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在英国代办处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后的场景
从陈毅手中夺权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绑架王力等人的突发事件，旋即成为一个新的热点。王力等人被解救回京时，机场出现了与姚登山印尼归来时同样隆重的欢迎场面，之后，天安门举行的盛大集会，更是将这位“中央文革”的重要笔杆子，推到了政治声望的巅峰。
王力到京时，姚登山已在外交部参与掌管全局。在此之前，王力一直负责“中央文革”的宣传工作，如今，天安门城楼上的风光无限，使他有了拓展新领域的可能。仅仅十天之后，王力、姚登山——一九六七年的两位风云人物，便有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见面。八月七日晚上九点，王力召集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六名代表，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谈话，从外交部部长陈毅手里夺权，正是此次谈话的中心话题。
外交部的夺权斗争，早在一九六七年年初已经开始，至七月中旬，达到高潮。罗英才在《陈毅的非常之路》一书中写道：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进出车辆，阻碍外事活动，扬言要揪出陈毅。周恩来闻讯后，及时紧急约见外交部系统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假如你们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冲我就扣留谁。你们以为想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滑稽！（《陈毅的非常之路》，二五五页）
王力约见姚登山等人，起因是八月四日姚登山与“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的谈话之后发生的事情。宋正民是“中央文革”当时派驻外交部的记者，他在《我在外交部亲历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说：
八月四日，在首都新闻界声讨港英当局迫害我新闻记者的会上，姚登山谈到外交部运动时，关锋和戚本禹都认为“造反派”到外交部揪陈毅大方向是正确的。戚本禹说：“陈毅，二月份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我们的保也就收回来了。这是二月的事，现在已是三、四、五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下去。”姚登山问：“是中央文革不同意？”戚本禹说：“哦，不，不，不，你怎么知道的？陈毅不下来，和中央文革没有关系，我们中央文革不管。”姚登山追问：“是不是总理一个人……”话没问完，戚本禹就岔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姚登山把这次对话向外交部和部外的“揪陈大军”做了传达，一方面引起连续冲击外交部的事件，如北外“红旗造反团”冲进外交部三十号、四十号院和老部，强行架走乔冠华、姬鹏飞副部长进行审讯，令交代陈毅的罪行，还把两个副部长弄到王府井去卖打倒陈毅的小报……（《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见闻录》，二七〇页）
姚登山的做法，引发外交部另外一派“革命造反总部”的反对，遂致信中央，认为姚的传达与周恩来的指示相对抗，姚在外交部不提“打倒刘邓陶”而提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
走进钓鱼台的姚登山和另外六人，看到刚从武汉归来的王力正在养伤，小腿上仍打着石膏，他坐在躺椅上，与来人握手，发表一时颇为著名的“八七谈话”，姚登山听到了王力对自己的充分肯定与全力支持。《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叙述如下：
王力说：“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确，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最后还说：“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干部才敢出来亮相。”
……
关于“打倒刘邓陈”的口号，王力说：为什么不能喊？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评，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要改。“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姚登山插话问：“不是总理不同意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说：“总理身份不同嘛。”（《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七〇——一七一页）
第二天，王力致信姚登山，针对外交部另外一派造反组织的来信，再谈揪斗陈毅事宜：
姚登山同志：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力
1967年8月8日（载《东方红》，华东纺织工学院的东方红兵团，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英雄姚登山，成为夺权先锋
印尼归来的姚登山，一旦卷入“文革”漩涡，便如同射出的箭，再也无法回头。八月七日之后，他频频活跃在揪斗陈毅的前沿阵地。一份“文革”小报发表《陈毅为什么不能打倒？！》一文，报道了八月十四日外交部的夺权行动，姚登山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主角：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于八月十四日上午彻底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的宣传机构，由联络站和九九兵团联合派出十二人的监督小组，接管了外交部政治部的一切权力，负责原政治部日常业务工作并决定取消原总务司人事处，原总务司人事处一切工作归并到政治部。
下午，召开大会，会上，红色外交战士外交部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同志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陈毅不打倒，外交部的其他走资派就打不倒；陈毅不打倒，外交部的文化革命不能进行到底。他还说：陈毅为什么不能打倒？他的这些错误如果有十分之一放在其他人身上，也早就打倒了。姚登山还提出，同意不同意打倒陈毅，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外交部“总部”“攀险峰”是保守组织，他号召：“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不时被掌声所打断。
最后北外红旗勒令姬、乔、刘、符等即日起停止一切业务活动，每日写认罪书，揭发陈毅问题。（《上海风云（专刊）》，上海风云编辑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八月十六日，姚登山在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再次发表针对陈毅的讲话，“文革”小报以《陈毅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为题摘要予以发表。其中，姚登山特意向红卫兵强调王力对他的支持：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大量事实的揭发和批判，陈毅的问题就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反罪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在外交部就很明显的出现了“保”和“革”的问题。当人家在打倒陈毅的时候，他就来个打倒无政府主义，什么意思呢？他对陈毅就是保嘛！而且说陈毅同志你犯了错误，你很危险，到了什么边缘……王力同志所以支持我，支持我革命，同志们没有别的，就是在革命中间，就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阵线分明，坚决支持革命派。陈毅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还是反对毛主席的路线呢？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呢？还是执行的刘、邓那一套“三降一灭”的反革命路线？我们根据这个给他定性、批判。（《东方红》，华东纺织工学院的东方红兵团，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不过，读《外交部文革风云》根据一九九〇年姚登山本人回忆所做的叙述，印象有所不同。如果回忆真实无误的话，那么，身处漩涡中心的他，就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片狂热，充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斗争精神。相反，在陈毅险被劫持之时，他显得相对理智，试图避免事态恶化。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场景描述，其间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耐人寻味，值得悉数摘录如下：
8月26日（星期六）开第三次批陈小会时，发生了劫持陈毅事件。
这次会议原定仍是周恩来主持。开会前，周的外事秘书钱嘉栋来到。钱让人把坐在会场外的姚登山叫进会场说：总理有事要迟来一会儿，委托你先主持开会。可是，会开后不久，就有人要冲会场，劫持陈毅。来冲的人数不少，为首的是北外红旗造反团。姚登山十分吃惊，问钱嘉栋：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事先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钱嘉栋说：知道是知道，但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规模。姚说：既然知道，应该事先给我打个招呼。情况紧急，核心组的王中琪、夏义善等安排有关人员保护陈毅通过小会议室内一道暗门后面的小楼梯，将陈毅和他的卫士一起转移到二楼港澳办公室的一个套间里休息。一面通过外间的保密电话，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姚登山在外面劝阻来冲的人，叫他们撤出去。
这些人来的时候，警卫排把他们挡在门口。但来冲的人多，警卫排又临时调来一些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也挡不住。警卫战士一直退到新楼门口（大门在老楼北侧）。这时部里的干部也都出来拦阻，挡住楼门。有几个学生从窗户跳进来，进到楼内，冲进会场。最先进去的是个女生，令她失望的是陈毅外长不在会场里。学生不甘心，在走廊里到处窜，企图找到陈毅。姚登山到外面看到的是秩序很乱，说话没人听，只好大声喊叫，要学生的代表到一楼的一个房间里面去谈。一时来了一二十人，姚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这些人对姚劝告他们立即撤出外交部，根本听不进去，纠缠不休。这时有人给姚送来陈伯达对冲进来的人的四点指示，是中央文革刚刚打来电话传达的。姚登山当即宣读，要他们撤出去。又经过一阵劝告和争论，这些人答应撤人。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找姚登山。姚走出去接电话时，那些代表要姚转告总理，他们立即撤出外交部，要求总理接见他们。姚登山在二楼第一亚洲司办公室接电话，周总理询问情况，姚汇报说陈总安全，那些人已经答应撤出外交部。姚把看到窗外学生撤退，正在上车的情况也报告了，并且汇报了那些头头特别要他转告总理要求接见等。周表示可以，接见以后另行通知并指示姚登山会同有关人员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大批学生撤走后，姚登山同核心组商量送陈毅回中南海。姚说：“得换个车吧？学生可能认出陈总的车。”联络站核心组支持这个意见。天快黑的时候，外交部派车由姚登山护送陈毅。出门向东，绕道东四，再折向西，将陈毅平安地送到中南海，进了警卫团驻地的大门，姚才安心回家。（《外交部文革纪实》，一八一——一八二页）
勇敢也罢，狂热也罢，理智也罢，一个人的历史总是会以多种样式书写。四十多年过去，在谈及一九六七年的“文革”风云时，匆匆而来的姚登山，无论如何也不应被忽略，被遗忘。不过，此时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姚登山，乃至王力本人，巅峰时刻其实就是跌落的开始。
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恰是在红卫兵绑架陈毅的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人在上海的毛泽东，做出了逮捕王力等人的决定。
一年前，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接受检阅的红卫兵人潮，“破四旧”行动的惨烈，想必仍清晰地留在人们记忆里。一年后，还是这座城市，还是狂热的人流，狂飙再起。不同的是，此次狂飙所向，主要是“外国敌人”。革命与爱国，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融汇一起，激发出空前的激愤、亢奋、激烈。狂飙之中，理性不再重要，外交规则不必顾忌。雅加达陆续发生的针对中国使馆的外交事件，对红卫兵仿佛是一个启发——对待“外国敌人”，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同样的行动。
于是，又一个狂飙八月里，冲击“外国敌人”的驻华使馆的激烈行动，将外交冲突推至极端。
首先被冲击的是印尼驻华使馆。我搜集到的一份“文革”小报，在“首都消息”一栏里，这样报道北京“火烧印尼使馆”的行动：
八月五日，印尼暴徒袭击我国使馆，我国人民闻讯后怒不可抑，涌向印尼使馆示威抗议。晚九时半，二外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示威者冲进印尼使馆，把这个印尼反动派在我国领土上的据点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照天烧，大快人心。
六日，游行队伍仍不断前往示威，使馆周围贴满了“打倒苏哈托！”等大标语，使馆一片死气沉沉；被焚后的楼房窗户，只剩下焦黑的窗框，院子里堆放各种被砸的东西，狼籍一堪。
这次印尼反动派尝到了中国人民的铁拳。打倒印尼反动派！（《快讯》，工总司化工系统联络总站化肥农药分部、红卫兵华东化工学院新化工师（筹）动态组编印，第十一期，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火烧印尼使馆”只是一个开始，包括法国、苏联等国使馆，都遭到冲击。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真正震惊世界。
与英国发生外交冲突，主要缘于香港的事态发展。自“文革”爆发以来，尚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左翼”行动此起彼伏，积极呼应着内地红卫兵运动。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因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警察拘捕到香港政府去抗议的该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局势顿时急转直下：
香港左派人士于是起来声援工人，他们仿效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列队走上街头，到港督府去抗议示威，要求港督接受他们的抗议，并且在港督府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这些示威群众受到防暴警察的抗议，许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中国银行把大喇叭安装在其大厦顶上，进行反对港英当局的广播……（《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五六页）
内地沸腾了，抗议、冲突，逐日升级。五月十五日起，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百万群众，连续三天到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五月十八日，北京举行十万各界人士声援香港斗争大会；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行动起来，粉碎港英的反动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帝国主义”替代“美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敌人，红卫兵针对英国代办处的行动，有声有色地上演。
在一份“文革”小报上，读到一篇通讯：《红卫兵小将大战群魔英国佬“宴会”终成泡影》，颇为生动、细致地描述了六月九日在英国代办处门前的交锋：
英国驻我国代办准备在六月九日下午六时，在代办处举行宴会，庆祝国庆和女王的生日。北京外语学院红旗英语系支队全体战士和外交学院革命造反兵团部分战士闻讯立即前往，个个英姿飒爽，斗志昂扬，下午三时，把往英国代办处的路全部堵死，整个英国代办处被围得水泄不通。五时许，许多外国人接踵而来，打算参加“宴会”。红旗战士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向他们揭穿英帝企图借举行“宴会”之名，肆意扩大中东以及香港事态的阴谋。但是某些资、修国家的外交官员却大耍无赖，对我进行挑衅。我红卫兵当场予以坚决还击，把他们搞得瞠目结舌，丑态百出。
一东欧修正主义国家的官员开汽车飞速冲向代办处，就在这紧要关头，红旗一战士挺身而出，昂然屹立在马路中间，挡住了车的去路，那个外国官员没料到这一手，只好来个急刹车，当我红旗战士上前盘问他时，他竟吓得不敢报国名，最后灰溜溜地逃跑了。
据悉，英代办处的我工作人员九日罢工，英代办只得弄点花生米，再开个罐头应付应付，岂知无人赴宴，闹了一个冷席。
印度一个外交官员企图翻墙赴“宴”，吃花生米，未遂。
红卫兵小将经过五小时的奋战，赴“宴”者都被赶回，英国佬“宴会”扩大中东和香港事态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反修》上海市反修战线联络站总部，第二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最激烈的冲突，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发生了。
据《外交部文革纪实》叙述，为抗议港英当局查禁三家报纸、关押十九名香港新华分社记者，中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英国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四十八小时内解除禁令，释放扣押记者。二十一日，照会公开发表后，由一批造反派组成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采取革命行动，局面顿时为之紧张：
北京市革委会通知外交部，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到现场保护英国代办处，并要外交部派人同他们一起向红卫兵做工作，要红卫兵遵守秩序。外交部礼宾司和西欧司都派人到现场，配合卫戍区的军官工作。卫戍区在现场安装了大喇叭，反复广播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外事纪律的规定，要求示威者与英国代办处的房屋保持一定距离。外交部赶紧通知周恩来总理，周立即通知中央文革，要求中央文革出面干预。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写信要红卫兵遵守秩序。陈伯达的信在现场反复广播，红卫兵根本不听。接近黄昏，48小时限期到，示威人群冲破卫戍区士兵组成的人墙，涌入代办处，冲进办公室，砸坏了室内所有的东西，并放火烧了房屋。（《外交部文革纪实》，一六一——一六二页）
狂热一旦燃烧，焉能随时熄灭？“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如此这般，在北京发生，震惊世界。
“中央文革”派驻外交部的记者宋正民，当即与和另一名同事前去现场。他这样描述火烧后的现场情况：
我们到那里时，大部分红卫兵已经撤走，马路上还停放着几辆消防车，英代办处有的地方像还冒着微烟，现场一片狼藉，设在那里的各使馆都紧关着大门，只有阿尔巴尼亚使馆一切正常。在场维持秩序和清理现场的部队同志告诉我们，火烧前总理和陈伯达、江青联名四次指示聚集群众“不打、不砸、不抢、不冲、不烧”，但还是未能制止。当我们问到其他使馆和英代办处人员情况时，他们说，除阿尔巴尼亚使馆，别的使馆多少都受到一些冲击，群众冲进英代办处后，英代办翻墙逃跑时撞破头，已送到医院，其他人员也都保护了起来。在场还没走的红卫兵也告诉我们，他们冲进去时，那些英国人吓得到处乱跑，没跑的就跪在地上求饶，这些老外欺侮我们一百多年，今天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他们说的时候，情绪还很激动。我们看现场，找人了解情况，写报道折腾了几乎整整一个晚上。对这个事件的报道，我们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登“简报”时，按王力的口气改成了肯定的语调。（《飞鸣镝》，第二七二页）
风波没有结束。火烧英国代办处后，又一批红卫兵，将苏联大使馆团团包围，不听劝说撤离。这一次，周恩来亲自出面了。他让秘书周家鼎去找红卫兵的总指挥，自己在靠近苏联大使馆的东城后圆恩寺电影院等候。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其回忆录《风雨四十年》中，这样回忆当时细节：
总指挥终于找到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总指挥竟然是个16岁的女孩子，扎着羊角辫，满脸稚气，透出一股聪明劲。她把随身带来的地图铺开，那是一张如何围攻及如何撤退的路线图，与周恩来侃侃而谈，说既然可以火烧英国代办处，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等等。连周恩来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嘴巴有点厉害。他耐心地听完女孩子的意见后，便给她做思想工作，他先肯定女孩子要反修防修是对的，同时充分肯定苏联好的一面，指出用围攻苏联使馆这种办法不对，希望他们赶快撤退。因周恩来在红卫兵中威信很高，说话算数，女孩子马上答应下令撤退。并且很快就有秩序地撤退走了。（转引自《外交部文革纪实》，一六三页）
又一场迫在眉睫的冲突，得以避免。
物极必反，历史拐了一个大弯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之夜，毛泽东并不在北京。
人在何处？除了高层核心圈，外界无人知晓。
八月二十二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八月二十一日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的消息，但该消息新闻要素缺少了重要的一条：会见地点。这种报道方式，令人费解。二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海容女士，计划撰写一部她的“文革”亲历记。她为我解开这一谜团。王海容说，此时的毛泽东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关键时刻，在报道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新闻时，偶尔会采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方式，不提及会见具体地点，一九六七年八月如此，一九七三年年底、一九七四年年初筹备四届人大召开时，也是如此。
人在上海的毛泽东，三天之后，听取了自北京而来的杨成武关于北京局势的汇报。
据《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版）叙述，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谈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杨成武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杨成武回忆当时细节：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版），一五〇三页）
杨成武所说的“次日上午”，即为八月二十六日上午，此时，距五月一日姚登山在天安门城楼接受毛泽东接见，不到三个月；距七月二十五日王力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欢迎他和谢富治的百万人集会，刚刚一个月。
日子的计算，很少如此具有戏剧性。
批判王、关、戚文革小报应运而生。
“文革”酝酿和高潮迭起时的三个风云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捕，瞬间跌落。姚登山，这位自印尼归来而深深卷入外交风云的“红色外交战士”，随即也在公众视野里消失，在九月散发的“文革”小报上，《当了四天“外交部长”的姚登山干了些什么？》这篇檄文，标志着这颗外交新星的陨落。一九七一年，姚登山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样被捕，关进秦城监狱。
局势由此大逆转。“文革”从此走出狂热，历史走向，为之改变。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曾采访过王力。他住在北京紧邻北三环路的一幢普通楼房里。当时，王力正在系统撰写回忆录，重点集中在“文革”的起落跌宕。我去采访他，不是谈“文革”，而是谈周扬。眼前的他，清瘦，平和，朴素，穿一件白色旧衬衫，坐在沙发上，普通得一点儿也不能相信，他竟然就是“文革”初期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王力，就是一九六七年发表“八七讲话”卷起外交狂飙的王力。采访他的这一年，王力七十二岁，我在想，大起大落的经历，岁月的消磨，或许早已改变了他。但是，一旦开始交谈，我仿佛又看到了昔日风云人物的身影闪动。他健谈，条理清晰，思路敏捷，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他，话语间仍带有一种纵论天下的气势。他没有过多谈自己，更没有谈“文革”亲历，不过，在谈到周扬时所说的一句话，今天想来，却仿佛不仅仅限于谈别人：“周扬从不是代表他个人，任何人处在那个位置，都得那么做。……这就决定了他的历史不是个人的历史。”
一九九六年，王力去世。一九九八年，姚登山去世。
带走“文革”历史细节的当事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岁月无情。复原真相，复原“文革”漩涡中每一个真实的、大大小小的风云人物，恐怕只能是诸多历史叙述者的奢望。
遥远的历史彼岸，永远无法抵达……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