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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配”老马号(8)

脑炎

1975年10月某日半夜,我的头突然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并伴有喷射性呕吐。妻子去敲于对付的窗子,答曰:闹肠胃病,天亮再说。

坚持到早六点,妻子看着势头不对,决定直接送我去团部医院。

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我们在路边等到了头班长途客车。团部医院那位四十多岁的陈姓女大夫很有经验,马上让我做腰椎穿刺,检验出我的脊髓液中有红细胞,诊断我是得了淋巴脉络膜脑膜炎。

女大夫告诉我,淋巴脉络膜脑膜炎是森林脑炎中症状最轻的一种,我估计是在草地被草爬子叮了,或打回来的夜班饭(馒头)被老鼠啃了,我又吃了老鼠啃过的馒头,就被传染了。

妻子回去把家里三四只半大的小公鸡杀了(她不敢杀,我十二岁的外甥自告奋勇,一刀一只把鸡头都剁下来了),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住院半个月就痊愈了。

种畜站的环境卫生状况,到1974年的时候,污染已经很严重。由于没有下水道系统,禽畜的粪便及人类生活垃圾、污水在地表随意排放……苍蝇之多,屋里挂毛巾的绳子,已不是绳子,而是一根苍蝇棍。所以我患脑炎也是有某种必然性。

迷失

正如当时有人调侃我的:马都比你聪明,因为它脑袋大!确实的,人的脑袋重二斤半,大脑容量1400毫升,马的脑袋起码十几斤重,容量是人的好几倍,至少比我有智慧——马牛都知道躲避寒冷,我却傻子似的驱赶着它们去顶风冒雪,只知道服从命令,不是比牛马还笨吗……

我一直把对自己的评价建立在别人的看法上,没有自信心,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省出版社借调我等,一个主要原因是:本来出版社想按照上面所谓“掺沙子”的精神,从兵团选调一些写作能力较强、写出一些较有影响东西的知青,作为新生力量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来。当时借调了四个人,梁晓声、牛耕、毛四维和我。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突兀而至,打乱了社里的构想,三个月期满,社领导只好让我们先回原单位。

至于我,还另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借调期间,犯了违反纪律的错误:

借调到省城,社里安排我住在出版社附近、道里森林街一个旅社,每天下了班,没事可做很无聊。有一天我白天经过科技编辑室时,瞥见屋里有大部头的外国科技图书,大幅图片印制精美,对我来说如果能看看,可是大开眼界。我贸然向编辑们提出借阅,却被拒绝。我就想着晚上趁下班无人,溜进去看看。

晚上我就从旅社返回出版社,传达室的牛大爷见是借调的人、熟面孔,问了问,我就说是看稿子,就让我进去了。我到了楼上,用类似今天电话卡那样的塑料片,把科技编辑室撞锁顶开,进了屋、开灯,坐在桌前就开始翻看。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想法,就是想看看有没有裸体女人的照片。

一本画册还没翻完,传达室的牛大爷大概是例行地上楼查看来了。我听见楼梯的脚步声,有点儿慌张,就顺手把灯关了。不料弄巧成拙,本来牛大爷在楼梯上已经看见有一间屋子亮着灯,怎么他一上楼就关了呢?他上楼直奔科技编辑室而来,当然逮了个正着。

我解释说就是为了看看科技画报,但牛大爷怀疑我另有不轨,何况科技编辑室是重点巡查科室,岂是外人随便进得的。就给社领导打了电话。他是职责所在,当然会看得严重些。

社领导赶来听我解释后,又想我孤身一人,也跑不了,一时也难以查清短少了什么,就放我回旅社了,明天再作计较。

话是这么说,但场面很是尴尬,领导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第二天,上班之后,科技编辑室的编辑们各自清点之后,都说没有丢失什么东西。我算是解除了偷盗嫌疑,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坏印象是留下了。

究其原委,还是受到极左口号“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蛊惑,又不懂得什么公序良俗,在北大荒散漫惯了,以致失去道德约束。

过了不长时间,借调三个月期满,领导找我谈话,并未提及此事,只说根据新开展的运动的新精神,让我暂时先回原单位。但我自己觉得,这件事肯定对我留下有负面影响,因为人家想挑优秀的知青,四十万人里才选四人,这种行为能算优秀吗?

当时另外三人也先回原单位了,但过了一段时间,听说牛耕是正式调到省出版社了。梁晓声后来被推荐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

调离

我患脑膜炎的信息传到父亲那里的时候,他因为卷入高层的斗争,1975年底,被指令到中原某地农村暂避一时,那里是我的两个妹妹插队之地。此时五十七岁的父亲身体已经十分不好,五十岁那年牙已全部掉光,还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1974年被“勒令”返回湖北咸宁干校,两三个月里心绞痛发作十几遍;衰弱得提不动半桶水、走十里路途中要歇好几次……

他哀伤地对我妹妹说,把小林调过来吧!也许以后就见不到了……

这是父亲一生唯一一次“走后门”,他借着刚到当地、县领导还有点儿“新鲜劲”,冒昧地提出这个要求,县领导满口应承“欢迎欢迎,来了后,到县一中、县委通讯报道组(去工作)都可以。”

我对老马号已无可留恋,但离开北大荒,当时确实有一种树木被从土地里连根拔起的感觉……

大概是因为我没有贴出给朱站长的大字报,也就是说没跟他撕破脸,他在我调走的事情上没有刁难我,而且在我向他借钱时,他代我向郑副站长转借了二百元钱。当时仅行李包装费和火车托运费就用了一百五十元多,还有火车票钱等等,钱就花光了。可以看出朱站长还是很有心计的,他怕我对他心存芥蒂——此一去,千山万水,恐怕再难见面,万一借钱不还呢?

这郑副站长可是种畜站学历最高的人,别看他其貌不扬,却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二战时期曾在美军远东情报局当过翻译,军衔少校。到北大荒时已是近六十岁的垂老之人,大概反复审查,排除了特务间谍等嫌疑,投闲置散,到我们站当了个什么事都不用管的副站长。老头对任何人都十分客气,甚至有些谦卑。他老伴林技术员是农业专家,他们有个女儿和知青差不多大,不在身边,儿子郑小虎年纪尚幼。老两口相濡以沫,每天早上必定要喝用老马号牛奶煮的玉米面糊糊。

我到了北京,立刻向母亲要了二百元钱,给老郑寄去了。

朱站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到总场任公安分局局长。2005年去上海治疗心脏病,不料死在手术台上,享年八十。他有两儿一女,两个儿子从小放在开原老家寄养,到快成年了才接来,他们都长得壮壮实实的,可就是张不开口叫爸爸,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朱站长的心病。

经过半年左右的努力,我终于带着我那个小家调离北大荒,然而世事变化如白云苍狗,县领导原先的口头承诺不作数了,我和妻子一时没了工作。这种隐性失业状态,一直持续到父亲1976年10月意外去世……

这是后话了。

释怨

前面我曾写道,我去老马号是心怀委屈的;岂止是去老马号,多少年来我一直都有各种委屈甚至怨恨:从起初父母送我到北大荒,到最后狼狈逃离那里,我心里一直是不平的,觉得北大荒对不起我、基层领导对不起我,团组织对不起我等等……

我参与了掠夺式开垦北大荒的草甸黑土,使它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流失,许多地方已经裸露白浆土了;我参与了砍伐完达山的树木;我参与了破坏、污染北大荒的环境,使居住区污水横流、蚊蝇成阵;现在千里听不到鸟鸣,春天看不见雁群……应该感到委屈的是北大荒、是大自然!

应该感到委屈的是那些解甲归田的军人们,他们曾长期为建立新国家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他们立下的殊勋,应当厚赏,怎能把他们往荒原一推,任其自生自灭?一个政府机构只挪动了几十公里距离,却要为其大兴土木,修最好的路、盖最好的楼……“屯垦戍边”,起码奖励每个军人一块土地让他们能够养活自己吧!(就像林肯总统1862年制定《宅地法》那样),不仅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又该多么大地激发起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啊!

应该感到委屈的还有那些被招募来的内地农民,他们扶老携幼地来到北大荒,只为了不被饿死;拿最低的工资,干最重的活儿,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到他们老了,又被那些每年发给自己百万元工资的权力者抛弃,甚至进一步盘剥……

最应该感到委屈的,是那些被冤屈的人,他们在那极左的阶级斗争年代,莫须有地成为罪人,被押送到比宁古塔还遥远的“中国的西伯利亚”——北国边陲,做着比苦役犯冉阿让还繁重的苦工,忍受打骂侮辱、侥幸活到刑满释放,又不知多少倒毙途中——按说释放了就是“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人民中的一份子了,应该是有光明的前途了,国家应当保护他们的生存权,怎么不是走向自由,反而是走向死亡呢……

所有这些人,才最有权利感到委屈、感到不公!而不是曾经自以为血统高贵,认为“连我受到的苦难都比你们的高贵”的我!

今天,我真诚地认识到,我完全没有什么理由可委屈、没有什么资格可以抱怨的。我受的那点儿小委屈,比起上述那些人算得了什么?如果说知青们受了点儿“小苦难”,也只有融入到他们的大苦难中才有意义。

对我个人来说,还就是需要经受这些磨练,才多少洗刷掉一些纨绔子弟的臭习气、坏毛病。

我觉得,广大基层民众就像宇宙中的暗能量、暗物质,他们很“不起眼”,看似不存在,但他们占到了宇宙总质量的十之八九,而那些风光灿烂的日月星、那些星系总星系等等,不过仅仅占百分之三四而已……

尾声

我于1976年5月底告别北大荒。我的身体逃离了马厩牛圈,并不意味着就成为“人”了,我仍然是牛马。恰如李义山的诗说的“我有迷魂招不得”,我虽然离开了荒原,但我的魂灵迷失在荒原上,迟迟没有得到拯救;即使回到城市,城市于我仍然是荒原,这大概也是艾略特诗《荒原》的寓意吧?

只有具备了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才算是明白地活着,才算是灵魂得到拯救,才是脱离了牛马的奴役状态,真的成为了一个“人”。

我曾在1998年写诗自嘲:“脑袋是瓜/也是傻瓜/半个世纪还没熟/在这高寒地区”,我这晚熟的品种,只要不死,就还能逐渐长大、成熟……

还来得及吗?也许……

2017年12月27日—201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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