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谈判北京回合的结果并不出意料，似乎完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判前所定调的剧本展开：非常接近协议达成，中方甚至承认达成了原则性共识，却未签署任何文本，包括备忘录。相信，几天后第七轮华盛顿回合的谈判，可能也是3月1日最后期限到来前的最后一轮谈判，将签署正式备忘录，为特朗普总统延缓加征关税创造条件，也为中国领导人赢得了宝贵的拖延时间，还有面子。
这实在是一场很不对等的大国谈判，暴露了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虚弱一面，仿佛马嘎尔尼使团1793年到访清国发现这个据说GDP总量世界第一的康乾盛世，在自信外表下其实不堪一击，人民也贫苦、奸诈，不以偷盗为耻。
经过一年的贸易战后，中国政府最初表现的各种桀骜和强硬，例如从文宣单位警告美国“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铿锵有力的“坚决不改”的誓词，似乎都在过去一周的钓鱼台国宾馆里烟消云散了，被特朗普总统“谈判的艺术”所驯服。
这当然不是说商人出身、精于谈判之道的特朗普总统有多牛逼，不仅单方面伺机发动了贸易战，且从头到尾掌控着谈判进程，而是在各个层面逐一破解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的神话。假设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冷战，那么，势必像冷战时期围绕各种裁军谈判的进程逐渐将苏联这一泥足巨人拖向深渊。中美间的贸易谈判如果不断反复、继续，也可能最终引致一个相似的结局。而且，一旦入局，哪怕只对最低限度的结构性改革让步，那么，未来都再难逃脱贸易战的框架，并且在此框架下不断地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和平演变。这恐怕就是中国政府最为防备的，在贸易谈判中对美方“结构性改革”建议十分抵制的原因，然而缺乏战略性的反制，无时不刻暴露着崛起大国的虚弱。
譬如说，其一，贸易战为中国的公共舆论和社会经济预期创造了一个持续性的窗口，这在过去六年的互联网和公民社会整肃的高压下是罕见的。虽然有研究表明过去一年中国互联网新闻审查其主要目标就是贸易战的有关内容，但是也间接证实我在去年评论里所观察的，中美贸易战成为中国社交媒体最为热烈的主导性议题，美国对贸易战的发动和动作一直引领着中国的公共议程，进而对中国的决策层发挥着间接影响。其结果，不仅发酵出私有企业退场论等社会恐慌，从去年12月起北京的各方人士开始打破沉默，公开批评最高层的失误，中国公众也在少有的持续性讨论里意识到，美国政府所提出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其实正是中国未来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南。这对不敢骤然抛弃改开路线继承者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舆论挑战，党内分歧在去年下半年后也随之加剧，动摇着“定于一尊”的领袖权威，原定2018年秋天的十九大四中全会因此迟迟难以召开。
更重要的，也是本次北京回合谈判所凸显的第二层面：不在谈判现场的两位元首并不对等。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受着三权分立的约束，还因国会牵制而被迫关闭联邦政府，时长创下美国历史纪录，但是美国民主体制下的总统制设计却赋予总统在对外谈判上极大的自主性。例如1905年的西奥多·罗斯福为了解决贸易违约而“悍然”地向多米尼加派出军舰、接管海关，成为马汉海权主义的经典案例，也成为美国大国崛起的起点。另一方面，他或许只是因为单纯的选举承诺为消弭贸易逆差而发动贸易战，但美国各方力量却趁势而入，赋予了中美贸易战更为深远的政治意涵，精英意见的充分吸纳和共识形成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远被中方忽视。然而，中国的谈判决策者却面临着尴尬的境地：他虽然消灭了所有党内外的反对者或挑战者，但是受制于死板如古代中国节气政治一般的时点——3月5日即将召开的“两会”。这个每年一度橡皮图章似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大会却像定时剧场一般神圣，无法容下中美贸易谈判的任何清晰结局，无论达成协议还是谈判破裂。前者意味着“新二十一条”的丧权辱国，而后者则预示着中国被国际秩序的拒绝和随后严重经济危机的到来，对团结胜利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统一战线大会来说，这都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习近平无论如何也要虚与委蛇，即使面对那些坚决不改的结构性制度，也可能被迫作出口头让步。争取缓冲时间对他来说或许是这一回合谈判最为重要的目标。
换言之，习近平虽然在过去六年里成功颠覆了政治局集体领导体制、空前强化了个人威权主义，即“定于一尊”的超级元首，但是他的近乎不受约束的个人权力却受限于中国的僵化政治，一个虽然充满唯唯诺诺和层级服从却被错综复杂的官僚机器和程式化的表演政治所固化的体制，而且越来越像勃涅日列夫时代的僵化和停滞。区别只是，他可能通过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微型文革来动员官僚体制，而不必像勃涅日列夫那样通过不断讨好地方大员来维持权力，制造出一片繁荣稳定的内部幻觉，但是在国际事务上却陷入勃涅日列夫时代的冷战陷阱——因为体制的封闭性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性而受制于核均势、继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各种裁军谈判，包括为寻求缓和而在1975年签署赫尔辛基条约、历史性地对人权作出让步，从而引入体制崩溃的特洛伊木马。习近平或许想避免过早陷入新冷战的困境、并不愿意过早展开中美间的对抗、担心因此干扰他的“伟大复兴”，但是，中国在互联网限制和国家主义黑客、“一带一路”战略、对国际人权外交的破坏和对西方世界系统性的窃取技术、对驻华美国外交机构的大功率微波照射、以及对加拿大的人质外交等等方面，都在重现冷战后期苏联对西方阵营咄咄逼人的相似手法，无法不引发国际社会对新冷战的忧虑，而吸引各方力量利用特朗普总统发动的贸易战导入长期的战略谈判框架。这是中国的强硬姿态抑或战术性让步都无法摆脱的，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僵化所决定的选择困局。无论习近平嘴上怎么说改或不改，最终都只能通过向美国的让步也即缓和，来换得国内的威权承认。
当然，最关键的，贸易战所暴露的，并非芯片、高技国企补贴等等技术问题，传闻中的备忘录就包括了中国放弃补贴以换得美国放松对民用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而在于过去一年中国的谈判方式再次印证了一个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外交模式：以强硬的姿态开始，然后突然全盘放弃。连战争模式也不脱其窠臼，如1962年的对印战争，和1979年的对越战争。在其间不多的重大外交谈判，例如1954年的日内瓦和谈、1979年元旦前夕的中美建交谈判和1990年代末到2001年的入世谈判，等等，几乎都一再重复了这种“纸老虎”的外交模式，表明中国的外交缺乏坚实的战略基础，外交谈判和最高决策层之间也缺乏足够信任。而长期以来支撑这套可笑的、清朝式外交模式的却是中国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一意识形态在过去两百年经历了从华夷之辩到输出革命到今天的民族主义外交，尽管其间间杂着洋务派的以夷制夷、民国时期的成功外交和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等成功阶段，而且这些外交经验和教训都在中国外交学术界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思，但是，意识形态的僵化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也遮蔽了意识形态与外交路线的分裂。
换言之，意识形态本身的虚伪和过时，特别是今天陈旧的民族主义话语却混同在新民族主义的潮流中，不仅无力解决小外交的制度瓶颈，造成连外交人员在无论输出革命还是一带一路时期都在抱怨的——外交部门对国内话语和对国外话语的割裂，这种割裂充分体现在贸易战谈判进程中，也体现在中国政府对华为案的态度上；而且，意识形态的僵化加速着中国的国际孤立，而不得不在最后以投降换得和平，倒也符合儒家每每清议好战最后不得不签立城下之盟的传统。对习近平的外交决策来说，更是最为体制性的牵制。
所以，过去一年中美贸易战的进程，不仅为中国内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舆论窗口，也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窗口。外界不难发现，他们面对的咄咄逼人的对手，或许更像冷战后期的苏联，陷入停滞的苏联全力以赴地盗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且掩盖自身的困境，而最终如同泥足巨人一般地坍塌了。这或许是中国政府在2019年伊始便意识到的危机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