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晚年总有想要抓住点什么的奋力感。但面对彼此，老人们普遍不知道聊天怎么开头，自由恋爱要怎么谈？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有好感？怎么打动对方的心？
这些问题很难，但也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对孤独的老人们来说，许多事比相亲更重要。
对以“老人相亲圣地”闻名于北京的菖蒲河公园来说，来这里的老人们可能都知道，菖蒲河是一个打“争上游”的好地方，是一个发掘陌生舞伴的好地方，也是一个感受热闹的好地方，唯独不是一个相亲的好地方。
几天前，几个衣着鲜艳的外地离异中年女人为这里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公园里有的老人跃跃欲试；有的直摇头：“又多了几个骗子。”
“骗婚”的故事在菖蒲河公园里流传。故事有许多版本，比较通用的版本是，一个外地离异中年女人为了得到北京户口和房产，在公园找了个比自己大30岁的单身老人结婚。结婚几年后，老人就去世了。
也有在公园相亲成功的。“百分之一。”78岁的张秀芬说。她来菖蒲河已经1年，每周二、六日，风雨无阻。她想寻找真爱。什么是真爱？“就是愿意听我说话，日子也能过到一起去，不用凑合。”
张秀芬经历过两次“凑合”婚姻。第一段婚姻，她没能生出儿子，丈夫不要她了；第二段，丈夫在厂里做工，身体不好，她照顾了他16年。到2012年，第二任丈夫去世了。她说自己“不能甘心”，但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菖蒲河公园位于天安门东侧，开放于2002年9月，成为老人的相亲圣地还是在这几年。长安街旁边的老红墙把窄小的公园和120米的宽阔马路隔开，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世界里车水马龙，另一个世界里语速、行动、时间，什么都慢。毋庸置疑的是，如今的菖蒲河公园，是老人的天下。
远远地在长安街上，就能望见菖蒲河公园亭子里密集的老人。如果用60岁来划分，老年人的数量在中国已有2.4亿，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3亿。
空气从冷的地方流到热的地方，就形成了风。人老了之后，会希望从冷清的地方聚集到热闹的地方，就形成了如今菖蒲河公园的景象。
去年冬天，一个身穿军装的80岁老人慕名来到菖蒲河公园。他不苟言笑，腰板挺得笔直，用5分钟从公园亭子的这一头走到百米开外的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走回来。老人们给他取外号叫“大校”，议论他的退休收入，“怕是一个月有1万多”。
好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上前搭话，发现“大校”要求太高，要找年轻和收入高的，于是又退了回来。而年轻的则被那一身军装吓退了。到了今年冬天，大校已经81岁，依然穿着军装，从亭子一头缓慢地走到另一头。
大部分老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有一个住在通州的60岁男士，每周六雷打不动地从通州坐647路再倒1路车来到这里，路上来回4个小时。但他觉得很有必要，说周六在公园里找他搭话的人，比他一整周其他时间里的都多（公园里一共有3个人找他搭话）。他烦恼的是周二没法来这里，“工作日挤不上年轻人的公交车”。
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哪怕是雾霾天，只要赶上周二和周六，菖蒲河公园就不会缺少老人。尽管菖蒲河长达500米，但供老人们栖息的地方只有一个长约百米的长亭。长亭被老树环绕，到了冬天，枯叶飘零，老人们就在亭子里吃瓜子、打牌、闲聊。他们往往一边聊天一边捶腿。超过中午12点，亭子里很难找到座位，来得晚的老人干脆靠树站着，后背一次次撞向老树，以此来“疏通经络”。
在这里，不是所有的相亲都必须有个结果。年轻人之间相亲总得约个饭，加个微信，回头成不成还得搞清楚。但老人不是。许多事比相亲更重要，比如坐在热闹的老人堆里，心满意足地喝上一口泡满枸杞的热茶。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个身形日益佝偻的老人来到这儿，转型成为一个交际舞达人——舞伴很可能每次都不一样。
跳舞跟相亲有关系吗？有，但不大。
年轻人老了
一个周六，阳光明亮，从东北方向照到菖蒲河公园里。从跃动的影子上，看不出是这一群老年人。这周的舞曲以《敖包相会》开场，又以《伤不起》结束，旋律穿越了60多年。中间放到蒋大为的《牡丹之歌》，一个路过公园的年轻人笑了，跟同伴说，“这群老人挺潮的，还听《五环之歌》”。
望着跳舞的人群，78岁的张秀芬讲起自己年轻的时候，眼睛里多了几丝神采。她说话有着老北京人的特色口音，强调某个字，会把音拖得又细又长。由于怕冷，她穿一件蓝色棉衣，裹着褐色的围巾。两用手推车放在10米开外的一棵老树下面，是用来当拐杖和买菜用的。
老树下排列着各式各样的手推车，主人们依靠颜色和车中的暖水壶来区分各自的车。
张秀芬年轻时也用手推车，那时她刚18岁，和几个姐妹用车运炼好的钢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正上大专，号召大炼钢铁，天天不让学习，拿着耐火砖到处跑，炼出来一些黑铁坨子，兴高采烈地推着车，把黑铁坨子交给铁厂。现在想起来，那炼出来的是什么呀，能用吗？”她把“能”字拖得老长。
那段时间她顾不上谈恋爱。“之后是四清运动和文革，我下乡到怀柔种地，更不敢谈恋爱了。”张秀芬说，如果当时一个女生跟男生多说了几句话，被人发现了，就是思想上有问题。在张秀芬的青春里，“爱情”这个词消失了。
在菖蒲河，许多老人的恋爱经历都是缺损的。70岁的雷大同可能是少有的在上个世纪70年代遇到过“真爱”的人。手里总是盘着核桃的他，说到激动的时候，盘核桃的速度也会随之加快。当年一个女生热烈地追求他，“她约我一起去看《红色娘子军》。”他已经不记得几十年前女生的相貌了，但激动和喜欢的心情还留在记忆里。只是在故事的最后，一种更高层次的驱动力让他决定跟女生彻底断绝关系——“她家里的成分不好，我得划清界限。”
女生后来老了，他也老了。两人相继有了家庭。到现在，雷大同的老伴去世3年了。他想起当年的她，托人打听才知道，她去年去世了。说到这里，雷大同手里的核桃停住了。
人到晚年总有想要抓住点什么的奋力感。但面对彼此，老人们普遍不知道聊天怎么开头，自由恋爱要怎么谈？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对自己有好感？怎么打动对方的心？对张秀芬来说，这些问题太难了。于是整日整日的，她只是坐在亭子北面的一个角落里，不主动跟人交谈，也很少有人来找她。等到太阳落山，她就拄着手推车，坐60路公交车回家。
在雷大同眼里看来，张秀芬这个老太太“太闷了，过日子肯定没意思”。他更喜欢主动出击，看到新来的老太太就要上去搭话。恋爱的开场白通常是“你有什么条件”，或者是“你的条件怎么样”。他刚聊的一个老太太条件不错，住在东四，有自己的房子，女儿已经成年，孙子也已经长大——这跟他内心期望的条件完美吻合，“女儿意味着不用花费太多钱，孙子已经长大意味着不用带孩子，有自己的房子意味着不用纠结婚后的财产分割”。
但聊天进行10分钟后，他们不欢而散。得知老太太有糖尿病，雷大同就糖尿病发表了一番自己的看法，“肯定是你以前糖吃多了，现在得了糖尿病”，老太太坚持说自己的病是因为遗传。雷大同毫不妥协：“肯定也跟你以前甜的吃得比较多有关系。”两个老人争执不下，几乎到了要吵架的地步。最后老太太站起来走了。雷大同本来还准备继续说下去，一时间嘴都没有合上，但声音却被掐断了。最后他叹出一口气。
老年人的风
北京的菖蒲河曾是一条消失的河流。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把河沟填平，改为街道。到了2002年的时候，又觉得还是河好，于是把居民迁走，重新挖成了河，建了亭台。唯一没变迁的是河岸边的60多株老树。
最老的一株柳树，得两个老人合抱才围得住。这株老柳立在菖蒲河公园亭子的台阶口，见证了太多人来来去去。有的老人头两年还来，今年不来了，人们问起来，都说没人照顾，死在家里的床上；有的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伴儿，带回家儿子却不满意这个后妈，只能分了，又出现在公园里；还有的老人喜欢在除周二、六其他的时间来这里，这时候人少，可以在树下平静地打完一套42式太极拳。
这株老柳成为菖蒲河公园中心区域的标志。中心区域自然用来跳舞。72岁的周铁军是最活跃的舞者之一。他会跳各种舞，比如交际舞、民族舞。通常，他会先独舞一曲，跳出一种一会儿像是蒙古舞，一会儿又像是藏族舞动作的舞。他把这些舞统称为“广场舞”，因为都是从不同地方的广场舞上学来的。
独舞之后，他会领一个舞伴。比如这次，一个50多岁的戴墨镜、身穿鲜红衣服的女人约他共舞，他绅士地鞠了一躬，然后与对方自然地把手握在一起，肢体随着转动不时发生接触。
“跳舞时的身体接触很重要。”这是周铁军用来培养感情的一种方式，不这样的话，他平时能握住的东西就只有茶杯。情欲可以催生感情，这样的原理在老年人中也适用。菖蒲河公园的潜规则是，聊得好，或是跳舞跳到一起的可以一起吃饭，吃完饭，到了夜里，就可以一起睡觉了。
“大多数人都是有需求，才会来这里。”周铁军说的需求指的是性需求。这一年里，周铁军说自己已经和5个以上的女人睡过觉，从50岁到70岁不等。这些人大多是舞伴，而有的人则再也没有出现在菖蒲河公园。
过去，周铁军最害怕下楼买菜遇到熟人，对方总会问一句，“最近过得怎么样”。那时他明明一个人过得很差，一日三餐都是楼下买的馒头稀饭，嘴巴上也要回应说，“过得挺好”。到菖蒲河公园后，跳舞的周铁军变了，他成了小区里主动问对方“过得怎么样”的那一个。
对老人们来说，单身时间长了，很多事情也能够习惯了。比如一个人去药店买降血压的药，一个人推着手推车买菜，兴致来了一个人做出三盘菜，显得很丰盛的样子；又比如一个人望着窗外抽烟，一个人坐在楼下的凳子上剥桔子，明明没人在意，却对着每一个认识的人大声打招呼。
他们努力把生活过得很热闹，只是在某些时刻，现实对他们来说还是无法抵挡的。比如有些相识的人可能明天就不在了；比如看到别的老两口成双成对地在楼下遛弯。
这种不确定感近乎于一种恐惧，再顽固的老人也可能被改变。就像周铁军年轻时是个保守的人，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地上捡起一个粉红色的手帕都会脸红半天。现在他已经掌握在《自由飞翔》的旋律中，既把悄悄话传到舞伴耳朵里，又不让对方感到被侵犯的合适距离了。
这种恐惧也改变了张秀芬。50多年前上山下乡，她是一个可以在寂静村庄的月光下插秧、被蚂蟥咬了就“撒点盐搓下来”的女汉子。现在她却可以为温度计摔碎了这样的事紧张不已。“那些水银珠在地上滚，是有毒的吧？我不敢弄它们，但不弄又不行，只能弄个毛巾捂住嘴巴，把温度计碎片扫走。”
温度计摔碎已是两年前。但直到今年，张秀芬都在担忧，“你说那个水银温度计会不会有什么毒？对身体有害吗？”说这话时，一阵含着阳光温度的风吹过来，张秀芬打了个哆嗦。“年轻的时候感受到的风，和老了之后感受到的风是不一样的。”果然，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冰凉的。
周铁军为了能活得久一些，多跳一些舞，专门参加了一些老年保健品的推广会。上个月，他花了3000块钱买了3盒“寡糖粉”。保健会上的人宣称，广岛原子弹爆炸，只有螃蟹活了下来，“这是因为科学家研究发现，螃蟹的甲壳里含有寡糖。”对方让周铁军花1万块钱买10盒，他将信将疑，决定先花3000块钱试一试，几乎花去一个月的退休金。回到家，儿子则说他“脑子进了水”。
“年轻时不怕死，现在反倒怕了。”周铁军尴尬地笑了笑。但如果有什么事比死更让他害怕的话，那就是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在自己身边。
与时间谈判
但凡在菖蒲河公园待上一阵的老人，都已经掌握能快速了解对方晚年经济状况的提问方法。
“你住平房还是楼房？”——可以判断出对方是郊区人还是城区人。
“你跟儿女一起住吗？”——跟儿女一起住的很可能没自己的房子。
“你多少退休金？”——退休金每个月5000元是一条分界线，高的不会和低的谈。
当社会上的相亲鄙视链传递到老人群体中，老人变得比年轻人要现实得多。年轻意味着可以试错，可以挥霍时间，可以充满可能，但如果你的人生只剩下20年呢？
张秀芬剩下的时间可能更少。她已经78岁了，还有高血压、冠心病。她受不得风吹，总带着一个灰色的遮耳帽；她的手是冰凉的，因此总要放到手套里。她说，“我一生所有的选择都是错的，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但菖蒲河又给了她一点念想。
老人们之间相亲，更像是在与时间谈判，因此更难。他们在意的事情可以千奇百怪：一个吃鸡爪子把骨头吐到地上的老太太希望对方每天给她做饭；一个65岁的大爷希望找到一个高龄的处女；一个健康的老人希望说服对方跟他一起办残疾证，“去很多景点可以免费”。
尽管要求千奇百怪，但子女的意见往往是决定相亲的最后一步。老家在河北的胡国庆在菖蒲河公园寻觅了半年之久。他60岁，很现实，就想找一个外地的年龄差不多的女人过日子，也没什么别的要求，但就是找不到。他离婚早，独自把女儿带大，也很宠爱女儿。这次出来相亲，也是受了女儿的鼓励。女儿对他说：“爸爸，你去找个伴儿，好给我带娃。”
每次跟相亲对象谈到“要给女儿带娃”，对方就情绪大变。“谁要给你们家孩子带娃？过来相亲又不是受罪的。”
像这样关于儿女的话题总能把气氛弄得很紧张。“儿女对你怎么样？”的问题不能随便问，因为来菖蒲河相亲的老人中有许多都觉得儿女不怎么样。有的老人尽管跟子女住在一起，但心的距离却隔得很远。在亭子里坐着的下午，总能听到一两个老人的声音突然变大，“我那个儿子总嫌我在家里啰嗦，这下好，我自己搬出来住！”
但搬出来住没有解决问题。“现在是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那个抱怨儿子的老太太声音低了下去。她的老伴已经去世多年，现在一个人租住在10楼，一袋米吃了4个月还没有吃完。有一次电梯坏了，她走走停停，用了半个小时爬完楼梯。
张秀芬是瞒着女儿来菖蒲河公园的。女儿已经40岁了，依然单着。她跟女儿都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安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外壳，避免她们被外界伤害的同时，也断绝了沟通的渠道。“我跟我女儿只要在一起，就像两只刺猬。”
“女人到40岁还单身就完了。”正是出于对这个理论的恐惧，张秀芬当年才在38岁的时候急匆匆找了第一任丈夫。
“谁都有老的一天啊。”她不想女儿步她后尘找个人凑合，也无法接受女儿的“不婚主义”。于是，在周二周六去完菖蒲河公园后，她改天还要去天坛公园给女儿相亲。
女儿不让她管，说“妈，难道我会把幸福往门外推吗？”“不推你就赶紧找啊！”母女两人住在一起时天天为这事争吵。最后日子没法过了，张秀芬一个人跑到外面租房子住。
她至今仍用一个黑白屏的手机，手机里只存了女儿的号码，每次想打，却又忍住了。她总是盼望着春节快点来，女儿，还有第二任丈夫的两个孩子，会理所当然地聚到她的出租屋里，一起吃个团年饭。
这样的机会年复一年，逐渐减少。
在菖蒲河公园坐得够久，总会等到散场的那一刻。如同一天的晨昏交接之时，时间在这时候迅速衰老下去：音乐戛然而止，跳舞的老人一时间待在原地，打牌的老人看不清牌面，聊天的老人意识到得赶紧回家买楼下的热馍。刚才还生机勃勃、做着各种事情的老人们，一瞬间变成了相似的样子——眼神里的光彩消失了。
他们纷纷把腰弯下去，拄着手推车，掏出老年证，一步一步朝菖蒲河外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