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志强和我是孩提时代的朋友。从小学到初中，我俩一直是同学、玩伴、近邻。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解放街，隔青年路相望，拿杭州话说是“一炮仗”的距离。每天早上，我背着书包到他家门口，叫上他一起去上学。到井亭桥右转弯，沿浣纱河一直朝北，走到学士路，就是我们的五爱小学了。那时，浣纱河绿柳拂岸，碧波荡漾。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自由自在地沿河游玩。路边有很多玩杂耍、变魔术、唱小热昏的卖艺人。我们常常站着看，尽情尽兴，忘了回家，花一两个小时在放学路上是常有的事。那时志强是“小开”，我的家境也不错，口袋里总有几个零用钱。我们互相“请客”，今天买油兜儿，明天买卤豆腐干。那时一分钱都可以解解馋。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到志强家门口叫他，好长时间他都没出来，我便跑进店里去。他家是前店后屋，住宿在楼上。只见他爷爷一言不发，在悲愤地整理不知被谁翻得乱七八糟的店面。他母亲，一个与我母亲一样常常穿旗袍的端庄女人，正坐在屋里一张小凳子上哭泣。志强茫然地站在母亲她身边。看到我进门，他母亲擦了擦眼睛，拉过志强的手说：“去吧，小朋友来叫你啦，读书不好迟到的！”我们并肩穿过店堂时，我看了看他爷爷怒气未消的脸色，第一次没喊“阿爹再会”就匆匆离去。
那天放学，我们各自早早回家。走过志强家门口，觉得比往日冷清了不少。他家门口的大人们戳戳点点，一片肃杀气氛。原来他父亲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公安局抓走了，家也被抄了。再后来听说他父亲是什么托派，死在监狱里。随着家庭变故，志强的欢笑一天比一天少。没出三年，我的父亲也在下一个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一个从不问政治的医学专家也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好，没送进监狱，而是交群众管制。我们都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被划入黑五类子女，两个同学的欢乐童年被红色恐怖摧毁了。
由于家道中落，志强没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他在青年路的一条巷口摆了个小书摊。有一次我路过，他还热情地招呼我过去看书。志强一个大小伙子，守着这么一个破烂小书摊。我虽然还算幸运，能继续升学，却无力帮助背负生活重担的同龄人，想来真是感到难过。我不忍心再看到志强，有意回避他的书摊。后来我下乡、支边，历尽艰辛，想见也见不着了。就这样足足20多年，再没与昔日的好朋友见过面。有时想起志强，不禁自问：“一分钱看一本”的生意是怎样支撑着志强的生活，伴他捱过那段苦难的岁月？80年代初我们重新见面时，想不到俩人只有这么简短的对白：“别提它了好不？一切都过去了。”“唉，一言难尽啊！”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五期，201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