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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98)

邓小平按照毛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几次批评。江青等四个人都作了书面检讨,算是告一段落。这次邓小平似乎占了上风。

汪东兴这时同我说:“邓这个人很奇怪,这什么不乘此机会,穷追猛打,将这四个人扳倒呢?”

我说:“这事没那么简单。王海蓉,唐闻生告诉我,康生叫她们去问清情况,知道了主席对江青四个人的批评,让王、唐两个人告诉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三十年代都是叛徒,并且有证明人。王、唐觉得这个问题太大,她们到三〇五医院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这事不能卤莽。主席至今没有松口要批倒江青四个人。如果将叛徒这事报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时可以不承认说过这些话,空口无凭嘛。’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没有那么容易。”

此后邓小平在各方面进行整顿,并且说毛有三条“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修正主义)防修(修正主义),第三、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江青四人帮仍不死心。江利用毛远新频频向毛传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汪东兴觉得毛容易听信谗言,在毛远新不断灌输下,渐渐会对邓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开始,毛用他的侄子毛远新作为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闻生的联络员工作。从那时起,邓小平又成了攻击目标,政治局势旋又紧张。

二月向政治局作了医疗汇报后,眼科又请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的两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眼科医生唐由之和高培质。他们提出应用传统中医的针拔白内障的方法。他们认为毛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手术。针拔的方法只要几分针就可以结束,对毛比较有利。但是西医眼科的三位医生认为,针拔的办法仍然将混浊的水晶体留在眼球内,时间一久,会发生别的毛病。

讨论好多次,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再说明,毛有运动神经元病,心和肺都有明显的病症。但西医眼科医生认为,这些都不影响白内障摘除术的进行。

讨论多次以后,决定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将中直招待所的两个会议室改成两个病房,找了与毛情况相近的四十名病人。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无依无靠,住在乡下,需要动白内障手术而又没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我们将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进病房。然后分成两组,一组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一组做白内障针拔手术。我们把两组手术时间、手术后的恢复和效果,分别写成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

毛此时仍在杭州,负责的医生是胡旭东。在张玉凤的指挥下,胡旭东开始给毛输液。胡生恐发生输液反应,每次输液都加入相当大量的激素。这样就连续天天静脉输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输液以后发生事故,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和吴洁的意见。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特别在没有血液化验和尿化验的指标下,很难做出具体建议。

到四月底,毛从杭州回到北京。这时输液已经是欲罢不能。我建议胡向毛提出做一次血液化验,根据化验结果,可以说明输液应该暂停。吴洁也说,这样输法是个大问题,不要老毛病没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张玉凤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一天输液一次。

五月中旬,张玉凤在《国际参考》上看到中国派到罗马尼亚,给他们一位领导人看心脏病的两位医生,治疗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让二位医生参加医疗组工作。当时他们还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到五月底才回国。我将他们接到中直招待所。原来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宪彝和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陶桓乐。

他们说,罗马尼亚的这位领导人,得的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Subacutebacferial endocarditis,是一种心脏内的细菌感染),只要用对了抗生素,治疗自然有效,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我将毛的病情告诉了他们。他们同样感到很难办,没有好的治疗方法。

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我们一进去,毛就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张玉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跺脚,张玉凤才说明真相。

原来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才回来。毛生气了,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回骂毛:“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

这段话朱、陶二位听完以后,不禁愕然。张玉凤在旁边说:“这些话也要同医生们去讲,有什么意思?”

毛详细询问了他们在罗马尼亚治病的经过。他们尽可能说明病和病不相同,表示毛的病与罗马尼亚那位领导人的病完全不一样,他们尽力治。毛要他们加入医疗组,叫我去安排。

于是医疗组又增加了两位医生。他们说:“你的这个医疗组人才济济,已经可以开个医院了。我们来了,也起不了作用。”

吴洁对我说,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处?我说,出名的老专家越多,越好办,这样就越不容易将我们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讨论研究病情时,有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在医疗组内说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长们”和亲属们提出,千万不可将医生间的不同意见,直接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尤其江青、张玉凤这样的人,就可以拉一部分医生,打另一部分医生,后患无穷,弄不好,真会成了反革命。过去这样的经验太多了。吴洁同意我的见解。他又说,做保健工作时间长的人,都懂得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他要我应该同几位接触“首长”工作少的专家们打招呼。

这时从上海华山医院调来了神经内科主任徐德隆,参加医疗组工作,主要负责在上海进行运动神经元病的试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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