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家
1974年我二十八岁了，现实的婚姻问题摆在我面前。我决定在北大荒“成家立业”，出于两点考虑：
一是要表现自己“响应党的号召：扎根边疆干革命”，二是显示自己要“和工农相结合”，未婚妻找的是农村姑娘。这都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说辞，是做给领导和群众看的。实际上是因为1974年9、10月间，我和未婚妻请了探亲假回北京和女方老家，在探亲假期间我们同居，未婚妻怀孕了。所以回到种畜站，在当年12月就匆匆结婚了。
在我看来，和未婚妻一起请探亲假就是旅行结婚，但当时人们认为举行婚礼之后才算结婚，那么我这就属于未婚先孕、“奉子成婚”。这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就是一种错误，人们可以冠冕堂皇地批判你是资产阶级思想、生活作风有问题。
梦境虽然浪漫，现实却很苦涩。
对于“过小日子”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后来我才发现，成家立业并不意味着响应了党的号召，你就如何光荣，如何先进了。实际上你成了和所有老职工一样的人，每天要烧火做饭，挑水劈柴，养鸡种菜……有了孩子还要把屎把尿、洗尿褯子。你就从一个“有志青年”变为一个“小生产者”，真正跌落到生活的最底层，陷在无穷无尽的生活琐事堆中了——这是由不得你的——这里我也替老职工辩白一下：不是老职工就甘于庸庸碌碌，只有知青“可以大有作为”，实在是他们收入太菲薄，那点儿工资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不得不起早贪黑种自留地（甚至“开小片荒”）、养鸡喂猪……春天要挖猪菜、夏秋要撸草籽，冬天要上山割荆条，活儿多得数不清、干不完。
海子的那首诗《春暖花开》被广泛传诵，还被改编成了歌曲，但一般人从字面上往往误读。“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关心粮食和蔬菜/……”其实是海子对庸庸碌碌的现实生活感到绝望，是对所谓“幸福生活”的反讽。他用他的死诠释了这一点。
我成家后，亲身体验了这种“幸福”，所以很理解海子的感悟。（在写这篇东西过程中，我上网查了有关海子诗的评论，野墨2010年3月1日文章《对海子诗歌〈春暖花开〉的再解析》证实了我的看法。）
各级宣传部门发现我没用了，立刻弃如敝屣——我们站里出黑板报也不再找我了。
到了半年以后，我陆续得知一些内情，对朱站长的不满日积月累，终于起意给他贴大字报，我利用夜班后补休的时间，把对他的意见整理了十几条，写了十几页草稿，准备抄出来。被妻子看见了，劝我不要写，我不听，她预感到事情不妙，趁我上夜班，把草稿塞进灶坑烧了。从此我渐渐觉得妻子和我没有共同语言，不是一路人。
我那时受极左思想毒害很深，用以批判朱站长的理论“武器”竟然是张春桥的《论资产阶级法权》、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文章，什么事情都无限上纲，扯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上去。其实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只有以血统论为基础的权力代际传承及其封建主义的权力至上观念；我的举动不过是唐吉珂德式的与风车作战般地荒唐可笑罢了，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搬起石头打天啊！”。
王医生
2004年，我带着女儿回了一趟种畜站，为的是让她看看一岁就离开的出生地。在红兴隆（原师部驻地）偶遇当年的接生员宋××，她告诉我们一个三十年前的“秘密”。
我女儿出生时，因为是头胎，妻子生得很困难。从夜里一点到早上八点，一直生不出来。接生员小宋束手无策，只好去求助王医生。
王医生并没有到现场来，听接生员说明情况后，给她出了个主意：隔着产妇的肚皮，用“双手复位法”把胎儿的位置正过来，孩子终于顺利生下来了。
正是王医生的经验保住了我女儿的命。不然，时间耽搁太久，再往团部医院送来不及，胎儿就会憋死。然而我们一直不知道功在王医生。
王医生和朱站长类似，也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解放”过来的，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卫生兵，到解放军中，继续当卫生兵。他没有上过医科院校，所以不算医生。我们农场的医院可不简单，是原驻佳木斯的陆军第××医院，是农垦部长下令整体迁来我场的。而其前身，是解放战争中接收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医院。医疗设施相当先进完善，医生大都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所以王医生只能在连队一级的卫生所工作。但他资格老，是个干部；老唐是佳木斯那家军医院的护理员，她嫁给王医生并没有留恋军医院，而是跟随王医生来到老场部，在卫生所里当了王医生的助手。1961年农场经济困难，让大批女工下岗，称为精简（这也是后来“家属”这个称谓的由来）。老唐也回家了。虽然她有四个孩子，靠王医生的工资，她倒也把孩子们养得壮壮实实的。后来农场扭转亏损后，又让妇女们复职，每月发25元。因为卫生所有人了，老唐没有再回卫生所。
好在王医生长期从事本职工作，又善于钻研，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尤为可贵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和对老职工的态度，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哪怕严冬刮“大烟炮”，谁家有病人，深更半夜，他都提着马灯，脚深脚浅地赶去诊治，凭着经验与责任心，从无误诊，能治的治，治不了的，马上找连里安排马车送总场医院，十余年来没有出过延误治疗的事故。所以深受老场部地区群众的爱戴。自从1956年此地有了人烟以来，这里的妇女生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虽说文革初期，造反派免去他卫生所长职务，到农业排参加劳动，但却是唯一没有被关进托儿所的“牛鬼蛇神”。老职工们仍然尊称他王医生，有什么疑难杂症的还是去请他出诊。而不愿意去找顶替他担任卫生所长的“于对付”。
我在老马号得罪过他的妻子老唐。
一次在马号起圈，我因为对站领导有气，发了几句牢骚，老唐知道我这个人好得罪人，就好心劝我，说某某领导又没得罪你，你别说他坏话……我正在气头上，就怼了唐淑兰一句“某某领导是你爹呀！”（意思是你这么维护他）。老唐从来没有被人这样侮辱过，尤其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特别生气，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我对老马号黑白班连轴转有意见，曾在班会上提出，为什么女同志不能打夜班？暗指的就是老唐。
老马号原有五个饲养员：班长老柳、男工小段，女工（即家属工，通常无论年龄，都称为小×，有轻视妇女之嫌）老唐、小高、小张。小高和小张是挤奶工，老马号养着三四头奶牛，两头公牛、十几头牛犊，归她俩管。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她们来到老马号，一番清洁工作之后，挤奶，过滤、煮开，约得四五十斤鲜奶，用专用奶桶盛了，然后两人抬着，送到站部门廊处，那儿有两排格子架，放着订奶者的盆盆罐罐，她们分别给盛上。分发完牛奶，她俩就回家了，下午再去上班。
老唐微胖、长圆脸，大眼睛，眼皮比双眼皮多一层，个子比王医生还高，年轻时是个美人，现在当然也不丑；脾气也随和。
她的身份有点儿特殊，说她是饲养员吧，她既不会骑马、也不会挤奶，所以她不用放牧，也不用打夜班，也不和那两个挤奶工在一起干活。而是和我们（柳班长、小段还有我）仨一块干活。她每天就是来一上午，下午没什么事她就不用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