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站长
朱站长，辽宁开原人，1974年时四十岁出头，一米七五的个子，眼睛大，因常吸烟而眯着；长得还是挺精神的。
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国立完全小学”，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在辽沈战役中成为“解放”战士，当过连队文化教员。参加过朝鲜战争。归国后分配到陕西汉阴县公安局工作，听说老战友们都转业到北大荒，他也转调过来。1962年前后，因种畜站的前身老场部地区的领导犯错误被撤职，他被派来担任领导。
他这个人很聪明，也有能力。但那时候讲“突出政治”、学习领袖著作，我1964年9月、十七岁到北大荒时，心理很不成熟，自然而然地就把朱站长当作父亲一样对待。我每周交一份思想汇报，把日记、书信都拿给他看。有空就往他家跑。还公开说：在种畜站只佩服朱站长和某干事。这就把一批副职干部都得罪了。朱站长就说我是“撅嘴骡子卖了驴价钱——吃亏吃在嘴上”。
还真是“现世报”——1965年底，因为我在当时东北农垦总局机关报上发表了几首小诗，更由于有个诗人父亲的缘故，《东北农垦报》给种畜站发来了商调函，欲调我去报社工作。朱站长正在外面参加“社教”运动，我站的其他领导就给报社回复说“郭小林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我们推荐另一名表现好的知青去报社”云云。果真那个知青就调去总局机关，当了干部。
朱站长起初并不“待见”我，站里如此处置，他也是知道的。
我因此对站领导产生怨恨情绪，认为他们对我有成见，不看我的积极面，专门盯着我的毛病……
其实我如果真的刚到北大荒一年就调去总局那样的大机关，我的性格缺陷、幼稚、浅薄等等，必然导致我栽更大的跟头——1974年在省出版社的表现就是证明。
我在青年班时，有个外号叫“董大晃”的青年操着一口范县口音开玩笑说：“你爹叫个郭小川儿，你叫个郭小林儿，这不乱了辈儿啦？成了哥俩啦！”父亲是我心中最崇拜的人，我觉得受了极大侮辱，却又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从容应对，只有涨红了脸干生气。平时交谈又总爱表现自己比别人懂得多，看不起人。结果，在半年试用期满后，同来的几名知青都顺利晋级为农工一级，月工资由25元升到32元，我却因“群众关系”问题只提半级，为“下线一级”，月工资调为28元。钱虽不多，事关评价，还是使我很没面子。
我当时忽略了一点，其实站领导把我从文书岗位“拿下”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1968年我就被站领导暗中定为“内控人员”，可以使用，但不能重用、更不能提拔。我却一直没当回事，还总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在兵团（东北农垦总局1968年改制为兵团）的机关报上发点儿诗、经常被上级单位找去参加个“业余创作学习班”什么的；这次去省里借调，心里就难免有“你们有谁能借调到省里”的小得意，把我在站里、在群众中的恶评给忘在脑后了。
文革初期，边陲的消息滞后，我们那里是大约1966年8月份了，才见到《十六条》的报纸。我们几个知青拿着报纸，兴奋万分地、挨家挨户走进老职工的草房里“宣讲”《十六条》，却发现老职工们反应冷淡、态度漠然。这就使我产生一个很片面的判断：他们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都很“愚昧”；站领导也“很不得力”，于是几个激进的知青在曾划为右派的气象站技术员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只有十二个人的少数派组织，自诩为最革命、最积极，“一蒿打翻一船人”，把全站几百名群众都斥为“赶浪头、走过场”的保守派。不用说，得罪了广大群众。而十年实践证明，群众的消极态度是对的，是经历多次运动给他们的经验教训。
我们那个组织攻击多数派群众的大字报基本是我起草的，因此到了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多数派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我作为“黑笔杆子”被抓进“临时监狱”——托儿所。虽说不久即“获释”，却被掌权的站领导班子内定为“内控人员”。
文革开始前，朱站长作为种畜站的“最高领导人”——集站长、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于一身，曾志得意满地对人说“我现在既是站长，又是指导员，我说了算！”却忽视自己刚调来不久，立足未稳；他不去和那些在此地工作多年的副职干部们搞好团结，而是自命不凡、看不起他们，又好出风头——在晒场干活休息时间，总爱找青年职工摔跤，还要让人抱后腰，相当于下棋的“让子”。
不料文革初，他却被那些副职干部“摽起膀子”“摔倒”了——借口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士（实际上是下士，夸大是文革惯例）的“历史问题”，又有在朝鲜战场搞女人的“作风问题”的传闻，轻易就把他“罢官、夺权”。
我所在的少数派也同意打倒他。但我觉得朱站长虽然有毛病，但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观点来自我父亲等人。1967年夏，我们那个只有12个人的“组织”拟派人去内地调查朱站长的材料，苦于没有经费，我自作主张地提出让我的父母出钱垫支，这任务自然落在我身上。
我回到北京，见到分别三年的父母，他们虽然处境艰危，却暂时未被关入牛棚；等我外调回来，父亲已被抓进位于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是全国文联）地下室，与臧克家、冯牧、李季、严文井等20余“牛鬼蛇神”“同聚一窟”了。
当时我请教父亲和他的好友贺敬之，朱站长算不算“走资派”，他们根据《十六条》规定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县以上的领导干部”，一致认为，种畜站只是连级单位，其领导者即使有错误也是执行者，够不上“走资派”。
在一次我们“组织”召开的批斗会上，一个拖拉机手打了朱站长一个耳光，我忙劝阻说：咱们不搞武斗。加上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和朱站长都被关进托儿所，一块干最脏最重的活，他逐渐扭转了对我的看法。
所以到他1972年恢复职务之后，他就痛感没有自己班底的难处，着手选人，他把我看作是他的人。
为了解决我长期入不了团的难题，他还以党支部书记身份到团支部去为我“说项”：“团组织的大门应该是敞开的，郭小林是有很多毛病，但他大的方面、他的主流还是好的嘛！”由于左派们的抵制，我直到满25周岁仍然未能入团。
朱站长在领导班子里说我有文字能力，虽未能入团却不泄气，又在积极申请入党；还搬出一位副职干部的话说是“咱们单位不用郭小林，别的单位就会把他挖走”，终于在1973年说服其他站领导，同意我担任文书工作。
如前所述，文书干了一年，我被借调，这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波及兵团，种畜站左派早就对朱站长复出不满，正好借此机会，攻击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大搞复辟”，不用说，这“逸民”就是我了。
朱站长前几年深深尝到了失去权力的滋味，他绝不肯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在支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右倾思想，表示“一定要把印把子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里，坚决解除郭小林的文书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