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逮捕入狱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二，我像往常一样黎明即起。
宿舍在厂区的中部，一楼一底，长约36米、宽约10米，底楼是厂房，车床、铣床、刨床……昼夜轰鸣，楼上是就业人员的住地。
大约360平方米的空间里住着两百多号人。没有床，一律睡在地板上，整个房子的地板就是一个大统铺。每个人的铺位大约60厘米宽、200厘米长，相当于一个棺材的面积。两个铺位之间没有隔离，也不准悬挂布帘，左右两边的邻居就像两口子似的挨得很近。这两百多人一个挨着一个的沿着大房子长度方向排成四排，两排中间留有一条宽约一米的过道，就像是堆码着一排排多年的存货。
宿舍白天关灯，晚上却彻夜灯火通明，便于夜晚查房的公安上得楼来一目了然，一览无余。
我从铺上爬起来，穿上衣服，拿着毛巾、牙刷，穿着一双泡沫拖鞋快步下楼，楼下院子边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泥槽子，安着七八个自来水龙头，终年提供冷水，两百多号人需要洗脸的都在这儿速成。
我在那儿洗漱完毕，走到房子背后的一块空地练了十几分钟太极拳。
天还没完全亮，雾蒙蒙的，一抹又一抹血红色的泛光在东北边灰蓝色的天空上忽隐忽现，西南方有两三堆乌云时聚时散地移动着，看来今天多云转晴，有风。
食堂已经开门了，我迅速跑回宿舍拿了碗筷到食堂花了一角钱、二两粮票买了一碗稀饭，一个馒头。为了省钱，清早这顿是不吃菜的，用不了五分钟，馒头、稀饭一扫而光。回去整理一下床铺，准备上班了。
我当时在技术科从事机械设计工作。技术科坐落在路边一排平房中间，房子是砖木结构，柱子是砖砌的，墙是竹篦编的，竹篦两面糊着泥巴，刷着石灰，表面不光但是很白，也还能够挡风遮雨。
说起来只是技术科，却总揽着四川消防机械厂全部技术工作。科长、副科长是不懂技术的公安干部，不在这间屋子里办公，只有布置或检查工作的时候才来。真正做设计、工艺、技术管理的只有七个解除劳动教养以后被强制留在劳改单位的所谓就业人员。其工作效率之高绝非一般国有企业所能比拟。
一间大约二十四平米的房子里摆了七张办公桌，除了我以外，还有；徐炳泉（学徒出身，技师，六十多岁，经验丰富，擅长机械制造与维修，解除劳教摘掉反社会主义帽子），余华年（技工学校毕业，三十出头，工人技师，擅长车工、铣工，也能设计制图，解除劳教摘掉反社会主义帽子），陶冶（四十余岁，原重庆通用机械厂生产科长，机械制造，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刘洪福（三十多岁，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一九五五年毕业，原军工企业技术员，机械制造，解除劳动教养却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周恩光（三十二岁，上海交大一九五六年毕业，原军工企业技术员，机械制造专业，英语基础不错，也是解除了劳动教养还戴着反革命帽子），肖祖贻（三十二岁，重庆大学机械系一九五六年毕业，原航空设计院技术员，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
七个人当中有一个曾是共产党员，四个曾是共青团员，两个非党人士，本来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都被划为敌对分子而强制劳动教养，不过戴的帽子名称不同，因为当时上面说了工人当中不反右，让大家放心地帮助党整风，殊不知后来给戴了一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和右派分子同流合污了。历史或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则戴一个反革命帽子，也加入了数以千万计的“地、富、反、坏、右”队伍。
谁知这样做的结果到了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时惹了麻烦。右派可以改正，不是右派不能改正，于是纷纷申诉说都是因伟大的反右运动而进劳改队的，希望跻身于右派行列，竟然争着戴起了右派帽子。经过一番周折，除徐炳泉已经逝世，不知如何处理以外，其余同仁皆得到党的光辉恩赐恢复名誉、恢复职务、恢复二十年前的工资了。至于青春么，自然是无法恢复的了。
一九五七年或一九五八年送劳动教养，按三年计算，一九六一年就该解除劳动教养了，解除劳教不再称为劳教分子，但不能擅自离开劳教单位，经济待遇不变，政治待遇就是改了个名字叫“就业人员”。到了一九六六年，技术科内这七个人连劳教带就业总共被专政机关关押八九年了。那天，离上班时间至少还有半小时，我就匆匆地进了办公室，心里着急，因为需要尽快完成混砂机的设计和图纸绘制工作。总图已经画好了，我打开图纸思索着，审视着一个一个部件，想想还需要做哪些改进。
另外六个同事陆陆续续的来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这时候屋外电线杆子上面的高音喇叭忽然响起了广播：“所有人员八点半到大礼堂集合开会。”
又是什么紧急的事情来了？
近几个月以来，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揭露“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让人目不暇接。“愤怒声讨……”“彻底摧毁……”“横扫一切……”的口号越叫越响。“牛鬼蛇神”的帽子漫天飞舞，不知道哪天就会落在哪个人的头上。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北京市的领导层忽而成了反党的黑帮。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篡党夺权的反动分子，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劳动教养单位虽然是封闭性的，但从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的文章中，这些关押在无产阶级专政铁笼里的群体，也预感到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必将掀起一场政治风暴，来势汹汹，猛烈的程度绝不亚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开刀，旨在维护一党专政。现在矛头直指党内高层和开国元勋，意欲力保寡人独裁。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又将有成百万的人被投入监牢，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了。
比较敏感的人似乎看到了即将降临的灾难和个人前途的渺茫，检验工李兴贵触电自杀身死，电器维修工赖培荣服毒，技师徐炳泉服毒自杀未遂，李某某持刀自杀（经抢救未死）。短短的时间里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使这个劳教场所多了一些阴森恐怖的气氛。
六七月份召开了两次逮捕大会，余洪熙、左湘、朱元善等七八人相继被捕，四川消防机械厂一时杀气腾腾，人人自危，惊恐不安的氛围日益浓重。
我当时还没有绝望，还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抱有幻想。
五月份我和患难之交李诗惠历经三年相恋携手进入婚姻殿堂，婚假期满，她只身回到远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县的沙坪农场。我还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为了小家庭的稳定，下定决心，往后靠技术吃饭，不再关心国家大事，更要远离政治，只求和爱妻一起过平静的日子。我没有做过违法的事情，循规蹈矩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夹着尾巴做人，再大的政治风暴也不至于轮到我的头上吧。
八点半到了，四百多名劳动教养期满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继续接受改造的就业人员席地而坐，挤满了“大礼堂”。
往常这样的大会一般由管教股股长周以贵或张育新主持，今天换成了一车间主任王伟。往常是厂长张志超讲话，今天换成了不认识的人，据说是驻厂工作组的组长。管他是谁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们换来换去是劳改队的干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是“二等公民”，专政对象。
会议开始了，王伟高声喝道：“今天是对‘反改造分子’牛立华施行逮捕的大会，把罪犯牛立华押上来！”
我随之站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身后突然出现了四个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押解着我走到了“大礼堂”的侧门，没有宣读逮捕证，也没有让我签字，而是不由分说地由一个武警狠狠地给我戴上了手铐。
我站在礼堂门口，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吸了几口气，平静一下情绪，然后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这个我曾经承受精神和肉体折磨长达七年之久的地方，我曾经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幻想得到理解和任用的地方，我曾经刻苦钻研技术期盼还有机会报效祖国的地方，我曾经呕心沥血为之筹建了两个理化实验室的地方，就要告别了。
我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国家。我要昂着头走出这个大门，不会垂头丧气，更不会低声下气。
忽然，管教干事戴付卿来到了旁边，他倒背着双手，用难以名状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我和他目光相遇随即垂下了眼睑，看着地面。
大约过了两分钟，我看他走向武警，小声的说着什么。又过了大约两分钟，那个武警走到我的前面，用专用钥匙把手铐打开松了两扣，这时我才发觉自己的两只手都已经红肿不堪了。
我抬眼看了一下戴付卿，他已转身而去，只看见他的背影慢慢地移动、移动，渐渐地走远了。
押解我的武警下了命令：走！我往左拐走出了礼堂旁边狭窄的巷道，来到了厂内的主干道，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中吉普。
我不紧不慢地朝前走着，回头看了一下，四个持枪的武警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不是枪上肩，而是横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副日本鬼子进城的姿势。一个除了手铐以外别无寸铁的文弱书生在他们看来似乎是武功非凡的江洋大盗，我不由自主地用鼻子哼了一声。
走着走着，对面来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平时没有交往，但是彼此都知道是劳动教养就业人员。他走到距我一米多远的地方，用气流和嘴唇的动作发出了“保重”两个字。我条件反射似的也没有让声带振动，回答了两个字“放心”。声音很小但我相信他能够听到，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这位难友的名字，只记得好像是一名车工，至今四十多年了，再也没有见过他。
上了内部既有铁栏杆又用军绿色帆布遮得严严实实的汽车，行驶不过十分钟，车停了。
我下了车，外面的太阳有点晃眼睛。抬头看看，车停在一条比较僻静的巷子里，迎面一个铁栅栏门，进去在门口略等片刻，押送我的武警打开了手铐，我两只手提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站在一旁。从里面出来两个人，在旁边的传达室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喝令：走！
这两个人穿着警服没带长枪，是否有短枪不得而知，一个在前面带路，一个在后面紧跟。几弯几拐我当时没记清楚，这年十月份离开宁夏街看守所的时候，我有意的数了数，从临街的大门开始到进入监舍一共要经过八道门，其中需穿过厨房的两道门，戒备森严、令人惊叹，要想越狱必定是难于上青天。
后来听说，宁夏街还真跑过人，那个未决犯（其实应该叫犯罪嫌疑人）头脑灵活，动作敏捷，胆大超人。他被看守所的武警提出监舍，在墙根下面站着等候审讯，看见一辆自行车和一顶帽子，灵机一动，把帽子戴上遮住光头，推起自行车大摇大摆，连过几道门，无人过问，据说出大门的时候还和站岗的警卫点头示意，拜拜！成功地逍遥法外去了。
我随着领路的干警走到了一个院子，院子面积不小，长约四十米，宽二十余米，足以容纳一千人。院子的三面可以看到五米多高的红砖围墙，上面安着电网，院子的两角儿有比围墙还高出一截的岗楼。
高墙之内阳光洒地，静若平湖，听不到一丝风声水响，喧嚣的省城中居然有这样一块宜于参禅修道的宝地！
进门右手方向平行地竖排着四栋平房，大概就是监舍了。监舍中间巷道的铁栅栏门正对着开阔的院子。那个干警带我走到第二栋监舍的门口，上三步台阶，顺着一米宽的巷道往里走，巷道两边是单间的监舍。干警的步伐很快，我也随之加快速度，走到倒数第二间停了下来。
“把身上的东西掏出来！”他命令说。夏天穿的衣服不多，翻遍了所有的衣兜、裤兜，只掏出17.25元钱，他说：钱暂时保管，手表呢？我说：我没有手表，他看了看的确是两手空空，不再追问。
下一步是让我把裤腰带解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莫非进监狱要脱裤子？但是不得不服从，解下来腰带又不知道往哪儿放，拿在手里犹豫之间，抬头一看，舍房外面的墙壁上有一个挂钩，上面已经有好几条腰带，于是把我的裤腰带也挂了上去。
他取出钥匙，打开铁锁，拉开铁栓，用力拉开厚重的木门，没有说话，冲我用嘴一努，我知道是让我进去，我的前脚刚踏入监舍，后脚还悬在空中，只听得咣当一声，木门被紧紧地关上了，差一点打到我的脚后跟。
紧接着哗啦一声，拉过了钢栓，咔嚓一声，上好了铁锁。
在这深庭大院，寂静的巷道里，咣当、哗啦、咔嚓显得那么突出、震耳、瘆人。
二、十七号监舍
我第一次进正式的监狱，不免好奇。先站在门内，上下左右巡视了一道，说了一声：哦，这就是监狱呀。
这是一间长宽三米的正方形监舍，两边是一通到顶的砖墙，右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监规纪律》，正对着门的后墙上开了一个窗户，宽不过0.7米，高不过0.5米，和住家户不同的是，这个窗户的位置很高，离地面两米开外，上面要接近屋顶的天花板了。窗户靠里面竖排着七根大拇指粗细的钢条，外面是不透明玻璃。回过头来看那个门，完全实木，给人一种十分厚实沉重的感觉，门当中有一个包着镀锌铁皮的喇叭口形的窥视孔，里面看不到外面，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房间铺的是木地板，擦得很干净。沿墙根一个挨着一个的坐着十二个人，门旁边靠墙角的位置放着一个有盖子的马桶，盖子上面垛着一个盛有一半水的脸盆。
靠门口坐着的那个人，用比较和缓的声音喊了一声：“坐下！”墙边上几位室友挪了挪身子，腾出了一个空当，我挤着坐在那里。
随即用目光扫了一圈，九平方米的监舍之内拥挤着的十二位室友面无表情，不动声色。
靠门口的那位再次发话：“你叫什么名字？”说着拿出一个本子准备记录，看来大约是个组长或室主任，后来才知道在宁夏街叫“召集”。我应声答道：“牛立华，”他立即在本子上写“刘”，四川口音牛（niu）刘（liu）不分，姓刘的比姓牛的多得多，一般听了很容易想到是刘。我伸头一看马上纠正说：“不是刘，是牛。”跟着拉长了声音一字一顿的说：“牛-鬼-蛇-神-的-牛。”这时周围坐着的几位忍俊不禁的笑了起来，有的用手捂着嘴。
这位“召集”不苟言笑，说了一声：接着学习。坐在我对面的一位戴着眼镜的室友拿起了一张旧报纸，有板有眼的读着。那是《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社论，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后发表的第一篇社论，由其亲自拟稿并经毛泽东批阅修改，我读过几十遍，其中有些语言十分“精辟”，不妨抄录几句，时隔四十多年再来看看“毛泽东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
摘录原文如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法律、艺术、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马克思是研究经济的哲学家，吸收前人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等），自成一家之言。其学说风行一时、流传后世，虽不乏谬论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仍占有一定地位。他的故乡德国莱茵省特里尔镇至今仍有纪念其贡献的马克思博物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专制制度的批判，包括对资本主义早期反人道的剥削现象、金钱至上等异化现象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诚然，马克思讲过阶级斗争，也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是建立幻想中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平等社会。古今中外存在这种幻想的不仅仅马克思一人，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论说，近代康有为、孙中山也曾极力倡导。
但在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马克思的根本观点却被断章取义地曲解为只是用暴力夺取政权了，陈伯达、毛泽东等自称马克思的信徒，竟然把马克思主义也横扫了一遍，极尽篡改、亵渎之能事。
这篇文章的妙处在于泄露天机，它的确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纵观毛泽东从进入政界到逝世的前一天，他的所有思维、全部精力，无一不是用在争权夺利上，纵横捭阖、尔虞我诈、口蜜腹剑、阴谋阳谋都是为了独裁专政，临死还要钦定接班人，妄图让他的老婆江青、侄子毛远新执掌大权，甚至想让通房大丫头张玉凤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常常自喻秦始皇，痴心秦始皇的家天下，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民主自由”、“革命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等等都是愚弄和欺骗人民的口号和谎言。权！权！权！才是毛泽东一生追逐的目标，他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血腥的权字。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必将进一步证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是自毁声誉、自掘坟墓，其结果必然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
一九六六年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时对毛泽东还近乎崇拜，四十余年的历史事实教育了我，存在决定意识。
谎言只适用于没有发生的、未来的事物。在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前，在已经过去的历史面前，谎言只能是撒谎者的可耻记录，必将遗臭万年。
我们还在读报纸，忽然听见了脚步声，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室友侧耳静听，他说：文武张。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一阵响动，监舍的门打开了，门外这个人用手指着刚才读报的那个室友说：“你出来！”他站起身子，扶了扶眼镜，到门口穿上了放在过道里的鞋，跟着来人走了。
我漫无目标地问：“喊出去干什么呀？”刚才说“文武张”那位室友主动回答说：“不像是提讯，文武张事儿多。”我接着问：“刚来那个干部姓文？”“不是，他姓张，文武路派出所调过来的，”他很快的回答说。我“哦”了一声，再问：“你贵姓？”他说：“免贵，姓衡，衡孝泉。”他又主动说：“送你进来的那个干事姓章，立早章。”我才明白是这么回事，两个干事的姓发音相同，为了区别，把从文武路派出所调来的叫文武张，把那个叫立早章。衡孝泉还告诉我，被喊出去那个人也姓张，张敏。
说着说着，外面又有了脚步声，舍房里的人立即不说话了，正了正身子，摆出了一本正经的样子。门开了，张敏回来了。这个文武张对着我说：“你出来！”我奉命站起来、把裤子提了提，挽紧一点，然后穿鞋，跟着这位张干事顺着巷道往外走，一边走一边数，这栋监舍巷道两边每边有十间舍房，两边一共二十间。我所在的是十七号。
走出了巷道，下台阶往右拐是一间干部办公室，我随着张干事进去。
他坐在藤椅上，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他说：“你进来干了些什么呀？”他态度很凶，说话很急促。
我想了想，才进监狱十几分钟，我什么也没干呀？于是如实回答。
张又问：“你说了什么话？”
我暗自回想，刚才说了什么话呢？随即回答说：“我没说什么话。”
他勃然大怒地说：“你老实点，进来就不老实，看怎么收拾你。”
我再次回答：“报告张干事，我真没说什么。”
他瞪了我一眼说：“你说什么牛鬼蛇神？”
我不由得好笑，哦，原来是这句话，看来在监狱里说话真得十分小心了。我不慌不忙地对他说：“门口那个犯人问我姓什么，我说牛鬼蛇神的牛。”
“为什么要这么说？”他还是气势汹汹的样子。
我说：“本来是黄牛的牛，但是我不敢说，我要是说了，就怕犯错误，革命的老黄牛是形容老干部的，岂不是美化自己。我被横扫进了监狱，就是牛鬼蛇神，所以说是牛鬼蛇神的牛。”我说完了以后，偷偷地看他的表情。
他听了，愣了一阵，好像抓不到什么把柄，也不好上纲上线，于是以教训的口吻告诫我，进了监狱要严格遵守监规纪律，老老实实的交代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点头称是，心里想着跟魔鬼打交道真不容易，说话、走路都要小心，到处有奸细，随便一句话都可能上纲上线。
他站了起来说：“回去！”我立即起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摇摇摆摆的走在他的前面回到了舍房，门没锁，我拉开钢栓，开了门走了进去。又是咣当、哗啦、咔嚓，这回不那么瘆人了。
回到监舍里，还是继续读报。读的人很认真，听的人不在意，关在里面总要想自己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巷道里有响动，哪个监舍门被打开了，跟着杂乱的脚步声，一群人有走的，有跑的。一位室友说：“放风喽！赶快解手！”
我感到奇怪，怎么不在放风的时候到厕所解手，而非要在舍房里解手呢？臭烘烘的。
室友们七嘴八舌的告诉许多放风的注意事项，和这间舍房传下来的规矩。
放风就在后面的小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洗脸、刷牙、解手、倒马桶、洗碗、洗衣服、活动身体，呼吸新鲜空气等等，必须在十分钟内完成，很紧张。厕所的蹲位少，二十多人一下放出去解手，必然要排队，耽误时间，十七号舍房的先驱者们摸索出来的办法是抓紧在放风之前解手，每天安排两个人负责倒马桶，一个人擦地板，其余的人出去以后可以各干各的事情。这个优良传统延续至今。
通常放风从一号监舍开始，巷道左边是单号，右边是双号，一次放两个舍房。至于哪两个舍房一块儿放风由干部临时决定，今天是一号和二号，明天就是一号和四号，后天是一号和六号，再后天是一号和八号。这样做是避免舍房之间相互串通。我想了想，理论上的概率是十九天才能重复一次。
监狱里的管理真是严谨慎密。以前共产党员坐监的时候往往利用放风的机会传递信息，现在执政了，变成监狱的管理者了，要给坐监的人堵死这条路。高！
轮到今天擦地板的室友开始工作了，他拿起抹布在盆子里浸湿，先擦门，然后从墙根起认真负责地擦地板，擦到谁的面前，谁都会主动地拿起裹成一团的小铺盖卷儿给他腾出空间，九平方米很快就擦完了。
从一号监舍开始放风，轮到我们十七号，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等待放风的这段时间是舍房最轻松的时候，不用读报，不用正襟危坐，十三个人在这九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可以自由在的走来走去。舍房里五个室友挨着个儿的解手，马桶的直径有半米左右，高也有半米，既不能蹲也不能坐，只有两手扶着桶沿儿来个骑马蹲裆式，好在中国人多数都熟悉太极拳。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室友还告诉我，只有放风的时候才能用水，可以洗碗、洗澡、洗衣服。轮到“立早章”值班，不管闲事，要是“文武张”值班，需要注意不能和别人说话，否则会挨骂甚至取消你的放风。
终于轮到我们舍房放风了，今天是“立早章”值班，打开门以后，让提着马桶的两位室友最先出门，擦地板的那位端着脸盆紧随其后，其余的十个人陆续走出巷道，来到放风的地方。
宁夏街看守所这四栋平行的监舍是直通式的，每栋监舍的巷道两端都有铁栅栏门，前门对着大院子，出了后门是一个狭长小院。平时两头的铁栅栏门都是紧锁着的，放风的时候，前门紧闭上锁，后门打开。小院的宽度只有五米左右，对面和左侧拦着一道高墙电网，高墙下面有一个安着四个水龙头的长方形水泥槽，院子的长度有三十米，右边是敞篷式的厕所，只有屋顶，没有围墙和隔断，便于看守一目了然。厕所旁边有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洗澡房，里面除了一根拖在地面上的橡胶水管子没有其它设施。
两间舍房一块儿放风也就是二十六七个人，我看了看，那两位室友用竹刷把紧张地洗刷着马桶，冲了三道水，称得上一丝不苟，比二十一世纪中国特色的食品加工厂还讲究卫生。厕所里四个蹲位都有人，旁边还站着七八个等着拉屎的难友，如果解一次大便需要三分钟，排在最后的那位至少要等六分钟，十分钟的放风时间就去了大半，不由得想起了十七号舍房订立的规矩真的英明伟大。我在水泥槽那儿洗了洗脸，然后在小院儿里来回的走着、看着。洗澡房里有五个人脱的精光用冷水冲着身子，院子里的空间就只剩下七八个人了，一个大高个儿站在监舍门口背贴着墙紧皱着眉头一动不动，目光呆滞，旁若无人。其余几个在小院儿里舒展身体、深呼吸，扩胸踢腿。我突然想起了一首五十年代在中国很流行的苏联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一声哨子响，放风结束。马桶抬回来了，又端来了一盆干净水，依然垛在马桶盖子上。十三个人全部回到舍房，“立早章”走过来清点了一下人数，随后又是咣当、哗啦、咔嚓。
回到舍房里，大家依次坐好，还是拿出那张刊登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报纸，由一个人在那里读。舍房里既没有钟又没有表，弄不清是什么时间，估计十一点半了。室友说：要开饭了，跟着告诉我吃饭的规矩。监狱里还是三顿饭，一天七两粮食定量，早晨二两干饭，中午三两干饭，晚上二两稀饭，基本没吃过肉。每人每天大概有一斤蔬菜，新鲜蔬菜的含水量都是比较高的，萝卜、白菜等本身含水量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绿豆芽的含水量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经过煮、炒，去掉了一部分水分，可能就只有半斤了，半斤菜分成三顿，每顿就只能摊到一点点了，一小碗饭，一小撮缺油少盐的菜就是最丰盛的午餐。
哗啦一声，是铁栅栏门打开的声音。一位室友说送饭的来了。果不其然，跟着就听见铁轱辘车的声音，衡孝泉站起身来，走到门口，把鼻子贴近门缝用力地吸气，说了一声：“炒绿豆芽儿。”约莫过了半个钟头，送饭的小车才推到十七号舍房，我们已经在里面排好了队，我排在最后。每个人手里拿着两个碗，我只有一个搪瓷缸子。门开了，挨着次序把碗递出去，一个炊事员盛饭，一个炊事员盛菜，我说明是今天才来的，要了一个碗、一双筷子。今天的菜果然是绿豆芽儿，衡孝泉的鼻子真灵。
大家坐在自己的位置，肚子虽然饿了，却舍不得狼吞虎咽，只有这一点饭菜，三口两口吃没了似乎有点欠缺，于是慢条斯理地一口一口地享受，四川话叫酝味儿，一口饭咀嚼几十下才舍得咽下去，这才是真正的细嚼慢咽，符合医生和营养师的要求。
吃了饭午睡，下午两点半继续学习。说是午睡，多半都睡不着。九平方米睡十三个人，头脚交叉着也很挤，好在大家整天光着脚，不穿鞋袜，脚上没有一点臭味儿，我才知道“人之初，脚不臭”。那个味儿是鞋和袜子带来的。
上午读报纸，下午是讨论、发言。
三、如此审讯
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
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八十七条煞有介事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关于法院的审判，第七十六条载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七十八条明确：“人民法院进行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
我被捕入狱是在一九六六年，在此之前经历了共产党蒙蔽、胁迫和操纵群众，采取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无中生有、任意扣帽子的“反右”运动，也怀疑那种无需调查、不经核实、不容分辩、连一纸法律文书都不要就把人送到专政机关劳动教养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当时对共产党的法西斯本质尚未认识清楚，还存有幻想，认为到了法院总归要依法办事，所以审理期间我采取的是低调的妥协姿态。
我满以为司法机关一定能切实调查，认真审讯，严肃地对待法律问题，实际情况却大大出人预料。
按照法定程序，一般审讯过程应该有如下一些步骤，(1)公安局预审，预审结案时由被告确认全部犯罪事实，或在预审记录上写出自己的意见；(2)检察院进行审查、核实预审材料，确认是否起诉；(3)确认起诉后拟定起诉书并将副本发给被告，令其做好准备答辩；(4)依法公开开庭审讯、宣判。
实际是怎么审讯的呢？
我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被捕入狱，七月十四日上午公安局的一名预审员黄立鼎提讯，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问了姓名、年龄、籍贯、案别等，丝毫未涉及具体案情，大概只能叫做立案登记。
过了一个多月，直到八月十八日才进行正式预审。这次换了一个预审员，增加了一个书记员。
在审讯过程中，我对那些与事实有出入，但还不是不着边际的问题一般均未申辩，仅仅对那些毫无根据或颠倒是非的所谓控告做了必要的说明。
此次审讯终结时，我见记录不够完整，在某些地方甚至有较大出入，很容易被人误解，因而请求补充和更正。对此，预审员颇为反感。我刚刚写了几个字，他就极不耐烦，幸好书记员让我继续写下去，才使我得以对个别问题作了简略的补充。为了不致引起预审员更大的不满，对于记录中的许多失误都没有切实追究。
我认为这是第一次预审，审讯员只蜻蜓点水似的问了几个题目，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以后必然还要审讯，既然付诸法律肯定需要逐一地澄清全部事实，可以留待预审结案时再做最后认定。
谁知这次预审以后，就没有再进行审讯，而且省略了预审结案这个必要的步骤，省略了由检察院审查并核实材料的步骤，也没有在出庭前把起诉书发给被告。而是突如其来地在九月七日正式出庭了。
法庭就在宁夏街监狱区里面，从我所在的十七号监舍出来经过长长的巷道和三道铁门走出监舍大院院子，外面又是一个院子，侧面是一堵青砖砌筑的高约五米的墙，往前走五六米有一排平房，约十一二间，就是审讯室。提出来的犯罪嫌疑人面对青砖站在这堵高墙下面等待提审。
我在墙下面站了大约十分钟，被监狱的看守押送到审讯室。
房间不大，二十平方米左右，前面是一个高约25厘米的木制平台，上面一字排开三张办公桌，那是审判员和陪审员的位置。下面的空地中间放着一个凳子，就是被告的位置了，进门后我坐下来才发现那凳子是固定在地面上的，不能移动，意在防止被告愤怒已极时抄起凳子打审讯员。
法庭由一名审判员和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那位肥肥胖胖的女审判员坐在中间，她左边是一位年近古稀、面目清瘦的老头儿，右边是一位年逾花甲、身材矮小的老太太，门口站着法警。
开庭伊始，宣读起诉书，全文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
起诉书
(66)检劳诉字第027号
被告牛立华，男，三十岁，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一九五七年在重庆长江电工厂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因不服监督改造，一九五八年被送劳动教养，一九六一年十月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留通惠汽车修配厂就业至今。
被告牛立华，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依法逮捕，预审后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判明其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牛立华，解除劳教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极端的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恶毒地全面系统地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诬蔑说“三面红旗下面执行过左”“总路线的基本点已经变了，还在喊总路线万岁”“大跃进的成绩是虚的……”攻击肃反、反右斗争说“肃反扩大化，搞错十万人，翻案是不会停的”“中国现在被划的敌人太多了，以后要出现修正主义”。并狂妄地说“中国不出现修正主义我就自杀”。
被告还极力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说“今天社会就是不自由”。攻击毛泽东思想是言行不一致“理论上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想批判哪个就找哪个的材料。若不想批判哪那个，问题再大也不了了之”。
被告因被划为右派分子不认罪，一九六五年以来经常狂妄叫嚣要翻案，说“我要告到中央去”，当其他就业人员劝阻时竟说“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烫，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又说“既然党把我看成敌人，视我为草芥，我就视你为寇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综上所述：被告牛立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妄叫嚣翻案，在就业人员中造成极坏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一、三款之精神，应依法惩处。
此致
成都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检察长陈清云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台上这位又肥又胖的女审判员用成都方言读完了起诉书，一名法警把起诉书副本交给我，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当时的感觉是：
(1)不由得怒火中烧，这份起诉书极尽断章取义、歪曲捏造、无中生有之能事，非流氓和无赖不会采取这种手段，实属卑鄙无耻。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怎么中国共产党的检察院这么不讲认真呢？
(2)心中暗自高兴，就起诉书所列的这些罪状，不过是一点言论或者说思想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犯罪事实，按照公开发布的政策，不足以判刑。
我镇定了一下情绪，缓缓地对审判员说：“起诉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不是事实。”
她说：“哪一点不是事实？”
我回答说：“开头这几句话‘被告牛立华，男，三十岁，汉族，北京市人’是事实。”接着说：“由此以下，从家庭出身开始，都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会计，或者说主任会计，没有资本，怎么叫资本家呢？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
那位老太太很积极，没等审判员说话，她抢先说：“小资产阶级就是资本家。”
胖胖的女审判员看了她一眼，用右手在桌子底下做了个动作，不让她多嘴。接着对我说：“你家里划的什么成分？”
我回答说：“据我所知，大城市没有划成分，你是成都人，成都市划成分了吗？没有吧？北京也没划成分。如果划了，以当地政府划定的成分为准，资本家也好，地主也好，土豪劣绅也好，军阀也好，我全承认。如果没划，就不能任意写一个成分。”
那位不甘寂寞的老太太又说了一句：“解放以后都划了成分。”
审判员摇了摇头，又用手冲她摆了摆。从此以后那位老太太再也没有说话了。
我当时在想；如果真的尊重人民，尊重陪审工作，尊重人民陪审，就应当聘请有一定文化水准、有一定法律常识、有陪审能力的人担任陪审员。并应根据陪审员的不同情况陪审不同的案件，让陪审员有可能充分了解案情，熟悉审讯过程中的一切问题，这样才能发挥陪审作用。如果只是在形式上设置了陪审员席位，却采用瞒天过海的手段不让陪审员了解案情，这不但是对严肃的陪审工作的玩弄，而且是对陪审员的侮辱。事后我才打听清楚，中共掌握的法院在聘请陪审员的时候无需考虑其文化素养、司法常识、陪审能力，而是从街道办事处的烈军属名单中找几位家庭经济比较拮据的老头、老太太，每参与一次陪审，法院给付一元钱劳务费，可以买八斤多大米，够一家人吃两三天的，既照顾了烈军属，又减少了居委会救济金的负担。这哪里是陪审！？完全是亵渎司法、愚弄人民、欺骗舆论的遮羞布。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特定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