京各高校和中学。6月8日，国务院地质部派出以副部长邹家尤为队长的工作队，进驻北京地质学院，取代了地院党委，领导地院文革。工作队是按中共中央刘、邓的指示，以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为指导思想来领导运动的。
据美国研究文革史的华人专家宋永毅研究和披露：文革之初刘少奇主政时曾针对工作组的工作，下达指示“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准备再重复一次57年反右的“战绩”，极其冷酷无情。刘少奇于1966年6月13日，刚派下去工作组不久，在批转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报告〉》及《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不要急于反击。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领导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引自宋永毅：《刘少奇对文化大革命的独特贡献》，刊于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238页）这和中共57年“引蛇出洞”，然后残酷斗争的方略一样。刘少奇在批示上述中南局的文件中还指示：“在大学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到运动后期进行，打击面应当小一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刊于《文革博物馆通讯》第687期，2012年7月10日）按当时有100多万大学生计，百分之一是一万多人。但实际上仅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在“反干扰”、“抓游鱼”的斗争中，已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根据文革时期首都三司红卫兵小报统计）。仅仅在北京的24所高校且是运动初期，工作组己超额完成了1%定额指标。刘少奇指示中学高三年级也可以揪出少量右派。高三学生才是十八岁左右的孩子啊，也要抓右派。按刘少奇的指示，如果反右扩展到全国，到了运动后期，在大中学校进行反右的惨烈程度，肯定会大大超过1957年。但出人意料的是，运动的走向，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下，完全与1957年的反右斗争，背道而驰。
地院工作队进校后，首先抛出了地院党委书记高元贵，指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全校进行批判。而地院大部分师生认为高书记是好干部。同时，工作队矛头向下，批斗了许多一般干部、教师。工作队的作法，引起许多干部、教师、学生的不满。
6月20日，地院在校园内爆发了反工作队的游行。上千人的游行队伍在周永璋、蔡新平等学生带领下，到了工作队的办公楼下，要和邹家尤辩论，后被保工作队的群众和工人解了围。
6月22日，副总理薄一波针对“6·20事件”作出批示：“……如果有人非赶工作队不可，即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其意反工作队即反党。
6月23日，由原系团总支书记王大来牵头、有王大宾等47名师生签名的大字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贴出，该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了工作组，在学校引起极大反响。这张大字报立即引起工作队的围剿、打击。参与这张大字报的干部、教师、学生成了各系、各单位的重点批判对象，并被工作队内定为右派。
6月25日下午，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反复播放簿一波的批示，围剿反工作队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工作队关闭了学校两个大门，没有工作队放行条任何人不能自行离校，限制师生的行动自由。凡参加了6·20游行和贴了反工作组大字报的师生，都要逐个挨批，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等待处理。李贵、王大来等十三名干部被拉到全院大会批斗。王大宾在探工系成了批斗重点。地院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7月25日、26日两天，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到北大，夜晚在五四操场举行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会由江青主持。江青、陈伯达、康生在讲话中支持了批评张承先工作组的师生，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消息很快（26日晚）就传到了地院。
7月27日，地院的王大宾、蔡新平、周永璋、伏庆是、殷维候、杜金山、庄一龙七人翻越学校西面围墙，逃离地院，到北大找聂元梓取经。七人见到聂元梓。聂介绍了北大25、26日大会情况，表示支持地院师生批评工作组的行动。
七人回到地院，大家商量决定马上写个大字报，由殷维候执笔，题目是《走访北大的声明》，七人签名后贴到北五楼底大门外墙上，马上引起轰动，观者云集。大字报透露，从聂元梓那里得到信息，95%工作组犯了错误，工作组可以批判。受到工作队打压的师生受到极大鼓舞。
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代表大会，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13日，地院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向地院师生作了一个小时检查后，带领200多人的工作队撤离了地院。邹在检查中，并没有否定工作队的方向与路线，也没有肯定师生对工作队的批评，没作任何道歉。工作队撤走前，组成了以保工作队的师生为骨干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保工作组一派的师生组建了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工作队撤走了，留下的是保、反工作队两派师生的对立与争论。
工作队撤走前夕，水文系学生朱成昭，带领51621班郑文卿等同学，组成了地院第一个造反派战斗队“爆破战斗队”，张贴大标语，要彻底批判工作队在地院打击一大片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不能让邹家尤、工作队一走了之。朱成昭的意见立即得到地院造反派师生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8月8日，各系各班造反派师生代表开会，组建了全校性的“东方红战斗大队”，朱成昭为总勤务员、一把手，核心组有王大宾。
在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时期，朱成昭和一些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同学对工作队提了些意见，结果被工作队划为“三类学生”（有问题的右派学生），在工作组整的“黑材料”中已内定将来要“送去劳改”。当时工作队一位副队长骂他们：“共产党养你们比养一群狗还不值！”朱和观点一致的蒋良朴、田春林、梅建明等同学一起被逼上了梁山，8月8日成立了全校造反派组织“东方红战斗大队”。紧跟着于8月17日进一步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全校造反派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成员有上千人，核心组有：朱成昭、王大宾、周永璋、蔡新平、陈学明、蒋良朴、田春林等人，朱成昭为一把手、王大宾为二把手。“东方红公社”成立后，笔者经常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他们炮轰走资派的大标语。很快，地院“东方红”的名号传遍全市、全国，成为著名的造反派，影响很大。由于“东方红”反对中学老红卫兵的“血统论”，很快由少数派变为多数派。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地院“东方红”牵头，串联了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十六个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首都三司”，与保守派为主的一司、二司相对立，成为全国造反派的一面旗帜。据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说，“首都三司”从未设立过“司令”一职，朱成昭是实际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受压，周恩来、中央文革都希望地院“东方红”能支持蒯大富，朱曾派一支“东方红”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造反派队伍。朱后来又请蒯大富担任“三司”的副手。“首都三司”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中，起了重大的领头作用，威名赫赫，在群众中有极高声望。
二、四进地质部，争人权
1966年8月23日，地院“东方红”上千人一进地质部，游行至北京西城阜城门内地质部大楼，开进大院静坐示威。行动总指挥是朱成昭，副总指挥蒋良朴、杨雨中。静坐二小时，要求地质部领导：令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回地院作深刻检查；工作队向地院师生道歉；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突然发生由中学高干子弟组成的“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闯入地质部大院，对地院师生声讨、谩骂，高呼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由于地院师生的克制，双方没有发生肢体冲突。至24日凌晨四点左右，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到地质部，传达中央指示：
1、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学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
2、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去地质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
3、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
8月24日，地院“东方红”撤回了地院，当晚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东方红”与保工作组的“斗批改兵团”展开辩论。地质部部长何长工、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到会，听取意见。“东方红”贾振远、蔡新平等上台发言，激烈批评工作队压制、打击群众，开展反干扰、抓游鱼的方向、路线错误。“东方红”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在中央文革代表到场的情况下，陶鲁茄表态支持了“东方红”。大会后，保守派“斗批改兵团”一蹶不振，日渐式微，名存实亡。
1966年9月5日，地院“东方红”上千名群众，二进地质部静坐。总指挥朱成昭，蒋良朴、杨雨中协助。“东方红”要求：地质部交出邹家尤，回地院接受群众揭、批、斗；交出工作队整师生的“黑材料”。静坐期间，晚上九时，“西纠”的头头孔丹带领“老兵”，再次赶到大院进行压制。“西纠”用地质部广播台攻击“东方红”，用纠察队把“东方红”包围在楼下院内，限制行动。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西纠”的后台之一许明（“西纠”司令孔丹母亲、时任国务院秘书）第二天打电话给儿子，要他们撤退，“西纠”这才撤走。
地院“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当年很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当年“造反派”与“保守派”（群众称其为“保皇派”）矛盾背后的社会意义。“西纠”司令孔丹在“东方红进驻地质部事件”47年之后，在其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2013年6月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中，对此事件回忆说：“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到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孔还说，“当时，朱成昭、王大宾为首的地院东方红冲击地质部，揪斗何长工。西纠过去制止，双方发生了直接冲突。西纠参加这个行动时，有好多领导人的后代，邓榕、徐帅的儿子徐晓岩等都参加了。那次地院东方红冲击得很厉害，我记得在楼梯上，已经发生肢体冲突了，后来双方就在楼梯上僵持着。”王大宾回忆说，那天薄熙来也参加了“西纠”的行动。
事过49年之后，在《王大宾回忆录》第35页，王大宾对此事件评论道：
孔丹认为：他们这些自认“老子英雄儿好汉”、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和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出身的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具有本质区别。”是的，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人，对被“老干部”仅因其对工作队持批评意见，就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造反派应是完全不同类的人，他们始终是无法理解、同情我们这些“右派”的处境的，还竟敢起来向“老干部”争取自己的人权，为自己的政治身份正名，就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在他们眼中也是不行的。
王大宾以上评论很精彩。他点出了当年造反派争的是什么？是：人权！“东方红”与“西纠”的冲突，具有反抗专治统治的性质。而“西纠”当年出于保爹保妈的垄断利益，打压造反派确是权贵子弟的天然反应。
二进地质部坚持了十三天，而后“东方红”核心组听取了肖力的意见，于19日撤回了地院。肖力即李讷，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女儿，当时常去地院调查并支持“东方红”。
10月8日、10月27日，地院“东方红”又三进、四进地质部，揭批何长工、邹家尤执行的资反路线。
此处笔者对文革“造反派”的概念要有所澄清。文革期间对造反派的流行概念，是特指从1966年7月反工作组至当年10月，再至1967年1、2月批刘邓资反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而于66年8月兴起的高干子弟为主的中学老红卫兵，他们扫四旧，进而搞恐怖的红八月，在首都打死1772名“黑六类”，后来发展成“联动”，他们从来不自诩为“造反派”，反而被群众称为“保皇派”。1968年8月开始进驻大专院校的工宣队，更不是什么造反派，工人们自认为是“领导阶级”，他们反而在“肃清516分子”的运动中是镇压造反派的。造反派普遍于1967年2月以后分裂，分裂成新的两大派，大打内战，争权夺利，争占山头，武斗，此时的造反派已经变质，不是什么造反派，而是“内斗派”、“山头宗派”、充满“派性”的“武斗派”。海内外文革史的研究者们使用“造反派”的概念很混乱。笔者记得，在2016年6月于美国落杉矶举办的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清华教授秦晖就曾即席发言，认为研究文革史，十分必要把“造反派”存在的时间概念搞清楚。我同秦晖的意见一致。
到1966年10月，“保”与“反”资反路线的斗争进入决战阶段。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北京工人体馆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总理到场讲话。周在讲话中说；“工作组在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支援一些人压制、监视、打击、围攻、斗争另一些人，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戴在学生头上的‘反革命’、‘右倾’等帽子应该统统取消。”“地质学院的少数派是革命的，应给以支持。”
10月1日，林彪发表国庆讲话，号召批判“反对革命的反动路线”。
10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作组路线的批判，上纲越来越高。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新概念，使路线斗争大大升温、升级。十三期社论后，全国掀起了批资反路线的高潮。
10月6日，“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红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名外地到京串联的学生参加大会。周恩来及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大会，立场鲜明地支持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张春桥宣读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该《指示》说：“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蒯大富宣读了大会的誓词。
10月中，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检查。二人检查的传单传遍全国。当时笔者在重庆，看到了二人检查的记录传单。陈伯达在会上发表了关于文革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在讲话中，尖锐批判了老兵的“血统论”对联，指出它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封建世袭论。这个讲话影响很大，笔者与新北大“红旗兵团”“红梅”战斗队的几个同学当时在重庆大学串联，看到讲话的传单后，马上借钢版刻印、油印，四处散发。
11月初，笔者所在的北大“红旗兵团”的“红梅战斗队”回到北大，11月中时，“红梅”队长徐森被“红旗兵团”任命为动态组组长。徐森当时代表“红旗兵团”去地院“东方红”参加了由朱成昭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的串联会，讨论形势。徐森回校后向战斗队传达了朱成昭的发言。朱分析形势说：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随着批资反路线的深入发展，中间派迅速分化，大部分人向左派（造反派）靠拢；左派（造反派）迅速壮大，由少数变为多数；右派（保皇派）迅速瓦解，由多数变为少数。左派应乘胜前进，彻底孤立保皇派。11月中至12月的形势，确如朱成昭所分析。
从1966年6月到12月，朱成昭等地院学生反工作，自发成立“东方红公社”，串联各高校造反派成立“首都三司”，批资反路线。可以看出，当年的造反派具有鲜明的反迫害，争自由，要民主的倾向。他们的造反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党的运动，如“土改”、“反右”、“四清”等党的运动。文革的造反运动是体制外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踢开党委闹革命”正是反应了这种情况。朱成昭等学生成立的“东方红”、“首都三司”，有明显的实践“结社自由”的倾向。他们批工作组，四进地质部静坐，更具有明显的争取“言论自由”、争取“监督权力”的倾向。而在10月至12月要求“销毁黑材料”的斗争，更是体现了反迫害、要人权的公民运动的特点。
三、销毁“黑材料”，反迫害
从1966年10月至12月，在地院以至全国，曾发生过一场以销毁工作组“黑材料”为重点的群众性的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是从6、7月开始的北京及全国各高校反工作组斗争的延续。从10月以后，这一斗争是伴随着批资反路线展开。全国各地工作组在50多天里，不但在运动初期把许多学生、教师打成了右派、反党分子，而且为着准备在文革后期大规模反右，划右派，许多工作队对学校师生、机关干部进行了左、中、右排队，对工作组认为有问题的人的右派言论做了记录，对反工作组的人拉出了名单，还有告密信、个人检查等等污点材料。工作组撤走后，有些工作组对这些材料没有销毁，而是转移到了派出工作组的“老家”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党委的有关档案部门保存。反工作组的群众普遍称其为整人用的“黑材料”，对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后算帐”，也害怕塞进档案里跟着自己走一辈子，因而坚决要求销毁。
十七年来，用履历、出身登记表、思想汇报、思想检查、检举信、污点记录等个人档案、“黑材料”来控制人，整治人，搞内控，区别使用，这本来就是各级党委惯常的政治管理手段，人们对此早己深恶痛绝。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一“紧急指示”对动员群众掀起销毁“黑材料”的反迫害斗争起了极大作用。“紧急指示”指出：“凡是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并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也可以当众销毁。”
笔者记得中央军委的这个“紧急指示”，当时在各处张贴，无论笔者走到那里，包括在外地大串联，处处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转抄的大字报。人民群众热烈拥护销毁整人的黑材料。一时在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众在批资反路线的同时，追讨、销毁“黑材料”的风潮。但许多中央部委、省市委不肯交出、销毁“材料”，引起矛盾激化。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在与领导谈判失败后，举行了示威请愿，静坐抗议，甚至占领政府机关办公室，搜查、抢夺“黑材料”，甚至为此发生武斗。12月在杭州，由于浙江省委把工作组的“黑材料”藏到了省军区，“浙江省红色造反联络站”与“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联合行动，发动上千人两次冲击省军区大院。震惊中央，轰动全国。在北京，地院、清华、北外、矿院、农大、北航、广播学院都曾发生造反派冲击有关的中央部委，要求交出、销毁“黑材料”的群体性事件。周恩来于10月22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对地质学院的群众代表说，地质部工作组在地院“搞些档案，说‘东方红’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这不对嘛！”指示尽快销毁。11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地师生赴京告状代表时说“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领导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虑，共同认为，还是一烧了之为好。”群众性的烧“黑材料”，反迫害的斗争持续至1966年年底。
当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众追查、销毁“黑材料”的群众性斗争，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人民群众与毛的司令部之间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威望。群众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那是当时的普遍心理与情绪。当时流传一个歌谣：“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许多地方贴着这个标语，反映了造反派受压后，得到中央支持而奋起反抗的感情。
这一群众性反迫害运动持续了半年之久（从6、7月反工作组开始），10月5日公布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后，在10、11、12月达到高潮。这一反迫害的群众运动由于得到中央的坚决支持，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人权运动。它的鲜明特点是：反迫害，反专制，争自由，争人权。笔者认为这一反迫害的群众性大规模行动，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这是人民群众在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萌芽。而群众反迫害的斗争能取得重大成果，因为这一社会运动与毛泽东炮打刘邓司令的部署吻合一致，与毛泽东要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打倒政敌的战略相吻合，因此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对人民而言，这是难得历史机遇，或曰“机会”，朱成昭等地院同学抓住了机会，发起争取自身权力的公民运动，走到了时代潮流的前端。但人民所争得的成果没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材料”销毁了，不等于就没办法“秋后算账”了。过了三年，到了1970年清查“五一六”时，很多账就开始清算了。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矛头向下查群众，查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没有严格标准。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许多属于受“怀疑一切”极左思潮影响犯错的青年，应属于思想教育的对象，却被打成反革命。全国清查了300多万五一六分子，大搞逼供信，有许多人自杀。仅四川在1970年前8个月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就有3887起自杀，死亡3331人。（据东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受害者》2016·1·25《中国禁闻网》）地院清查516，自杀的就有李思田老师、李明哲老师、魏小平、李仲学、王海洪等学生。李贵老师跳楼摔断了腿（据《王大宾回忆录》178页）。地院清查516的最后结果是：没有一个516！全国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案是文革中头号的第一大冤案。（注：以上追查“黑材料”群众运动的资料，择要摘引自王复兴：《抢救记忆》第四章第5节。）
四、同情彭德怀，为彭鸣不平
1966年11月，“地院东方红”朱成昭按照周恩来、江青、戚本禹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怀。朱成昭前后派了三批人去四川成都揪彭。第一批人王大来和钱信等人于1966年12月15日到成都，找到三线指挥部，见到了彭德怀。王大来等人与彭进行了长谈。彭坦诚地谈了大跃进中的问题，谈了自己在庐山上所提意见。结果王大来等人被彭感化，对彭产生了同情，认为彭案是冤案，不应揪彭。地院第一次抓彭失败。于是朱成昭又派第二批人、二把手王大宾等去成都揪彭。王大宾12月18日到成都，见到第一批抓彭的王大来等人，听了王大来详细汇报与彭的谈话，而后王大宾也与彭进行了长谈。结果王大宾完全认同了王大来的看法，认为不应揪彭，应向中央反映意见。于是王大来马上回京向朱成昭汇报。朱此时也开始同情彭，派杨雨中去中央文革汇报意见，并上交给中央文革地院学生与彭交谈的长篇记录稿。企图说服中央文革，结果遭到戚本禹严厉批评。中央文革立刻换马，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揪彭回京。这时朱成昭急了，又派第三批人胡乐成等100多人赴成都揪彭。此时北航红旗已从三线指挥部于半夜把彭偷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众又抢回了彭德怀，双方并未发生传说中的在成都的首次天、地两派武斗。（天、地派也并不是由此而分裂、产生。其实，王大宾、韩爱晶虽一个是地，一个在天，但都否认有天、地两派。揪彭事件也并没造成两家分裂。）
12月27日地院100多人与成都军区共同乘34次列车火车护送彭帅抵京。在西直门火车站，朱成昭拒绝执行戚本禹所传达的周总理指示，拒把彭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坚持要把彭带回地质学院。谁也拧不过他。（朱显然有想法，他可能想先把手下王大来、王大宾的意见弄明白，又或许想与彭帅详谈，深入了解彭案是非。）朱把彭接到地院已是晚上11点。朱还没来得及与彭聊天，凌晨三点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副司令李钟奇、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地院传达周恩来指示，把彭德怀交北京卫戍区带走。彭被卫戍区带走。但朱成昭扣留了彭德怀随身携带一小箱机密材料，内有他的庐山“意见书”、有他后来写给中央的八万言申诉书。朱成昭详细阅读了彭的资料，还让人全部抄写了一套，在“东方红”核心圈内传阅。几天后，朱才把彭的材料上交中央文革。1967年1月4日，朱成昭对王大宾讲：“对老头子的看法，你是对的。”“老头子当时的‘意见书’是正确的。”
1967年7月26日，北航与地院在北航大操场，举行了联合批斗彭德怀大会。以北航为主，在北航召开，地院很低调。实际上地院“东方红”王大宾等人对斗彭很抵触，但不得不应付。此时朱成昭已离开核心组，脱离了运动。
当时像朱成昭、王大宾这样看待彭德怀的，在地院“东方红”不是一、二个人，而是有一批师生，如：王大来、钱新、陈保堂、杨文远、郑文卿等等。他们与彭帅接触、交谈后，根据自己在1958、1959年的亲身经历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亲身感受，又看了彭的“申诉书”，认为彭在庐山讲的是实话，是正确的，把彭打成反党分子是冤案。这便说明了几个问题：1，“造反派”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乌合之众”，他们并不盲从，而长于独立思考；2，他们并不“唯上”，而较“唯实”，对“非实”事物，敢于大胆怀疑并反对；3，文革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毛说“彭德怀就是海瑞”，毛的这个说词早在文革初期就传开了。朱成昭等人通过独立思考，认为揪彭、批彭是错的，这便势必发展到对毛泽东发动文革之质疑。4，地院“东方红”前后两次反对从成都揪彭回京，顶撞了中央文革，抗命，被中央文革批评：“立场动摇”，“犯了严重的右的政治错误”。朱成昭们心里不服，于是对中央文革开始怀疑、反对。就在揪彭回京不久，朱紧跟着于1967年l月开始，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两件事在时间上紧紧相扣，这绝非偶然。5，地院“东方红”揪彭的经过是对“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论之否定。如果是“奉旨”行事，便不会对揪彭两次抗命。地院“东方红”当初反工作组，也并不是“奉旨造反”，而是不甘压迫而造反。内在的动力是造反的原因。（以上地院“东方红”成都三次揪彭史料，择要摘引自《王大宾回忆录》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五、公开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
1967年元旦刚过，朱成昭召开了一个分析文革形势的内部讨论会。这是一次重要的“黑会”。朱成昭在这个会上谈了他对运动的看法。他说，对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担忧。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我们跟在中央文革后面跑还跟不上。中央文革运动了群众，我们跟着跑，会不会犯打击一大片左的错误？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现在搞的这样左的路线，有没有问题？陶铸不是刚提到中央来的吗？怎么又给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没有不透风的墙，1月20日左右，朱成昭在“东方红”内部会议的讲话被传了出去。“丛中笑”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揭发总部朱成昭有攻击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论。这张大字报很快引起“东方红”内部一些人对朱的声讨，“东方红”内部乱了起来。同时，有人向中央文革递交了材料，报告了朱成昭的思想、言论。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王广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传达陈伯达给朱成昭个人的一封信。王广宇向朱成昭单个人念了这封短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听说你们要反对我们，我们不怕！只是过去关照过你们，现在再关照你们一次。如果不听我们规劝，要继续往下走，就会掉到茅厕里去，变成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陈伯达的这封信本是不用传达、不用公开的。但朱成昭自己却把信公布了。这就公开了朱成昭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公开了朱对中央文革的意见。于是地院马上有人贴出大字报，批朱炮打中央文革。朱闹出这么大动静，“造反派”竟然反戈一击，炮打中央文革，此举震动了京城和全国。
朱成昭公开反对中央文革的事件发生后，中央文革的江青、关锋、戚本禹多次要朱成昭“闭门思过”，想让他做个检查过关，“检讨归队”。但朱就是不听劝告，死扛着不作检查。1月24日，朱进一步行动，召集叶向真、王大宾、蒋良朴、杨雨中、杜金山、梅建明、张九九（最高检检察长张鼎臣女儿）等人到梅建明家开会。朱在会上分析文革形势，说：中央文革打倒人太多了，打击面太宽。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许多管生产的干部都弄出来批斗或打倒靠边站，谁抓生产？联动的人都是些中学生干了些坏事，但对这些小孩还是个教育问题，怎么都给抓起来、关起来了？朱又说，现在军委与中央文革有明显矛盾，中央军委是抵制中央文革这条路线的。朱说，我们要站在军委一边。要是不解决好打倒老干部过多过宽的问题，文革就可能最终要失败。而文革的失败，也是关系到我们造反派的大事。在这次会上，叶向真给大家讲了其父叶剑英在1月20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事。当时，老帅们与“中央文革”发生激烈争执，叶帅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断了右掌掌骨。梅建明说，“中央的上层矛盾已经激化，我们当然要和老帅们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对着干。”
此段时间，朱想向中央文革汇报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多次联系中央文革要求接见反映情况，但中央文革总是回复，没时间，等有时间再谈。朱等得烦了，对友人说“中央文革实在不愿意听我们意见，我看就要写大字报了。”
1967年2月初，“东方红”整风小组要求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态度作出检查和交待。朱决定借整风之名，将观点全盘端出，让群众评判。2月4日晚，朱成昭在大饭厅召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作了一个“检查”。这是个假检查，真炮打。这个会有三万多人参加。据王大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有人对朱的检查录了音，并保存至今。朱借检查之名，公开了他的八大观点：1，大串联搞乱了全国；2，整风、军训实无必要；3，中央文革运动群众；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5，中央文革对老干部打击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之间，站在军委一边；8，大联合大夺权搞早了。由于朱成昭借检查之名，系统地批判中央文革，影响了众多对文革抱怀疑的群众。2月8日，中央文革办事人员阎长贵到地院宣布：朱成昭的检查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笔者认为：朱的这个检查，要害是4、5、6三条，说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打击面太宽，太左。即表示中央文革推行了一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便击中了毛泽东文革路线的要害之处，既使今天看来，朱在1967年2月便能有此洞见，实为难能可贵。第3条，批评中央文革“运动群众”，恰恰说明“造反派”反对“奉旨造反”，信奉“自己解放自己”。第7条说自己要站在中央军委一边，说明朱已从叶向真那里了解到中央几位老帅、副总理的二月抗争，并选择站在“二月逆流”派一边，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所绝不能容忍的。
3月初，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朱成昭离开了“东方红”核心组，被命令“闭门思过”，王大宾成为“东方红”一把手。中央文革指示：地院“东方红”这面红旗不能倒。
此后，朱成昭被隔离居住，但一直拒作检查。1967年7月时，他和叶向真南下广州游玩，被戚本禹诬蔑为“企图偷越国境”，被周恩来令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从广州抓回北京。而后朱、叶被隔离审查，再后来二人被关进功德林监狱。这一专案当时被宣布为“叶朱反革命集团案”。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林矛盾日益突出，叶剑英再次获毛泽东信用，年底叶向真被释放回家。一年后，叶向真转行学医，先后在首都医院和301医院做了七年医务工作。1978年重回文艺界，以“凌子”的艺名导演了电影《原野》，反响热烈。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朱成昭的命运则与叶向真大不相同。朱成昭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从监狱放出来，受连累的蒋良朴、颜宽同学同时从监狱放了出来。但朱成昭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江苏省第四地质水文大队工作。1990年初随商业大潮到上海下海经商，一度做得规模很大，后因种种原因失败。而后归隐山林，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牌林监村潜心研究文革史，1998年9月25日因心梗猝然去世。年仅57岁。据说朱去世前，写过不少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睹他的遗作，这要等待他的同学、好友、亲人作努力了。
1980年朱被平反后，据说中央组织部想把死去的张志新与活着的朱成昭，同时树为反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典型，在全国宣传。朱成昭这个典型因叶剑英反对而被取消。宣传朱成昭难免会牵址到叶向真……
对于朱、叶的不同命运，王大宾在其《回忆录》中曾感叹：“想起孔丹的话：像孔丹这些‘和老干部有着天然联系’的老红卫兵，自认和朱成昭这样的造反派红卫兵‘具有本质的区别’。你就可以理解，同为‘叶朱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叶向真、朱成昭，为什么会有不同的人生命运与结局！有人对《西游记》的评论说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没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孙悟空打死了！”
结束语
朱成昭是那一代文革“老五届”大学生中，从反抗专制压迫，到迷枉、彷徨，再走向觉醒的杰出典型。他是走向觉醒的先知先觉者。
但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朱成昭，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一是，他当时不曾像张志新那样，穷追到底，追踪文革错误路线至其罪魁祸首，这与那一代青年沉浸在“个人崇拜”、“神化领袖”的迷雾中有关。朱成昭批判文革远不如张志新彻底。二是，他过于同情“联动”。虽然他批评中央文革不教而诛，把小孩子关进监狱，这是破坏法制。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说什么“四三、四四派都不能掌权，应由老红兵（指联动）掌权。”说明他仅是从路线上批判中央文革“打击一大片”是过左，是太具破坏性。而认识不到四三派与联动争论的核心是：人应按血统分为高低贵贱？还是人人生而平等？四三派反对的是权贵的特权。朱认不清“联动”的实质，因此他也就更不可能去否定一党专制下的权贵特权制度。这方面，他受叶向真的影响应很大。他当时不可能达到普世价值的高度。
朱成昭的经历启发人们，文革史中有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文革中的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聂元梓身上。聂于1967年2月后，对文革发生怀疑，证据即她于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同时自己辞去校文革主任之职。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战斗队联席会议上，她的提议被群众否决；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会上，她的提议被常委会否决；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见会上，她的提议又被否决，并遭到江青严厉批评。她被毛泽东树为文革的一面红旗，却想撂挑子不干了！背后一定有深刻的考虑，她是怎么想的？
聂元梓的儿子大胖于2018年4月25日对笔者的长谈中，对此有深入披露。大胖说；“1967年夏季，我妈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带我去杨惠文家（聂与杨惠文是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无话不谈的好友。）我妈和杨惠文、白介夫（杨的爱人、老干部、北京市革委会成员）三人议论时局，观点一致。三人共同认为：当前是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左倾错误，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风还厉害，还左。我听了大人的议论，万分震惊！（大胖当年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大胖还说：“我妈说，准备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杨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这么干，会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绝对不行！但你可以想办法退出运动。最好是想个办法，生病住院，或者找个地方猫起来。辞职不干可以试试。’”于是聂没有像朱成昭那样跳出来，而是采取了争取退出运动的较为安全的策略。
聂元梓、朱成昭，他们二人都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为什么在文革第一波浪潮过去之后，于1967年上半年，便会对叛逆发生叛逆？对造反进行造反？会不约而同地怀疑文革、反对文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文革中造反派的异化现象。
2018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