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谋”家的动员报告
1957年寒假的第二天，我县（当年行政区划含邻县——现汨罗市）全体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城关镇参加帮党整风的学习运动。
几天以后，县委副书记陈茂艺作了5000言的《关于小学整风的动员报告》。他将全文印刷件发给了每人一份，让你在听不清他的北方口音时跟书面语查对；更深的用意是：若怕口说无凭，将“契约”给你抓着，总可放心了吧！
我的难友熊仲篪即使文革时他家几次被抄，大量珍贵典籍散失，他都冒着风险让《报告》逃匿了出来，成为5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和审视那段荒唐历史的重要资料。现摘引它的若干片断，以使“阳谋”家的嘴脸自我曝光！请听——
“一年来，毛主席提出了很多政策，总题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以便在人民内部，通过发扬民主，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来解决人民自己的问题。发挥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党的工作更能适合新的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国民党的作风，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服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私利。我们身上的任何缺点和错误，都会造成对人民不利的结果，我们必须坚决加以消除。
“我们的党一贯是相信群众的，我们希望全体教职员同志，都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党在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批评。我们一定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改进我们的工作。总之，只要是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和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批评，无论怎样尖锐，都应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也是我们党对待批评一贯的态度。对于这样的批评，任何压制、打击报复是完全错误的，都必须坚决反对。
“有一些人，有一种不必要的多余顾虑，据说是怕‘言多必失’，怕说错了话成了右派……抱着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这是一种肤浅幼稚的想法，因为整风反右派是两回事，两个范畴的东西，说错话与右派之间不能直接画等号。”
“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统称。”
“人民自己为了党与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而整风而鸣放，而发言而批评缺点、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克服矛盾，这是一种高度负责任的表现。”
“每个人的每一句话，不可能都百分之百的正确。因此，怕说错话当成右派，这不仅是肤浅之见，而且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的表现。”
“这次整风运动，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和学生。大家一定要放下一切思想顾虑，积极地投入这次运动。”
这个大庭广众中娓娓动听的动员报告，足能使人感受到甘霖润物的温馨，丽日当空的明媚。当时，我曾感慨系之地赋了一首诗——
立党为公赤子忱，前人莫遇我逢辰。
誓除“三害”情如火，欲吐千言礼献金。
共济明时关大义，且陈刍议恤斯民。
指看律转阳回近，纵值寒冬亦觉温。
二、鸣放由静如止水而渐涌高潮
广大教师最初对鸣放是顾虑重重的。因为，当年夏季已有很多民主党派人士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前车之鉴；有些在旧社会工作过的人，曾在几次假期集中学习时领教过审查个人历史、肃反整风的厉害，怕一旦反右首当其冲；有些阶级出身或社会关系不好的人，也隐忧忡忡，唯恐因而招祸；有些平日与领导者合不来的人，即使是工农出身，也怕遭到打击报复。诸多复杂因素，导致在鸣放开始时，每个区的场面都很凄清冷寂。
我虽年方十九，也因是地主子弟而自危；且已得知我是被整的“重点”对象。那是快散寒假时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到室外小解，见校长张海滨宿舍里泛出黯淡的灯光，还听到有人窃窃私语。傍户谛听，他正对一青年教师张行良说，“我在县里参加了‘整风预备会’，邓乔年是摸底中的‘整风重点对象’之一，你要帮组织上搜集些关于他的材料……”当晚，我辗转不寐，回想自己平时对校长为人跋扈，工作方法简单一直不满；现在，他要加害于我了。而张行良同我教平行毕业班的语文，我作为语文教研组长曾听过他两次课，提过一些改进意见，他忌恨在心。校长便利用我俩的矛盾，拉他一道来整我。所以在开始整风学习时，我便时刻提醒自己“敏于事而慎于言”。
然而，鸣放初期万马齐喑的氛围，让“动员”报告一炮冲开了！他讲得那样合情入理，推心置腹，诲汝谆谆；信誓旦旦，令人幡然悔悟对形势估计错了；认识到应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具有高度责任感，不应成为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的庸人。且认为小学教师以其地位之低，能量之微，即使说错了几句话，也动摇不了一个强大的政权，怎会被划进敌对势力圈子里去？再说，大多数文化和业务水准相对较高的教师鸣放开来，若都打成右派，教育事业还能办下去吗？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工作在农村和社会基层，对“三个主义”给党的形象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造成损害的种种严重现象，司空见惯，耳熟能详，早有鼓与呼之念。既然“知政失者在草野”，被竭诚邀来帮党整风，怎能不向它反映情况，畅所欲言呢？
基于这种共识，鸣放气氛逐渐升温，终至达到沸点。教师们除了大多数在小组会和区分会上发言外，也有被动员或自告奋勇到几个区联合的大会上发言的。在口头发言的同时，还以杂文、诗词、对联、漫画等书面形式鸣放。当道显眼的场所，哪怕是走廊、食堂、厕所的墙上都渐渐被大字报、小字报糊满了。十来天后，高潮激荡。只见纸上粑纸，人上叠人，有口皆鸣，无时或息。整体内容主要是对肃反运动、粮食政策、农业合作化形势、如何学习苏联及基层组织党政人士的思想、工作作风等提出批评或改进意见。鸣放中也有当时被少数同事关注、认为略嫌偏激而难为当局所容者。如：伏煌春在大会上用道情弹唱自编的《中央也有当代陈世美》；刘岳洲、王胜权等人的大会发言，认为工农差别太大及实行工资制后上中下层人士经济待遇出现了新的阶级关系。但他们自觉向党畅谈衷曲，是对党的信任和爱护，何虑之有？
我的首次发言，是在区分会上当众揭露张海滨在整风前夕准备整我的阴谋，引起了满场轰动。“二张”一时成了众目鄙夷、群言啧啧的阴谋家。激于义愤的郭君度、陆立祥二君甚至拍案痛斥他俩。
取得公正舆论的同情、支持后，我顾虑全消，便又在小组会上鸣放了两次，内容大略为：（一）粮食由国家统一掌握，是大规模建设和城市不断扩展的需要，是从全局调剂余缺和抗灾救荒的需要；但不应购亏农民的口粮。农民吃饭不饱怎能干活？下年要购的粮从哪里来？（二）“组织起来，是由穷致富的必由之路。”但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太快了。互助组成立不久，要扩大为合作社；合作社刚搭起架子，又要扩大为高级社，传统性地散漫、保守、狭隘、自私的中国农民将跟不上这种跃进的形势，集体生产会搞不好！（三）新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毋庸置疑的。但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见有苏联商标的东西就一概拿来。例如，对学生成绩计分，“五级计分法”就不见得比原用的“百分法”灵活适用。
我的发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们又发言充实和深化了我的内容。
我们所提意见的正确性，在以后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治国实践中，得以充分体现。
在那段时日里，我们为能对“三大主义”口诛笔伐，主人公意识得到极大满足而倍感振奋和舒畅。记得我还在区分会《快报》上即兴题了一首绝句：
位卑未敢忘忧国，蚕死堪矜尽吐丝。
有幸为民呼与诉，梅花含笑傲霜枝。
不料竟成了未几而横祸飞来的谶语！
三、“武斗”强制认罪的“大辩论”
几个星期后，鸣放阶段结束，“大辩论”的狂飙刮来了。县委秘密召集“左派”部署反右，宣称鸣放中右派分子已大量暴露出来，要对他们向党的猖狂进攻实施猛烈回击。这是两个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每个人革命立场的严峻考验。陈书记动员鸣放的报告只适用于人民内部，对敌人自当别论。会后，各区分会都成了揪斗右派的阵地。“左翼”阵线按他们圈定的黑名单，运用各个击破的策略逐一揪斗。其程式为：由战斗组长突然向群众宣布，某某是要揪的右派，群众立即齐声吆喝：“把他揪出来！”“赶快滚出来！”待他“滚”出后，又是一阵“打倒某某！”“某某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之类的口号。据说，这是先要压倒他的威风。首位被揪者开始并不怎么惊慌，认为既然是“大争大辩”，总得让我说话，有理讲得汗出！但刚要启齿，就被一群打手揪头发，按脑袋，令你跪下，甚至遭到重拳出击。恐怖的氛围，迫使与被揪者关系密切的人，即使是夫妻、亲戚、挚友，都争相上阵，指鼻怒斥。甚至揭露一些众所未闻的材料，以表明与右派泾渭分明。平素与“左派”斗士曾有嫌隙者，要被揪斗好几场。因为他不断地搜集你的新材料，然后通过野蛮的斗争逼你供认画押。被揪者一律关进反省室书面交待“罪行”，不时有人来提审其认罪态度。反省室里由最初的一人逐时逐日递增，直到人满为患，另一间反省室又设置了，最后县一中整栋学生宿舍变作了一个集中营。后押入的人大抵被先来者嗤之以鼻，冷眼相看。因为他也曾狠斗过此前被斗的人，谁知自己也在劫难逃——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是本县岭北区第一个被揪的“右派”。张校长并非党员，却因党员和积级分子原是他的部属，把他尊为“准党员”和领导核心。他早就要陷害和报复我了。岂止揪我，且把同情我反对过他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如此恨犹未泄，最后把全区数十名“右派”诬为以我为首的一个“右派集团”，肆意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揪斗中，“左派”们极尽其人身攻击、人格侮辱之能事。除了脏言漫骂，滥施体罚外，还给“右派”挂上绿布条，唆使周边的玩童们不时向“绿布条”砸来石子瓦片，嚷着“右派右派，一群妖怪，人民建设，他就破坏！”尤为使人不堪忍受的，是在春节演出《右派哭灵》的闹剧。这是城关区分会首创的杰作。“左派”们勒令“右派”们跪在蒋介石的灵牌前，且哭且拜，泣诉“孝子贤孙为您争了气啊”之类哀辞。“右派”们佳节思亲，况复自悲沦落，遭此屈辱，心似煎熬，大都嚎啕痛哭；女“右派”竟有几至昏厥者，或以头撞地而欲自尽者。有个男“右派”偏不哭，被一个姓徐的积极分子猛击几棍，终于泣不成声！这种戏猴似的创举，因博得上级表扬而迅疾推广，各区都别出心裁地赶写“剧本”，上演“新戏”……有几个女“右派”被逼得投河、跳井，因有人跟踪监视自杀未遂。
当时，我只觉得二十世纪的人民共和国，竟然倒退几千年而变为野蛮的奴隶社会了！大量“右派”被“斗深斗透斗垮斗臭”后，编成“思改队”听候“整风办”的大员们磨磨蹭蹭地定罪发落，无丝毫人身自由，被强制搞各种义务劳动；然而揪斗余波并未止息，还有“漏网者”被继续揪出来。红花乡完小女教师刘纪兰，正为揪右高潮已过自己安然无恙而窃深庆幸时，与她关系较好的积极分子、小组记录员黄四如突然邀她去粉馆相告：“因揪右指标未满，你已定为揪出对象；你不如主动自首，以免挨斗。”她虽只鸣放了几句话，但想到父亲在旧社会军界里混过，这层社会关系难被饶恕，便无奈地去自首，让右派“指标”又补足了一个。尤令人发噱的是，就连看管“右派”无比威严的“思改队”大队长马仲恺，在神气了十多天后，不知何故突然被揪出来，由春风得意的“新贵”蜕变而为左右莫可逢源的悲哀者！面对翻云覆雨，险恶惊心的政治气候，在“吟罢低眉无写处”的逆境中，我只能在心里愤然嘀咕着几句“打油腔”。
方怜碧落晴明好，忽骇惊雷骤雨天。
天意诚然高莫测，人言诈矣自难圆。
初生牛犊安知虎，妄动鱼秧竞入筌。
文杰若逢无赖汉，投枪匕首亦徒然！
四、特定历史空间里的叹号、问号
1957年我县反右斗争的伟大战果是：全县2564名小学教师中，641人被打成右派，占总数的25%；其中323人被清除出教师队伍（据县《教育志》记载）。
1978年，党中央将第一代领导人的“铁案”翻了过来，我县“右派”全被改正，百分之百错划了！全国55万多“右派”，仅留下万分之一未被改正，以证明所谓反右的“必要性”。但据早几年中央解密的相关资料表明，1957年全国划右竟达314万多人，则未被改正者为总人数的六万分之一！怪诞疯狂的历史，使300多万爱国知识分子长达22年辗转呻吟于“夹边沟”、“李家湾”式的悲惨境遇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知识和知识分子之惨遭厄运，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
2011年1月1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