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4年11月2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4病室，一位代号为“145”的病人临近了他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丝的眼睛，从早到晚总是睁开着，浑浊的眸子里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他已经不能说话，但却时常能听到咕噜的声音，仿佛是从他胸腔里发出的撕裂声。他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他顽强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坚持着，可是，他的元气、精力已经耗费殆尽。他已经挣扎不起来了。他孑然一身。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世界，直到15时35分，他那颗顽强的心脏终止了跳动。
在这个数九寒天的冷酷日子，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
他就是曾经驰名世界的风云人物彭德怀元帅。
本来，彭德怀早在1959年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与文革似乎已无关联；但毛泽东发动文革却首先拿彭祭旗，并在文革中又把彭活活整死。由此可以看出彭对文革的发生影响之大，可以看出毛对彭一直挥之不去的心结，其中玄机之所在，值得人们猜思。
一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谱上，彭德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毛泽东说彭是“海瑞”，一般人也都这么看。当然，毛这样说是贬义，一般人是褒义。
彭身上也确实有海瑞精神，但如果真把彭仅仅视为“海瑞”，则是小看了他。
彭德怀是忠诚的革命家和共产党人，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在操守上还要更为纯粹。但彭的特别之处在于，与其他同时代的共产党人相比，无论是革命的信念，还是对共产党的理解，以及对毛泽东的态度，彭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坚守，而且一以贯之，从无改变，也不想改变。
彭出身于赤贫农家。他在《自述》中，曾忆及自幼母亡父病，家境从下中农堕入赤贫的悲惨情形，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常回忆幼年的情况，鞭策着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本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就是像彭这样的底层农民，他们的阶级意识、政治立场、斗争精神主要源自童年时期就深刻体验过的贫富对立，后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不过是赋予了他们的意识、情感、行动以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彭的特点在于，当一些农民出身的官员已经用这种意识形态代替了原初的农民感情时，他仍然“鞭策着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并始终坚守着草根阶层的阶级情感和政治立场。
但彭又不是纯粹的农民，他是由一个湘军军官走上革命道路的。这样的阅历使他较之纯粹的农民，眼界要更为开阔，思想要更为丰富，抱负也更为远大。所以，彭虽为军人，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有“猛张飞”之称；但与一般中共高级将不同的是，他并不单纯以“军人”自期，他所关心的问题远远超出军事的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妇女等广泛领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经常就某些涉及全党的重大战略问题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建议。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有长期的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抗战之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1943年2月8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认为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而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彭认为中共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目前则要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从抗日前线返回延安后，彭又于1944年5月4日致信毛泽东，就边区财经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延安“对这方面还欠明确方向”，并写了一篇《论公营商店》的文章，希望毛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彭的关注点还涉及到文艺。1943年，在中共北方局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赵树理在奉命深入辽县（今山西左权县）农村搞调研时，听到了一对青年男女岳冬至和智英祥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双方父母等的阻挠，以致岳冬至被人打死的悲剧故事。于是，自小就生长在山西这片沃土上，有着深厚生活积淀的赵树理，即以此为原型，很快创作出一部鞭挞封建思想、赞扬婚姻自主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一向对文学艺术并无多少兴趣的彭德怀读过《小二黑结婚》后，立即高度肯定，并为该书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尔后，彭又专门请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将自己的题词转交给太行新华书店。这样，《小二黑结婚》很快于同年秋季顺利出版了，它的扉页上就印着彭德怀的题词。这部雅俗共赏、风格独特的小说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不仅在太行区发行了数万册，而且还被当地老百姓改编成很流行的秧歌剧到处演唱。
彭关心的问题如此广泛，在他看来，这都是一个革命家的职分所在，但在“乾纲独断”的最高统治者眼中，则属于越权，属于政治上不守本分。
作为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彭在政治上最突出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对毛泽东，特别是对成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的态度上。彭在历史上属于广义的毛派。他并不反毛，而且与毛有过很好的合作。1928年7月，在中共遭受严重挫败，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彭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随后率领红五军主力奔向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相会合。从此，他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指挥千军万马，纵横于湘江赣水与闽山之间，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并作为开路先锋，胜利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彭与毛交往密切，彼此一直都以‘老毛’、“老彭”相称；有事商量，如碰上一个还在睡觉，把被窝掀开就是了，纵然平日也可能有争论，但似乎并不影响感情，总还是一种兄弟般的平等关系。二人之间的问题出在毛经过延安整风成为君临全党的最高领袖之后。1945年在华北军队和地方同志座谈会上，彭德怀曾这样总结他对毛泽东认识的三部曲是：大哥——先生——领袖。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是建立在党性的基础上，而他，对一个领导干部的党性却有自己的理解和秉持。他反对把毛说成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更反对神化毛。当毛需要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时，彭却仍然保持着有什么意见都要向毛一吐为快的，“无话不谈”的态度。这当然是毛所不能容忍的。毛将彭的直言、坦荡、自尊，都看做是对自己“至尊”地位的冒犯和挑战，所以借延安整风之机，执意将“火”烧到了彭的身上。1943年10月上旬，彭奉命从抗日前线返抵延安，回到延安后，即参加了1943年秋至1944年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整风会议。会上彭虽然也作了“自我批评”，但是秉性倔强的彭并没有像其他高级领导人那样，在以树立毛的最高权威为旨归的延安整风中做违心的自我鞭挞，表示臣服于毛。这当然为毛所不能容忍。为了进一步打掉彭的傲气，削弱彭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以树立毛本人在军队中的绝对权威，从1945年2月1日至7月25日，在毛授意下，特别召开了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座谈会，并时断时续地开会四十余次，对彭又进行了为期43天的斗争。
对彭的指责包罗万象，从攻击彭领导平江暴动是抱“入股”目的，“投机革命”，到内战期间拥护王明、博古；更将斗争矛头指向彭领导的华北军分会在1937至1938年制定的“运动游击战”方针，指责彭执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背着中央发动“百团大战”，从而“暴露我军力量，导致华北根据地遭到日军巨大压力，根据地大大缩小”。但其中的重点则是整彭对毛的态度。彭被指责为“一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彭在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的话）。彭原名“彭得华”，也被污蔑为其志在“得中华”，即意欲与毛泽东一争高低。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各种罪名和指责，彭并未接受，他说，“毛泽东同志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正确的，难道就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吗”？毛因此说彭的检讨是“勉强的”。这一点毛对彭确实看得很准，彭只是为了党的团结才违心地做了检讨。对于批彭的实质，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战士刘英晚年这样说：“后来分组开会。华北组批彭德怀，批他的百团大战和主张自由博爱口号。毛主席整彭德怀，主要是彭老总不附和他，不好使用。不像林彪，真的假的会附和他。其实彭德怀不反对毛主席，但是有他的主张。……我听闻天说，毛主席议论彭老总有反骨，迟早要反，不如现在就整。他对毛主席那一套看不惯。他讲直话。别人不敢讲，他敢讲。”
对彭的斗争，直到日本投降前夕，中共面临国内局势的剧烈变化，必须全力对外，才停止下来。面对与国民党的斗争和中共执政后不久爆发的朝鲜战争，毛仍不得不起用彭。但毛从来是整人一整到底不罢休的人，特别对彭这样的硬骨头，一旦时机到来，大棒就会高高举起。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将彭作为反党集团的头子一棍子打死，只不过是延安整风和华北座谈会批彭的进一步升级而已。
1959年庐山会议，是在所谓“三面红旗”，特别是大跃进出现严重问题，大饥荒已露端倪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伊始，彭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曰到10日，在小组会上有7次发言与插话，坦诚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意见，但有的意见并没来得及畅谈.彭感到纠左仍不能有力，便于12日下午去180号（美庐）向毛泽东面陈所见，但因毛正在睡觉，未果，13曰便决心写信，14曰下午送呈。彭的这封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等几句略带锋芒的话以外，通篇都是心平气和，言辞恳切的。其内容既切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但毛却认为其中有重大问题，以至于雷霆震怒，大开“杀戒”，都与其内心深处对彭一以贯之，并日益加深的猜忌密切相关。
1949年中共执政之后，对毛的崇拜进一步升级，特别是1957年反右以后，其绝对权威与苏联的斯大林在世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在一个封建意识影响深重而又缺乏民主体制的群体中.很容易把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君臣关系，甚至宣扬“驯服工具论”，提倡对领袖个人尽‘忠’，但彭德怀秉性高洁，一向厌弃那一套封建伦理。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却不惯于对领袖个人俯首称臣，面对日益升温的对毛的个人迷信，自然就更加难以适用，所以与毛的关系自然就更加紧张。另一方面，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后，毛泽东就种下了一块心病。他担心反对个人迷信及个人崇拜的浪潮可能要波及到中国来，特别是1958年他抛出“三面红旗”酿成大祸以后，更担心中国也会有赫鲁晓夫那样人物跳出来跟他公开算帐。对这样的人物，最初他想到的不是文化大革中被称为“中国赫鲁晓夫”的刘少奇，而是他认为历史上就有“犯上”行为表现，近来又公然倡议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而早在延安七大时，彭德怀就不赞成党章上写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款，苏共二十大后，彭不但佩服赫鲁晓夫敢于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且认为中国也很需要反对个人崇拜。他看到《军人誓词》上第一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当即就指出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的领导之下。”庐山会议彭在西北组的发言和插话，其中也涉及到毛。彭说：“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彭还批评了好多省为毛修别墅，乱传毛的意见……彭告诫：“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59年9月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谈到，“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1956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并反对今后再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一切，毛当然心知肚明，对彭就更加不放心，并开始为整彭制造舆论。在此之前的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要对付分裂，就是指彭德怀；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报告，又批评了彭德怀：“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还在上海会议上讲海瑞骂嘉靖皇帝：“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很有意味的是，毛还又一次玩了一次“阳谋”，“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果然，三个月后，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向毛反映“大跃进”和公杜化运动中的情况与问题时，尽管远没有当年海瑞那样“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毛却立即判定为“下战书”，于是，彭的厄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彭的悲剧，有人认为是彭政治上不够成熟，性格过于刚直所致。也有人认为，彭敢于直谏，是对毛真正忠心。这些说法都是从封建“忠君”思想出发的，扣到彭德怀头上，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是不懂彭这样的革命家和共产党人。因为彭从来都是只对革命利益负责，只对共产党的事业负责，一向耻于向领袖个人效忠，对封建“忠君”思想深恶痛绝；不管是谁，只要是错的，他都会不计个人得失，毫不留情地站出来批评。他和毛都不喜欢的“洋顾问”李德也说：“在军团总指挥中，最有特色的是彭德怀。他自从1928年带着他的部队参加红军以来，一直支持毛，把毛看作是革命军队的当然领导人。但这并不是说，事事他都同意。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样都很积极，只要他认为必须批评的，就总是直言不讳。他爽直，严厉，既反对损失耗大的阵地战，也反对分散的游击行动。”彭也并不是不了解毛，不知其中利害，庐山会议写信前，张闻天就曾告诫他：毛学了不少帝王权术，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但他依然义无反顾，“虽千万人吾往矣”。用彭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个人就是爱提意见，……要我有话不讲是困难的。去年出了那么多问题，常委同志都没有讲话，我讲一下也有好处。有问题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陈云1980年曾这样发问：如果政治局委员都是彭德怀会怎么样？“陈云之问”发人深省。果真如此，“三年人祸”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世界惨剧和接踵而来的“整了全国一亿人”的十年浩劫就很难发生。可悲的是，在中共党内，经过反右派、反冒进等政治风暴，党内外民主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集中于领袖，而毛，就是中央，就是党，就是真理。人民、民族与国家的命运完全系于毛一人之反复无常的意志。全党上下把“紧跟”、“盲从”和甘当“驯服工具”视为党性，把维护毛的绝对权威视为“顾全大局”，而把彭这样的敢于“犯言直谏”之士视为“有反骨”（毛泽东语）、“犯上”（周恩来语），把党内正常的批评意见看做“反党”，看做闹分裂的敌对势力。当这样的党性观念和“大局”意识统治了全党时，空前绝后的“三年人祸”和“十年浩劫”的发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两相对照，哪一种党性更为可贵，哪一种党性利国利民，哪一种党性祸国殃民，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可惜，随着彭的倒台和远去，具有像彭这样党性的人越来越稀少了，而政治上“成熟”得像泥鳅，身段柔软得像面条一样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二
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清算，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中共执政以来发动的任何一场党内斗争。在这次会议上，围绕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发生的论争，与其说是政治路线的分歧，不如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良知底线的拷问与考验。面对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稍有人性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前面说过，彭德怀在中共高层与众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一些农民出身的官员已经用意识形态代替了原初的农民感情，并以“迷信”和“盲从”的党性取代了人性时，他仍然“鞭策着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并始终坚守着草根阶层的情感和立场。
彭童年时过年，都要和弟弟出外乞讨，他由牧童、童工、堤工、士兵而军官，体验了工农兵极端贫苦的生活。对他来说，童年的经验真是太深刻了。“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今天还是这样。不写了！”（《彭德怀自述》）童年时代为穷人所受的欺负和困顿而伤心流泪，身处高位为农民说话而从不忌惮，对彭来说，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彭如此动情地回忆童年，说明他还保留着常人之情，而且，彭的这种情怀和立场已经和他的人性与党性融为一体。
早在1949年四五月间，彭从西北来到北京，发现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还有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就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他确实相信革命就是为了劳动人民，因此对革命者的享受总是看不惯。
中共建政后，虽为国防部长，但彭关心的重点却是国计民生，而对毛的军事工业化方针持不同意见，不赞成“国家进口的最新式机械，多数用在国防工业或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工厂”，说：“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一定要适合国民经济的发展。”
对于毛搞的大跃进，彭开始并无异议，甚至也曾头脑发热，1958年9月东北考察期间曾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演讲：“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0500斤……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但是，1958年10月-12月的西北、湖南之行，彭开始清醒过来。特别是故乡湖南之行，彭的立场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彭自1925年盛夏离开故乡湖南湘潭乌石寨，直到1958年，其间33年，从未回过家乡。这次回到故乡，为了便利于听到群众的真实反映，彭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彭家围子自己的旧居。到家乡的当天晚上，乡亲们都来看望，老人、妇女、孩子，挤了满满的一屋，问长问短。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的干部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彭未敢轻信。他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数里来到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来，拔起一兜禾茬，数着一兜禾茬上有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计算着每亩地的产量。他对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听公社干部说，他们公社的炼铁厂出了640多吨铁。彭德怀就去看了公社炼铁厂。情况和他在别处看到的一样，是“大兵团作战”，炼出的都是废品。
在乌石学校，彭看了教室和教员们的宿舍，尝了学生们的饭菜；在赵家弄子大队，参观了设施十分简陋的幼儿园；在许家塘大队敬老院，彭和几位少年时代的伙伴进行了亲切交谈，得知他们每餐每人只能吃到二三两米（老秤16两一斤），数九寒天老人们还睡在光光的篾席上，连褥单都没有，被子也破烂不堪。彭紧锁着眉头，忍不住说：“这叫什么敬老院、幸福院！”他为此捐了200元钱给幼儿园，为孩子们买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还捐了200元，让干部给敬老院添置些铺盖。期间，一位因伤残回乡的老红军把一张字条塞到了他的手心，上面写着：“请为人民鼓与呼。”
对家乡的考察，使彭德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中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给他增加了更大疑虑。
故乡之行，让他最感不安的另一件事情是农村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许多乡亲们向他反映，由于上边给的任务又重又急，基层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就越来越坏，不讲民主，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捆绑人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彭德怀想起了在延安、在太行山的岁月。那时的干部和群众，军队和群众，甚至领袖和群众，关系是何等亲密啊！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为这种变化而深感痛心。离开家乡彭家围子时，彭殷切地叮嘱前来为他送行的干部：今后再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搞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强迫命令，不准打人骂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毁社员房屋，不准砍伐山林。
1959年7月，在去庐山参加会议的火车上，一路所见所闻，让彭的心情更为沉重。在大放“卫星”的河南境内，看到窗外衣衫褴褛、蓬首垢面的逃难者，他情动于中，食之无味。服务员项文芳问他何以吃得这么少，“彭指着站台上的逃荒的人群说：‘你看看他们！我能吃得下去吗？’”
彭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故乡之行，让其坚信自己看到了真实的“大跃进”，他相信乡亲们跟他说的是真话。乡亲们的期望和他所坚守的共产党人的良知使他在面对毛的一意孤行时不可能沉默不语。
耐人寻味的是，彭常忆及童年，想到的是生活的贫苦，而且“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毛也回忆过童年，但他津津乐道的却是他与自己的老父亲斗争的经验：……由此我懂得了只要抓住了一个人的弱点，你就可以战胜他。庐山会议前，毛泽东也回了一次故乡韶山，在此期间，也约见了乡亲，要他们“说真话”。乡亲们尽管不敢指责伟大领袖，但也以歌颂的口气发泄着不满：“老人家的政策到下边就变了卦。”“主席，您要是再不回，我们都快饿死了呀！”“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像个什么世道？”有个年轻人还敲着竹板诉苦：“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四两合现在二两半）。做事没有力，全都懒洋洋。”毛听了，脸色当即一沉，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乞讨）好吧？”毛的话显然与事实不附（他自己过去就说过，韶山人易于致富），但无人敢反驳。毛确实伟大，非常人所能比拟。对于乡亲们的真话，毛的反映与彭德怀竟全然不同，非但听而不闻，还赋诗大唱赞歌：“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30日上庐山后，又赋诗：“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其实，毛式大跃进会带来灾难，甚至会死人，毛也是心知肚明的。早在大跃进一开始，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在为大跃进揭幕的八届二次会议上，他就大谈“人口死亡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毛还谈到原子战争；“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1958年11月21日，毛又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这样超凡脱俗的伟大，当然是彭德怀这样还怀有普通人情感的政治家所不能理解的。
于是，在接下来的庐山会议上，始终秉持着“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这一政治人物应有的基本良知的彭德怀，当面对伟大得连几千万几千万死人都不在乎的毛泽东时，会落得何种下场，就可想而知了。而毛泽东面对彭的仗义执言，不但无丝毫的反省之意，反而一“闷棍”把彭打倒，而且借此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继续大跃进，宣称要就维护人民公社“向世界宣战”，直至造成全国近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也不知改悔，也自在毛氏逻辑之中。
有人说，作为政治家，彭还保留着人之常情，是政治上之大忌。这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时代，的确如此。但正因为如此，今天，当再一次回顾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更加敬仰彭德怀这位平民元帅。对彭敬重，是对一个革命者所始终坚守的最朴素的革命信念，特别是他始终秉持的人的基本良知的敬重。而毛式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以失败告终，并成为千古笑柄，也证明了一个真理：不管什么主义，不管包装得如何漂亮，只要离开了最普通的人性和人的良知这一基本底线的支撑，都不过是欺世的“皇帝的新衣”而已。
三
文革的序幕是1965年由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的。姚文发表后，毛特别指出，《海瑞罢官》“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在文革起始就拿彭德怀说事，这说明文革和彭案之间的确有前因后果的联系。
1959年庐山会议，表面看，毛大获全胜，实际上却是中共建政以来毛伟人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庐。这样讲并不是说毛的政治权威由此受到削弱，而是彭的“意见书”对其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毛是聪明人，并非不知道高举三面红旗闯下了大祸，在彭面前，自己心亏，理亏，但认错改错却不是他的品性。在毛看来，“皇帝”是从不下罪己诏的，谁检讨谁垮台。所以，毛的反应是从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转，在刘周林的配合下发动了对彭的清算，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撤消了彭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在毛的导演下，彭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轮番围攻，软硬逼迫，不得不违心检讨。但毛知道民心、党心之所在。其实，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无论党内党外，朝野上下，只要还有点良知，无不对彭表示同情；在民间，对毛暗地里更是一片骂声。毛也清楚彭并没有真正认错，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当刘少奇主导的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反思赢得了全党的支持，毛在党内空前孤立，也因此陷入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和心理危机。政治上一向高度敏感的毛越来越感到“中国的赫鲁晓夫”（过去是彭，后来是刘）“就睡在我们身边”，越来越担心身后会被清算。而彭在七千人大会之后写给毛的“八万言书”（即《彭德怀自述》），更加深了毛的这种危机感。
彭于1962年6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恐怕是迄今为止党内人士写给党的领袖的最长的一封信。彭的信详细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进行了申辩，请求中央对他的问题作全面的审查。彭在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国际背景”。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短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再次恳求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彻底弄清他所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但是，这两封却被当作彭德怀给自己翻案的证据，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了批判。而此时，毛为了防止自己被党内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清算，已经开始谋划一场更大的运动，以彻底消除后患。当毛最后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之际，最为担心的是彭的影响力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为了以防万一，决定以领导三线建设为名，把彭从北京送往四川。
这一决定开始由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向彭谈话传达，被彭断然拒绝。最后毛只得自己出面，把彭叫到中南海面谈。在中南海，毛、彭两人关起门来谈了5个小时，可是对外只公布了七百多字，其中有句话就是，毛泽东说可能真理在你这边。其实，据彭的老下级，文革前曾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透露，在那5个小时里，彭和毛拍桌子瞪眼睛吵得一塌糊涂，彭德怀是上风，毛泽东是下风。彭质问毛，庐山会议我给你写了封信，本来是提意见，给你个人做参考的，怎么成为我反党的纲领了？毛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就东扯西拉，不要这么说了，看来这个事情真理在你这边。彭就始终不放，我怎么得罪你了？你给我讲明白。为什么这么大的气？毛最后就赖帐了，你这个意见书骂了我嘛，所以我对你气才大。彭说我哪儿骂你了，我没骂你，对你很恭敬的。毛说，你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骂人的话吗？毛泽东说是骂人……但最终，彭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于1965年11月30日到了四川。
让彭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到达四川成都的当天，由毛亲自批准，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彭又一次陷于了灭顶之灾。1966年底，在文革的高潮中，彭又被红卫兵揪回北京，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接下来在中央文革江青等人的操纵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批斗。在扣到他头上的铺天盖地的罪名下，他坚决不认罪。这给他带来了残酷的惩罚：他的肋骨被踢断了，肺部被打伤了。他被揍得昏倒在地。他甚至失去了起坐、喝水、如厕、睡觉翻身的自由。最后，他被送进301医院。在301医院，他清醒的时候几乎都在批评毛。话说得很难听，什么路线正确，我的路线才正确呢！你这个路线正确个屁！说毛就是个专制皇帝，“文化大革命”没搞成，把党搞成这个样子。还公开骂江青，骂康生。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说完了便仰天长叹。因癌症转移，他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其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给他输液，他把针拔掉。当看守战士阻止时，他骂得更凶，喊着：“我不用毛泽东的药！”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喊着：“我不吃毛泽东的饭！”
由此可见，在彭的问题上，毛可谓费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但却依然未能让彭屈服，臣服。文革之中，在毛的绝对权威面前，从上到下，当所有人跪拜唯恐落后，紧跟唯恐掉队时，彭依然直立不跪，屹立不倒，大声说“不”，并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一个真正革命家的名节，这一点，应当是彭一生之中最大的亮点，其形象也应当最终定格在这里。
“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
在缺钙的中国，彭德环这句突显其伟大个性的话值得每一个“不愿做奴隶”，而想活出个人样的中国人铭刻在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