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教师的寒暑假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可在毛时代，教师被视为资产阶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假期里总是安排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右派教师更是如此，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个暑假，我都在农村劳动，少则半月，多达一月。
1960年暑假，我跟随高一某班去嵊州大王庙农场割早稻，种晚稻，时间一个月。我是“跟”学生劳动，而不是“带”学生劳动。学生由班主任带领，右派老师被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只能叫“跟”学生劳动。
一个月的劳动，每天起早摸黑，实在艰苦。最难忍受的是蚂蝗叮咬。一下水田，它就不声不响地叮在你的脚上吸血。吸得滚圆，一拍打就迅速掉到田里。如果刚刚叮上，要想把它拿掉还真不容易，它死死叮在你的脚上拉不动。一双脚整天浸泡在掺有猪牛粪的水田里，被蚂蝗叮过的疮疤痒得不得了，一抓就烂，苦不堪言。夜里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大仓库里，学生似乎不怕蚊子叮，汗流夹背也照样呼噜大睡。我就没这福气。腰酸腿软，浑身散了架，加上蚊子似乎又特别喜欢我，老在耳边嗡嗡叫，即使点了数支蚊香（蚊香约一米多长，由锯木粉拌雄黄塞进直径约1.5厘米的纸圈里压扁而成）也不起作用，所以两手抓个不停。蚂蝗叮过的红疤被抓破，溃烂的双脚更烂了。实在太困了，才不知酸软疼痛，忘却一切悲伤，深睡几个小时。睡梦中还恶梦、冷汗不止，实际上已经感染了肺结核病，但我浑然不知。每日下午，自感乏力，面颊潮红有微热，这是肺结核发病的征兆。每天下工，腰直不起，腿提不动，肚子老有饥饿感。我必须打起精神去食堂吃饭，真的让我吃又吃不多，咽不下，饭量明显比学生少。
一个月的农忙劳动，饭基本能吃饱，不要粮票，下饭菜一般多是青菜、芋艿、罗卜、咸菜等大锅菜。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天劳动结束，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说晚上会餐，有肉吃了，健康状况极差又担心患上了肺病的我更盼望有一顿肉吃。
会餐前，一位学生干部对我说：“今夜会餐你自己到农场员工食堂买饭吃！”我顿时惊呆了！劳动了一个月，最后连会餐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一瞬间，我全身的血沸腾了！就算是劳改犯，烈日下一个月田间劳动下来，给一块肉吃也不为过。就算右派是敌人，我总还在讲台上上课，难道与学生会一次餐就混淆敌我了？耻辱！羞辱！这是对我人格的歧视和侮辱！这件事永远留在我记忆中，一辈子忘不了。
那天最后的晚餐，在农场的食堂里，农场干部、员工、学生、老师吆三喝四，杯盘狼藉，唯我一人从食堂窗口买了三分钱一碗的煮茄子，拿了一小钵头蒸饭，站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吃。在他们眼里，我仿佛不存在。我知道这是对右派的惩罚。我教书，双倍的工作量，却只给我一半工资。我劳动，一月才吃上一次的肉，却不许我吃。原来我是一头牛，只配吃草，干重活！牛干活虽重，还有主人爱惜它。我干了两个人的活，甚至超过两个，有谁怜惜我呢？
大王庙农场劳动结束时，离开学还有近十天。我顾不得疲劳，顾不得囊中羞涩，立即赶回南通老家，看望父母弟妹。我虽怀疑生了肺结核，可为了不使家人担心，我一直没有告诉家人。母亲看见我那又黑又烂的双脚，心里止不住的哀叹伤心。我宽慰母亲说：“在家休息几天，很快会好的。”
一转眼秋收到了，学校组织全校教师去嵊州中爱公社上杨大队收割晚稻。三人一组，与我同组的是叶某和李某，每日割打一块稻田。三人事先也没分工，一直是他们两位割稻，我一个人用脚踏打稻机打稻。那打稻机用力小一点滚筒就不转。尽管叶李两位割稻速度不快，我一人既要接两个稻把，然后紧握稻把在滚筒上翻动，同时又要用力踏踏板，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脚发软。
农忙结束，回校开总结大会，学校书记兼校长诸丹忱热情赞扬了老师们积极投入秋收劳动。突然，他板起面孔，话题一转，开始训斥我：“顾延龄这次劳动不认真改造，出勤不出力，懒洋洋，稻谷打得不干净，没有做到颗粒还家。”我一个人踏，叶李两个人割，等于是一人干了两人的活，最后还是落了个出勤不出力！我始终是学校的反面教材，随时拉我做靶子，杀鸡给猴看。
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我的肺结核病被确诊。医生说应当休息两三个月。我不敢，我不能丢掉“教书”这个饭碗，照样每周上24节课，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无论精神多差，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万幸的是，我从没有挂过盐水，只自费买了四瓶雷米封，肺病却奇迹般地钙化了。直到70年代末，我40多岁了，有了公费医疗，也没有挂过盐水。90年代初快退休时，我才生平第一次挂盐水。
从1958年开始，为了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学校除了春季采茶，夏天割稻种田，秋季割晚稻停课下乡劳动外，还决定在郊区方田山开垦荒地（60多亩）。方田山原本长满小松树，为了种粮，毁林开荒。各班轮流去开荒，每星期劳动半天。
那时我任高二四个班和初二四个班的数学，每周24节课。下乡劳动，我要跟高二学生；半天的开荒，我要跟初二学生。
开荒出发的路上，我拿一把锄头，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跟在学生队伍后面。许多老师不敢同我接触，怕被指控立场不稳，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引火烧身。所以我从不与带队的班主任讲话。
我的这群初二学生，天真，好问，好奇。他们不了解人世间的冷暖，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人。他们判断一个老师好不好，是以你上的课学生能不能听懂，对同学是否一视同仁为标准的。
劳动时，一些男同学喜欢到我旁边来，七嘴八舌对我讲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我几乎不插嘴，不发表看法，只在他们问我时才应答一下。小孩子劳动很卖力，但也难以持久，经常盼着休息时间到或收工回家。他们问我：“顾老师，现在几点了？”我说：“我没有手表。”起初他们难以理解，老师怎么会没有手表？后来他们改问：“顾老师，现在大概几点了？”我根据太阳光线的位置，根据劳动量的多少，估算出大约几点几分。学生不信，就去找班主任问。一对，基本准确。学生惊奇、开心，奔走相告，一下子我成了学生心目中的能人。从此，他们有事无事更喜欢到我旁边来。
对教师来说，手表是必需品。当时一块普通手表人民币100元左右，相当于一个教师两个月的工资。我这个右派老师每月只有25元生活费，给父母10元，自己剩下15元维持最低的基本生活。平时就是1分钱一颗的水果糖，我也不敢去买。没有手表，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堂课45分钟，我只能凭感觉，凭教课内容，估计还有多少时间下课。我从不拖堂，又能完成教学任务，这也是学生佩服我的地方之一。
我1957年大学毕业，到1964年底才穷尽积蓄，花91元买了一块苏联宝石牌手表。这块手表是我家产中最值钱的东西，是我的宝贝。如今这块笨重的宝石牌手表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躺在抽屉里，小偷也不看好它。
四十多年后，嵊州一中退休老师倪和钦先生对我讲：“当年我们学生称你顾老师为三个25，即年龄25，工资25，上课25（实为24节课／周）。”他又说：“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对你很尊重，因为你课上得好。劳动、休息时喜欢到你旁边，没有手表也能准确估算时间。学校领导得知你很受学生尊重，就召集班干部教育我们，说对右派老师要提高警惕，保持距离。”嵊州剡山小学退休老师马木芳先生也曾对我说：“当年我们几个同学非常喜欢与你接近，班团干部就找与你亲近的同学个别谈话，要我们学生揭发顾延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可见在那个年代，右派不配被尊重！学生尊重、喜欢右派老师就是错误，就要被找去谈话，被要求与他们划清界线，揭发右派反党言论。毛泽东执政27年，为维护其专制极权统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人为的阶级斗争。未成年的学生也随时被灌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孩子纯洁的心田里播种仇恨，制造恐怖。
1960年国庆节后，学校领导突然宣布停课，动员全校师生立即去北山采茶。茶叶是嵊县的特产，茶农一般只采摘春茶和夏茶，很少有采摘秋茶的。大家心知肚明，肯定又是县委哪个人头脑发昏瞎指挥，可是全校照样召开了批判“秋天无茶论”的大会。
出发那天清早，我随高二丁班学生自背铺盖动身。步行六七十里，天快黑了，来到嵊县与绍兴交界的北山横路坑。晚餐是毛笋咸菜粥，第一次吃感觉还好。以后天天吃，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越吃越感到肚饥。
每天上下午，我跟随十多个学生在茶山里转来转去。茶蓬光秃秃的，哪有什么茶叶！可是学校领导还要听从上级指示批判“无茶论”，真是可悲。
采茶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那怎么办？聪明的学生早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试验茶园，里面一排排茶蓬，长得郁郁葱葱。似乎没有看见管理员，学生们喜出望外，就大胆去偷摘。当时学生没有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他们知道我是随班监督劳动的右派教师，任何事都由他们自己作主，不会征求我的意见。
学生嘻嘻嚷嚷进园不久，就听见一声吆喝：“谁叫你们来偷的？”学生们被赶到一旁，把我夹在当中。那位管理员大声问：“谁是老师？”没有人回应，我也闷声不敢响。当时我年轻，衣着寒酸，个子不高，又不戴手表，完全不像一个老师。管理员继续问：“谁是老师？”这时有几个学生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们这里没有老师。”那位管理员似乎不相信，他的目光扫到一位戴眼镜、长得有模有样的童姓同学，说：“你是老师？”瞬时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这位管理员无可奈何，偷茶事件因找不着老师，就这样平息了。
照理说身为老师的我，应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可我没有这个勇气。很明显，一旦承认，后果不堪设想。唆使学生偷茶，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轻则开批判大会，重则送去劳教，甚至判刑。几年前一次会议，碰到这位童同学。谈起他被误为老师“偷茶”往事，我们都笑了。他说：“我戴了一副眼镜，就把我当教师了！”感谢这群天真可爱的学生，他们保护了我，使我免遭一劫。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六期，2010-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