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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知识分子乘桴浮于海

先讲一个小故事。近日读《余英时回忆录》,里面有个情节让我唏嘘不已。余英时1950年元旦赴港探亲,父亲劝他留在香港,不必北归。而余英时当时刚刚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的前身),一心想着建设祖国,于是坚持要回燕京大学继续学业。

北上的火车在广州转车,谁料车子过东莞时发生故障,停车修理四五个小时。就在这四五个小时中,余英时做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艰难决定——不回北京了。他在广州住了一宿,再次到罗湖。因为入港的签证已经失效,于是重金找了一个黄牛买通香港入境的警察,再次到香港。

此后,他在新亚正式拜入钱穆门下,专攻文史。1955年赴美做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遇到杨联升先生,于是申请做了杨先生的博士。此后余英时在学术上不断精进,最终荣膺有人文社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成为世界汉学的泰斗级人物。

1987年,余英时的第一本著作在中国大陆出版,很巧的是,这部书叫《士与中国文化》。此书系统地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阐释了中国精英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此书在中国知识界引起重大反响。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数年间,余英时的其他著作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在相当程度上刷新了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

余英时身在海外,但其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却相当巨大。余英时在东莞的时候绝对没想到,他居然是以身在海外的方式给祖国做了贡献。他当时认为,既然决意专攻文史,肯定要留下来才能做研究,但他到了哈佛大学后,发现学术环境远比燕京大学好。当然,燕京大学在1952年就被撤销建制了。

余英时对中国精英的研究,启发了一代学人。中国是什么很难讲,中国精英是什么却很好理解。精英对应的elite这个词,用英文解释就是the best of the best。中国有句很励志的谚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是什么?其实就是精英,就是掌握了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权力的那群人,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拥有更优秀的品质、能力,通常比一般人具有更优越的社会地位。

在传统中国,精英的概念更窄一些,对应“士”这个词。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可见精英是对中国富有一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他内心一定是有一种calling在的。今天的中国,也有相当多的精英抱有这种使命感。

但不得不说的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现实面前经常会撞得头破血流。过去的知识分子,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不治国安邦就悬壶济世。如今的知识分子,如果责任感和使命感无法达成,恐怕只能去写自媒体了。再不然就是良禽择木,远走海外。

我以前开玩笑说,媒体人转行无非“六公”,做公知、做公关、做公司、做公号、做公益、做公公。如今好像都很难做了。大家一见面,除了叹气就是抱怨,似乎很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自怨自艾。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问题。孔子他老人家当年就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这个人,被引用次数实在太多,后来班固引用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都是说这个情况。

我猜余英时在东莞的时候,一定在心中默念几百遍孟子这句话:“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这段话后来被简化为“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很多年前,我在西湖边上的新新饭店参与一对新人的婚礼,这对孟梁都是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婚后即赴美生活。新郎回答现场宾朋的提问,问他在海外如何做中国人,新郎极其自信而骄傲地回答道,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当然,这句话最早就是余英时说的。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我非常欣赏这种自信,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吴宓赠给陈寅恪的诗中有一句:卅年承教接音尘,文化神州系一身。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唐君毅这些人,都称得上“文化神州系一身”。岳南在《南渡北归》中的描写,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当年去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反而比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作出了更卓越的贡献。

前面扯了这么多,无非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乘桴浮于海,大概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传统情节,很多人最后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让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让外面的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王国维的三重境界中,这就是第三重了。从“为伊消得人憔悴”,到“灯火阑珊处”。

经常有知识分子抱怨,夜夜失眠,为这个国家操碎了心。那我来问一句,你的人生里,到底有没有比“操心”这件事更高的价值?我觉得还是有的,这个价值就是“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哪里能让你拥有更多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哪里能让你更有益于中国,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概念的拥趸,我以为超越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之后,反而更加能够理解中国和热爱中国。这里,我再讲一个故事。有位哲学界的老前辈,九十年代初在法国,非常苦恼于法国人对他的标签。于是,他决意要让自己变成法国人。

怎样才是一个法国人的标志呢?他选择了一个标准,在法国的报纸上用法文写法国的时事评论。于是他刻苦攻读法文,积极参与时事讨论,最终成为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的撰稿人,当然也成为很多法国女人的男朋友,他的法语比很多法国人说得都好。到了这个时候,当人人都认为他已经是法国人的时候,他却说,我要做回一个中国人,于是又开始积极关注中国事务。

这位老前辈如今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两种文明之间,对他来说,人生如同过了两辈子,他拥有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最终他认为自己又是法国人,又是中国人。这就是第三重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作为中国出生的知识分子,他显然认为在法国才能给中国知识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毕业的时候,有很多理工科的同学几乎是全班留学美国。我当时不大了解,去问化学化工学院的同学,为什么要去美国呢?同学们的回答很一致,因为那边实验室特别好。我挺欣赏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我们学文史的就不行了,人家问你为什么去美国,你总不能说那边的考古墓葬特别好吧?但是余英时告诉我们说,那边的图书馆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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