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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被枪杀

1966年8月红色恐怖笼罩全国,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我家是我们胡同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被抄家破四旧。当时我15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他们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命令我们全家站成一排。他们开始翻查,撕字画,砸古玩,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破玩艺儿”。我姥爷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一架子珍贵书籍全被搬到院子里点上火。我母亲几次上前劝说,我们愿把这些书捐献给国家,千万别烧。他们不听,还打了我妈,并将我和姐姐的长辫子一律强行剪掉。我们被撵走后,我姥爷在世时买下的那所房子也被没收了。

到了旅顺乡下,我们又从当地社员手中买下一座一进二的石头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我姥爷共四个女儿没儿子。解放前他在大连开了几家绸缎庄,家境殷实,为人正直厚道。1945年光复时,我姥娘去世。那时我大姨妈早已从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毕业,与一位同学回国结婚,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后来她又将我二姨介绍给一位军医。那年两个姨妈回大连奔丧,临走时非要带我们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们这号人的命是中共必定要革的。”

但是姥爷死活不同意。那时日本投降,苏军进驻旅大。这一时期的旅大实际上是被苏军军管下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国共两党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大连支部几次派人找到我姥爷,劝他出来为国民党工作,但我姥爷以“双目只注堂中经,单口不论是非事”为由回绝了。他的政治立场实际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经常向孩子们说,“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共产党”,并让大姨、二姨规劝自己的丈夫早日认清形势。为积极响应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号召,姥爷将自己的店铺卖了,改做运输业,将苏联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海路向旅大运送来的粮食、油脂、罐头、食糖等食品,分运到各地,后来又将全部车辆、骡马无偿交给中共旅大地委领导下的运输公司,从而获得地委嘉许。1948年冬,姥爷病逝,辞世前给我们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个金元宝。

我们在旅顺的乡下住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我爸妈单位又来了一卡车的“赤卫队”二次抄家,并说母亲在做会计工作期间贪污公款,最后在一个木箱的底夹层中,搜出了姥爷留下的那十个金元宝。那时家有金货就等同于窝藏敌特,平日人们对金银首饰都避之不及,何况金元宝。我们孩子不知内情,顿时吓傻了。但那些人可乐坏了,根本不听父母任何解释,硬说这就是赃物的证据,把爸妈都抓走了。临走时母亲坚定地向我们说:“相信妈妈不会干那样的事,妈妈爸爸会很快回来的,你们要听小姨的话。”

爸妈走后,小姨才将金元宝的来路向我们说清,所以我们更加坚信妈妈无罪,大不了将元宝没收了,回家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久爸爸被放回,妈妈因“贪污”数额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跑市里多方打探妈妈的情况。起初说是贪污800元,后来不断成倍向上翻,达到上万元。这个数字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其罪行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头上带着几顶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顶坏分子帽子。这顶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盗窃、贪污、杀人放火,凡干缺德事的都是坏分子,是黑五类中最让人厌恶的。

此前的1962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不让升学,落下抑郁症,整日闷闷不乐,不愿与外人接触。现在又摊上这事,病情更重了。有时会突然大哭一场,哭后病情会好很长一段时间。有次干活后在地头休息,队里的文革主任传达文件,不知怎么的,哥哥突然咧开大嘴要哭。主任看到了,大喝一声,上前就是一脚,将哥哥踢翻,哥哥顿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员赶紧给他捏人中,对前胸后背又拍又打,才缓上一口气。从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里人外,见到任何人都害怕。我们知道这是那次的哭给吓回去所致,所以就盼着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场。但他从此不再哭,也不会哭了,成了个不能下地干活的废人。

那几年,穷,大家是一样的,而我们还要加上低贱。秋后社员到地里翻捡土里余下的小地瓜头、小萝卜头,我们得等人家都捡完了才可以进去。

1968年8月,我家附近的老营房,又被大批的大连公检法人员住满,据说是按照中央的“彻底砸烂公检法”指示在这里办学习班。市公检法被全面军管,法院检察院都被撤销,合并到市革委会的人保组。我爸说:“这回你妈的案子被解放军接去了,可要出头啦。”时不时他还去偷偷打听老营房里的人。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位老公安告诉他:“你老婆的案子争议很大。第一、单位财务账目确实显示有贪污,但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你老婆干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宝价值硬套贪污数额。第三、黄金是被国家禁止买卖的,即使贪污了足够的资金也无处购买十个金元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好一阵高兴,认为见到妈妈的日子不远了。

1970年,全国又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那年农历腊月初十,我们看到一张贴到我家院门上的公审大会布告,其中有妈妈的名字,打着红勾,被判死刑。当时我们都被震晕了,爸爸脸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时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革委会,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也不准家人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

我们打听到,两天后由市公安局军管会主持,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估计游街路线肯定经过中山路,爸爸决定除了哥哥外,带着我们一早就等候在长春路商店门口。此时霏霏细雨下个不停,进入会场的卡车开过来时,我们看到了妈妈。她高高的个子,昂着头,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劳动服,双眼在人群中急速搜索着什么。我知道,她是在寻找丢不下的我们。我们不敢喊,只能让泉涌般的泪水混在雨水中流淌……

一个小时后,公判大会结束,我们又等在体育场外,再次见到妈妈。只见她一出体育场的大门进入街区就大喊:“苍天呀,冤枉,我冤枉!”那声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响亮的闪电,直刺每个人的心。紧接着就看到押解人员用绳子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绳子勒上去。汽车在我们模糊的泪水中疾驰而过。后来听参与处理妈妈后事的姐姐说,妈妈遍体鳞伤,新伤压旧痕。她的颈椎骨在刑车上就被勒断了,到刑场已是一具僵尸,硬被拖架到刑位补了一枪。她的狱友们也说这个女人真刚烈,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只是画了个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阳……

三个月后,有个穿便装的人到家里来,说是市革委会人保组派来的,拿了一张表格似的纸张,要父亲签字,没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没有开庭审判,更没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别,不允许妈妈留下遗言。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为被刑者保留有留下遗言的权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和国却没有这一切,人命如草芥,妈妈就这样成了一缕西去的冤魂。

1973年有人给我们转来一封信,是爸妈单位的一个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陆的会计,在临终前写给我们的。信中说那笔去向不明的800元款项是她挪用了,由于出现了我妈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了。至于以后那些天文数字的贪污款,全是上面让她编造的假账,并叮嘱我们以此信为据为我妈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为据到市里申诉多次,但结果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7年5月22日,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协会员之船”访华团一行340人,来大连进行友好访问。其中一位日本友人受我大姨妈之托打听到我们,由此我们才知道大姨妈和姨夫现居日本仙台市,在她的母校日本东北大学任教,二姨妈全家在美国的圣迭戈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中医医院。

1978年6月25日,我们接到中共旅大市委为我母亲的冤假错案进行公开平反的通知,并由当年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纠正文革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报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绝大多数死刑是1970年前后判的,一打三反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光大连市截至1978年8月中旬,全市175件集团性冤假错案已平反159件,占90.9%;涉及7693人已平反7489人,占99.3%;3437件个人冤假错案已平反2043件占59.4%。

1980年我父亲与小姨结婚。同年,我们全家,除我和丈夫为了照顾我哥和年迈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国。这是我坚持的——谁敢担保这个国家以后不再折腾?2002年我哥与婆婆先后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后退休,就经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儿子那里生活,但仍保留中国国籍。

父亲经常慰藉我们说:“冤再大也没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是文革中死难者的800多万分之一。”是的,我们一个草民百姓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但我从另一个角度不能原谅我姥爷当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的错误。若当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过这一劫了吗?当年那十个金元宝全捐了,不也没这事了?当年我们那条长福街胡同,南北共47户居民,文革中有3户被赶回农村原籍,4户被抄家、批斗,其中4人死亡。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五期,2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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