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告密文化
告密又称告发，指向上司或有关部门检举揭发他人的隐私或言行，以博取上方青睐。在中国某些黑暗的历史时期，告密大行其道，“文革”便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告密有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多数情况是上级得到汇报后，在被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秘密调查，没问题则罢，有问题就整你。同事、同学、朋友、家人、亲戚等关系之间，都有可能告密或被告密。被害者轻则挨一顿批评教育，重则甚至可能断送身家性命。结果弄得人人自危，除了自己，不敢轻信任何人。笔者在干校期间，亲历的告密事件就有三起，其中两起就涉及我本人，足见当年告密有多盛行。
一件是我与汪友泉阿姨在水塘边洗衣服时的对话被人告发，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下面要讲的是另外两件。
一天，军宣队李指导员把母亲叫到他办公室，指着桌上的一封信说：“这是有人交上来的，你解释一下怎么回事。”母亲紧张得心怦怦跳，赶紧拿过来仔细读。原来这封信是我的一个朋友写来的，当时他在河北农村老家插队。通篇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论”，只是诉说在农村生活的孤独、苦闷心情，发发牢骚而已，诸如“干不完的活儿，叹不完的气……”李指导员质问写信的是什么人，为何要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母亲赶紧解释说：“这只是个年轻人，不懂事，我一定负责批评教育……”她被吓得心惊肉跳，回到宿舍立刻查看这个人写的其他信件，结果发现那些都没什么问题，仅此一封有“消极倾向”。由此推测，告密者一定是读了所有的信，单挑这封“有问题”的上交。由于担心军宣队会继续追查，母亲找到好友聂宝璋伯伯商量对策，问是否有必要把其余那些信都交上去，以证明这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问题。聂伯伯认为不妥，你觉得没问题，人家会拿放大镜找，说不定就找出更多的“问题”出来。不如以静制动，等这件事慢慢冷下来，在此期间千万别再出岔子了。事后我们猜测究竟是谁把信偷走上交的，估计是同宿舍某某，可又没有证据。况且，即便知道是谁，也奈何不了人家。
另一个告密事件发生在二排（政治经济学组）。陈某某有一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个稀罕物。干校的精神生活极为贫乏，有个收音机听听挺解闷儿，大家都很羡慕。一天，同在一个排的何某某向他借收音机，他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收音机还回，他一打开，里面传出：“莫斯科广播电台，莫斯科广播电台……”陈某某一听，这不是苏修的敌台吗？！他二话没说，捧着收音机直奔军宣队，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军宣队很重视，马上严厉追查，在二排召开批判会，并责令何某某写检查。他们质问何为什么要偷听敌台，何只好解释说因为生活太寂寞，才随便听听的。他因此而被狠狠整了一顿，事后一定很后悔吧？怪自己不识人，没料到陈某人会为一己之私而告发他；后悔粗心大意，还收音机之前没把调台旋钮转一下，那样的话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虽说在“文革”那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年月，检举揭发他人“反动言行”的做法受到鼓励，甚至可能因此获利，可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告密者就是小人，为人们所不齿。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大家心中暗想：今后对陈某人可得敬而远之了，千万别让他咬一口。这一看法很多年都未改变，几十年后人们提起这件事还摇头，你说他是不是亏大了？
最近读《顾准寻思录》一书时，看到有人对顾准的《息县日记》感到大惑不解，觉得是“官方话语的复制。同为《日记》与《文集》的作者，彼此相去甚远，简直不可思议”。持这一看法的人大概不知道，在那个告密盛行的年代，夫妻为“革命”反目为仇，儿子“大义灭亲”揭发、斗争老子的事时有发生。顾准写息县日记时已挨整多年，家破人亡，对残酷斗争有切肤之痛。他在干校自始至终住集体宿舍，毫无隐私可言。在那个极“左”的环境下，连我这样一个随家长下放的少年都会被告密，更何况顾准这个右派、监管对象。他很清楚周围时时刻刻都有警惕的眼睛盯着他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向军宣队告发。而他在日记本上写的任何文字，都等同于直接写在军代表的办公桌上。考虑到这一点，他不可能在日记中畅所欲言，必然有所保留，写些官方语言，使内容都能“摆到桌面上”。道理很简单：他要活下去，就得学会保护自己。因此，当我们今天读这些文字时，应当时刻不忘当时的特殊环境。
十一、在公社中学借读
刚下去时，我们这些干校子弟整天无所事事。有的孩子淘气，在外面惹是生非。经济所魏某某的儿子抓住老乡家的鹅，把翅膀绑起来扔到水塘里，差点儿把人家的鹅淹死，气得老乡到干校告状。领导很头疼，不得不认真考虑怎样安排这帮孩子。结果决定十四岁以下的到当地学校借读；十四岁以上的自己选择，要么去机务班学开拖拉机，要么到公社中学借读。我选择后者，于是跟其他十几个孩子一起去了东岳公社中学。
当地学生听说北京来的孩子要跟他们一起学习，别提多高兴了。这些农民的后代用五颜六色的纸做成彩旗，在老师的带领下，打着纸糊的小旗子夹道欢迎我们。他们兴奋地一边鼓掌，一边不断高呼：“向干校子弟学习！向干校子弟致敬！”那情景让人联想到当年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
这是一所戴帽中学。所谓戴帽，就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有点儿类似给人戴了顶帽子，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学校比较普遍。这所学校条件很差，只有几间土坯房，围成一个不大的院子。学校没有操场，只在院子当中竖起一个自制的篮球架。作为教室的土坯房只开有门洞和窗口，却没有门板和窗扇。天暖和还好说，到了冬天就很冷。只能在窗口用块塑料薄膜挡风，可门还是大敞着，晴天的时候屋子里比外面还冷。有时上着课，农民家的猪便大模大样地走进来，在教室里转来转去。老师见怪不怪，照常讲课。
学校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个学生，校长感到师资不足，要求干校支援。而干校正愁个别病残人员不好安排，于是派了两人到学校教书。一位是经济所的刘克祥，三十出头，搞经济史的，患慢性肝炎；另一位是自然科学史所的汪子春，也三十多岁，搞生物学史的，因患小儿麻痹造成腿部残疾。到公社中学后，刘老师教语文，汪老师教化学。
汪老师教的化学课当时叫“化工”，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研究中国古代生物学史，按说教这点儿课不在话下。可学校里没有实验室，上化学课又不能不做实验，真难为死他了。为了让学生理解所教内容，演绎各种化学反应，他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些土办法，做了几个简单的实验，如酸、碱中和等。当时流行一句豪言壮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可人们似乎没想过：“创造条件”也是需要条件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学校教学经费极少，除了黑板和粉笔，几乎没有任何教具。有一阵甚至连粉笔都快用光了，老师只好用很小的粉笔头儿写字。校长为此愁得不行，不得不发动学生勤工俭学。所谓勤工俭学就是去挖半夏。这是一种茎块状中药材，学校附近没有，得走十五里路才能到有半夏的地方。那天我真想多挖一些，为学校做贡献。说来惭愧，低头忙活了几个钟头，只挖到半个拇指大的一块。当地学生比较会找，少的三五块，最多有挖到十几块的。这也难怪，那地方实在太穷了，人们都想通过挖半夏换点儿钱。收割后的庄稼地不知被人翻过多少遍，很难再找到。
当地学生很朴实，我不久就跟他们打成了一片。班上有个叫崔明兰的女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明兰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纯朴，友善。她因家庭生活困难，曾辍学几年，后来自己还是想念书，又回到学校。她比我大四岁，那年已经十九了，跟我在同一个班上课，我有时放学后带她到干校驻地玩儿。一次她见到我母亲，说起最近改了名字，叫崔艳丽，问好不好。母亲说不好，“艳丽”太俗气。你原来叫“明兰”多好啊，很清纯，为什么要改？明兰特别信服母亲，很快又把名字改了回去。
春节快到了，学校准备开个联欢会。班主任黄继斌老师听说我会拉小提琴，问能不能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当然愿意，可问题是演出的“舞台”就是学校院子，在数九寒冬的室外，手肯定冻僵了，根本没法拉琴。黄老师问，能不能想办法克服？我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在上台前用热水泡手，使手暖和过来。他说没问题，这事交给他了。演出那天，他左手提个暖水瓶，右手拿个脸盆，一直站在“舞台侧幕”。我们密切配合，等我前面一个节目刚一开演，他马上把热水倒在盆里，边用手试水温，边催促我赶紧泡手。当报幕的人说“下一个节目：小提琴独奏《北风吹》”时，我已用毛巾擦干了手，从容地走上台。农村学生从来没见过小提琴，好奇得不得了，全场鸦雀无声。我屏住呼吸，以饱满的激情演奏着每一个小节、每一个音符，悠扬的旋律从指尖淌出。一曲奏完，同学们拼命鼓掌，我羞得涨红了脸，飞快地跑下台，连鞠躬都忘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登台演奏”，终生难忘。
当地学生跟干校子弟刚开始关系还不错，但后来逐渐有了矛盾。主要是干校子弟有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家长还是中央机关的，看不起农民的孩子。有人向农民子弟炫耀说：“看，我这件的确良衬衫，是我爸花十块钱买的。”还有的人嫌农村学生土，不愿意跟他们坐同桌，下课也不跟他们玩儿，这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子弟的自尊心。后来干校子弟与当地学生竟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我对北京学生的有些做派看不惯，站在农村同学一边，绝对是个异类。
自己当年为何会那样，我想大概与母亲的潜移默化有关。她虽从未跟我讲过“人人生来平等”这类概念，可她总是平等对待所有的人，对我有很大影响。
两派学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甚至发展到动手打架。汪子春老师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专门召集干校子弟的家长开会。他也站在农村学生一边，指出干校子弟种种行为的不当之处，要求家长严加管教。遗憾的是，他的努力没起什么作用，直到干校搬离，两派学生还是水火不相容。回想当初刚到这个学校，农民子弟是那么高兴。他们大概万万没想到，迎来的竟是一群死对头。
1971年4月4日，学部干校要从东岳搬迁到明港。临走那天，我向明兰辞行。她低头半天不语，都快哭了。突然，她抬起头来说：“你一定要等着我啊！”然后就飞快地跑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跑回，捧着用手绢儿包着的四个煮熟的鸡蛋，那鸡蛋还是热乎的。我大受感动，深知在这个贫穷的乡村，鸡蛋有多金贵。农民一般自己是舍不得吃的，指着用它们换取食盐、灯油等生活必需品。那手绢儿里包的哪里是鸡蛋，分明是她的心啊！明兰，我会永远记住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