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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86)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

长期以来,他的血压保持在高压一百三十毫米汞柱上下,低压在八十毫米汞柱上下。这时,偶而高压上升到一百八十,低压则为一百。两个小腿和两脚都有轻度浮肿,在足踝处可以看得很清楚。感冒、咳嗽、浓痰不断。胸部听上去,满是杂音。肺部显然有反复感染。痰培养没有特殊的致病细菌,只是些正常人都有的非致病菌类。这表明毛本身的抵抗力大为减低,对正常人不会致病的菌类,在毛的肺上却引起了感染。心脏虽然没有杂音,但是有时有心律不齐。

我建议毛做一次全面体格检查,至少照一次胸部爱克斯光片子,和做一次心电图。他不同意。我又向他建议,服用人参,提高全身抵抗力。他说,他不相信中医。

但是肺部的反复感染,不加以控制的话,会越形严重,而且能引发心力衰竭。我向毛说明,肺部的感染不能不设法控制,提出肌肉注射抗生素。他说,他不愿意打针,只同意口服抗炎药。于是开始口服抗生素。只是吃吃停停,厉害时吃,稍一减轻就又停止。这种办法无异于锻炼细菌抗生素的抵抗力,使肺部感染更加不易控制。毛全身情况越来越虚弱了。

到了十一月二十日,北越总理范文同到北京访问。毛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电视上照出毛的行走的步态。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毛走路那么困难,两条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挪动。

毛在床上抑郁终日,此时又在构想新的政治战略。五年多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党内精英凋零殆尽,许多高阶官员被迫害致死,有些人遭批斗。但真正思谋叛变的人竟是毛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许多领导人早对毛发出警告,他们认为林不适合做接班人。他们曾大力反对林提出的对毛的极端个人崇拜,及其所主张的军队骡马化和满嘴空洞愚蠢的政治口号。毛在床上辗转了四个月,他决心要那些被他批斗的老同志回到他身边。

毛计划让大部分的老干部复职。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是毛发出的第一个信号。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前外交部部长陈毅因结肠癌去世。陈毅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他曾痛陈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红卫兵的暴行以及林彪的错误领导。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元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对江青及文革小组等提出强烈批评,不满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他当年不该加入革命的行列,不该加入红军,不该在一九三〇年初和毛一起上井岗山。林彪将这信转给了毛,上加批说“谭震林最近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毛读过信后,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这些人,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等人便借机鼓动“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大规模地批整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这一事件被文革小组称为“二月逆流”。

陈毅在那时被迫离职。一九七二年陈毅去世时,仍未平反。(注:陈毅在一九六八年后蹲点劳动,下放石家庄,一九七〇年中央同意陈回北京治疗癌症。)

追悼会在一月十日下午三时在北京西郊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共建国元勋大都安葬于八宝山)毛可以不出席。原定由周恩来主祭,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叶剑英送来有关追悼会的文件,请毛审阅。毛看过后,将悼词中“……有功有过……”四个字勾掉,这等过是让陈平反。

到下午一点多钟,毛睡醒觉,突然决定参加追悼会,而且立刻就走。他的这一突然决定,使我们措手不及。

他那时光着身子,只穿了件睡衣就走。向他说外面很冷,要穿好衣服,他并不考虑。只好用一件大衣穿在睡衣外,戴上帽子。我们陪他上车,往八宝山去。汪东兴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明这一突然变化,并且叫杨德中立即赶去八宝山设法解决取暖问题。

到了八宝山公墓的休息室,除陈毅的夫人张茜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另外一个休息室外,别的人都没有来。毛让张茜和她的孩子们到他这里来。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疾步前趋。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噎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流亡在北京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也来参加追悼会。毛同西哈努克握手,向西哈努克说:“我的亲密战友在去年九月十三日,坐了一架飞机要到苏联去,可是在蒙古的温都而汗摔死了。”接着又说:“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就是林彪,他反对我。陈毅支持我。”

毛又说到陈毅是反对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由于毛的这番讲话,将“二月逆流”完全反过来,也给一些高级干部的解放铺平了道路。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陈毅的追悼会后,前代参谋总长杨成武、前空军政委余立金和前北京警备司令傅崇碧三人随即平反。林彪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召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共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宣布撤销扬、余、傅的职务,并将余立金逮捕法办。毛说:“扬、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

毛还让汪东兴向扬成武转达了他的话说:“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

罗瑞卿(注:罗于一九六六年上海会议被批斗后,曾跳楼自杀,所幸只是左腿骨折)亦平反。毛说:“林彪说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还不是搞突然袭击。在上海,是我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说是不好,我要做自我批评。”

可以这样说,林彪事件的发生,促使毛回头看看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在毛的“干部政策”指挥下,周恩来奉命使大部分老干部恢复工作。由此可见,虽然他口头上并没有承认,但是在客观上,他的这个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起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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