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放（一）
“北大”的“鸣放”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大字报引起的。
1957 年5 月19 日下午，在学生食堂门外有一张大字报：“北大出席共青团‘三大‘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
就这张大字报引发了中国大学校园内一场轩然大波。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被划成右派。该大字报的作者（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也划成了右派。
“北俄”（北京俄语学院，后来改名北京外国语学院。作者当时在此求学——编者注）的鸣放也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大字报引起的。
该大字报的作者名字已忘，大字报的内容及贴出日期也忘，该作者也划成了右派。
我曾与该作者交流过，他是一年级学生，四川人，曾在原国民党青年军203 师当过兵，他说他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就跑了。大概是感到误入歧途吧。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曾下令，对青年军逃兵不抓、不杀。士兵退伍后保送各国立大学，如学力不够，可在他设立的青年中学学习，他在全国设立了五所青中。文革中我在西北某地碰见一个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右派学生，他在农村中学任教，他也在青年军干过。看来1957 年的大学里还有个别原国民党青年军士兵，校方对这部类人当然不会客气，划上个右派算是轻的。
我校部分助教异想天开贴出大字报说：“我校教授不多，助教不少，应当‘助教治校’。”此大字报称为“六·一宣言”。从此我校大字报进入高潮。据此推定我校那个青年军人员贴出的大字报应在五月二十七、八日。比北大晚了不到十天。
“六·一宣言”上签名者悉数划成右派。
五月中旬院方召开过座谈会，广邀各界人士（教职工、团委、工会、由学生会主席代表学生）帮助党整风，但那是应付差事，院方负责人大都参加过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他们知道共产党的“整风”是怎么回事。而这次整风中毛泽东要干什么？他们是不知道的，这些在中共党内路线斗争中久经浮沉的老手们正在观望。他们没有动员学生来参加整风鸣放。以至于有人贴出大字报“我院党委领导整风不力”并要求高教部及北京市委来人督导。
但此时北大5.19 运动的情况我院部分师生是知道的，北大贴出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文译文，我校也有师生去看过。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讲我院也很快有传闻。但我院的“鸣放”不是外界引发的，而是我院自主生发的产物。
1957 年6 月上旬我院鸣放已入高潮。我院鸣放就其内容可分为两大板块。其余均是支流。
鸣放（二）
1、我院专修科有600 余名学生，1957 年夏毕业。
他们知道1957 年已不需要那么多俄语翻译了。但此事勿须他们操心，校方总会为他们分配工作。而大、中学外语人材奇缺这一情况他们也知道。
但这时偏偏出来了两个好事者，师范翻译系有两个调干生（三年级，年龄大约二十六、七岁）。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何不到苏联去勤工俭学”。
他俩这一号召，全校响应。这部分人振振有词“当年革命前辈可以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苏联勤工俭学”？“这既不要国家投资。我们又能学到一门技能，于国家、于个人岂不一举两得？”一时之内全院学生为此闹得沸沸扬扬。由此引发了下面两件事：
A、那两个调干生领着二十几个同学到中南海要见周恩来。与周商讨我院学生赴苏勤工俭学事宜。（这批请愿静坐的学生后来全划成右派。）
秘书出来说：“总理昨夜干了一个通宵，现刚睡下。”
学生说：“我们等。”这二十几个学生在中南海西门外静坐了二个小时，双方僵持不下。
后来秘书又出来说：“你们先回去，总理答应以后到你们学校去一次。”学生方始离去。这是解放后大学生第一次在中南海静坐请愿，时间是1957年6月上旬。
B、学生们（主要是专修科）提出要高教部部长来我校谈毕业生分配问题。（其口气之大之硬实属惊人）。他要不来，我们就去（去高教部）。后来才知道当时高教部长杨秀峰床头电话日夜不停，全国各地高校告急。至于学生要上高教部也并非说说而已；当时学生上街一触即发。
后来高教部来了一个司长，他个子不高，四十来岁，态度和蔼，自始至终他笑容可掬。站在台旁听学生发言，没有和学生顶撞过一句，在那大教室中好像学生们都成了“爷爷”，他是“孙子”。他的任务是听取学生的意见，然后将此全面地准确地报告杨秀峰。
大教室内座无虚席，坐了大约400-500 名学生（专修科）。先由各班学生代表发言，司长恭听。
学生们慷慨陈词，下面口号声，欢呼声，掌声雷动，震耳欲聋。这就是未经涉世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我记得有一个学生代表说：“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些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此言一出，下面掌声、欢呼声一片……。这也表明在1957 年，大学鸣放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右派是深信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并且他们企图联手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一起参加鸣放……从而帮助共产党整风。
大教室外面学生们要在司长的胜利牌小汽车上贴标语、司机不同意贴，双方发生推搡，学生们差点把那小车推翻在地。后来司长上车司机关车门发动汽车之时，学生乘机在车后贴了几条标语。这是北京市1957 年5 月间“标语上街”事件。这几个贴标语上街的学生后来划成右派，在这个大教室事件中发言的学生代表也划成了右派。
在这个事件中我是旁观者，我在门外看到大教室最后一排丁西林（文化部付部长）的女儿在记录发言者的姓名及发言内容。丁西林的女儿是专修科三年级学生、团员、调干生，经常穿一件双排扣的黄军装，她表现积极，经常被团委抽去干一些社会工作，在团委召开的会议上我们经常碰面。
看到她在记录会议情况，我吃惊了。我想“自由论坛”上的发言也会有人在记录。
由于我无心参与鸣放，所以我只是吃惊而无警觉。如果见有人记录而警觉，那就是“釜水将沸，游鱼未知”。“网必收”——“阳谋”初现。
周恩来是七月底来的。在饭厅二楼礼堂内坐的是党团员。群众在教室及办公室内听。我以团员身份坐中排靠通道处，此时全校戒严，操场上空无一人。
周恩来开头讲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来是你们请愿请来的。”引起哄堂大笑。
周恩来的讲话主要是教育大家要注意改造自己。他以自己为例说“有时发现自己有一点旧思想，赶快把它压下去。”此说引起善意的笑声及掌声。
一小时后周恩来应邀下台在礼堂中间过道上走个来回，在掌声中向大家挥手致意。
他正好从我身旁走过，我又是鼓掌又是跳，叫做“热血沸腾”吧。
校方说：“大家不要动，让总理先走。”二十分钟后，大家欢声笑语，鱼贯而走出大厅。
周恩来在我校的这次讲话录音很快在北京市各高校播放，北大的一个同学曾在八月份对我说：“你们学校闹得凶。我们还没有闹到你们那样。”（指去中南海静坐请愿并请来周恩来）。
1958 年我在农场“劳动查看”，年终总结时我说：“当年周恩来在我们讲完话后从我身旁走过时，我手掌都鼓疼了，热血沸腾。我会反党吗？”
哪知我的这些右派朋友不吃这一套。他们说：“尽管周恩来走过你的身边，你把手掌鼓疼了，你的本质还是右派。”他还以身说法：“当年毛主席从我身边走过，我也把手掌鼓疼了，我该是右派还是右派。”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可说呢？这些右派分子水平够高的了。（这个右派作为翻译参加过毛泽东招待苏联专家的宴会）。
2、第二件事是我院留苏预备部主任×××。他在担任主任期间曾利用职务之便对一些准备留苏的女生说：“你要想留苏，就得在这儿过夜”。
留苏预备部负责对全体留苏学生政审，如政审通不过，你从哪儿来还得回哪儿去。有些女生屈从了；有的女生向党委告发了他。所以这是一件陈案。并非右派分子乘整风之机向党猖狂进攻把他提出来的。
但此事已在鸣放中捅出，全院哗然，大操场上出了一大横幅“要求严惩衣冠禽兽×××”下书“全院全体女同学”。人们认为共产党内不应留此坏人，必须立即开除出党。
反右运动开始后院长在全院大会上说：“×××的问题是一个生活问题。”于是揭批他的劣行反倒成了“政治问题”。用如此卑劣无耻手段逼奸女同学的公案就此了结，揭批他那劣行为的不少人成了右派，走上他们一生中长达二十二年甚至一生的坎坷之途。×××毫发未损，好像他没有给共产党丢什么脸，1958 年调任“北京外语专科学校”任副校长去了（“北京外专”属“侨委”）。
就这两件事在1957 年5 月下旬至6 月上旬，把“北俄”闹得个底朝天。
鸣放（三）
除了以上两件大事外，剩下的都是小事了。
学生中办有一个墙报“破冰船”。主持人是专修科三年级学生，姓古，四川人，共青团员。
墙报出了四、五期，内容涉及“三害”，笔法仿中青报上“辣椒”栏目的文章——讽刺小品。古本人及大字报的作者均划成右派。
有些班自发地（不是由党、团自上而下的安排）召开座谈会。会议主持者及发言者大都划成右派。
晚饭后学生食堂门口有“自由论坛”，人们可以站在凳子上畅所欲言，各种看法都有，意见并非一边倒。论坛参与者多则百余人，少则五、六十人。论坛的题目有：肃反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苏共二十大与斯大林评价……。论坛举办了四、五次。主持人姓廖，湖南人，团员。划成右派并和我在一起“劳动查看”。现在记起来觉得奇怪的是这四、五次自由论坛的发言者和听众没有一个女同学，“北俄”没有林希翎、林昭那样的学生。我院的“自由论坛”没有漫骂、起哄、推搡，每一个发言人都能把自己的话说完，是文明的论坛，论者和听众都有绅士风度。
全院唯一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名叫王行白，是“人大”俄文系合并过来的学生。我们已经去农场“劳动查看”，他仍在校中独来独往。看来对他的处分，只能是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人们贴出大字报痛打落水狗王行白。他也有大字报回应。他在大字报写到：“我一贯主张痛打落水狗，要是不打它，不管你有多白，它上岸后还是会搞得你一身污泥。”
有一天下午我们几十个尚未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但已集中起来劳动的学生在校园内打扫卫生时和王行白碰上了，双方哈哈大笑……
他笑我们是一堆软骨头，我们笑他以卵击石。
在口头上我们与他划清界限；内心里确实佩服他。学校内右派纷纷低头，而他拒不参加宣布他是右派的会，并和‘左派‘争吵，争得面红耳赤，在中国能够坚持自己思想的人是太少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他确实是一条汉子。
在未正式处分前各班右派集中学习，并开始批判自己。我深感“人大”转过来的那些学生被划成右派确实冤枉。他们其中的一个右派学生说：“在根据地我是儿童团、站岗放哨，长大了参军，打老蒋，打完了老蒋打老美，后保送到‘工农速成中学’，毕业了进俄文系，我反党干什么？我反什么党？我为什么要反党？”在我们这些右派的帮助和启发下，他想起了他有一个舅妈是地主。于是问题迎刃而解，他顺理成章当上了右派。他本人对此也口服心服。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好就好在有极简易的可操作性，用它来分析右派的产生清楚极了，也容易极了。在当时来看也准确极了。右派在查找自己“反党之阶级根源”时也是这一套路数，往往联系到自己的地、富、反、坏家庭以及海外关系。各级书记对右派的这种检查点头称是，认为右派对自己的问题有认识，有进步。毛泽东也就以此治天下。
职工中一个影响较大的右派名叫白鸽飞（笔名）。他在院刊编辑部工作，在“自由论坛”上他说他原在蒋军中工作，追求进步，曾为中共提供过几份重大情报。他不满肃反中对他的追查，他认为“北外”应对他论功行赏才对。
他写了一首诗“水”，此诗闻名全校。
此诗大意是：“水，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它软到没有骨头，你把它放在杯里，它就象一个杯子，但你要是对它太冷酷，它就会迸碎杯子……”
此诗一出，叫好者有之；认为是反诗者也有之。
自由论坛曾为“水”诗举办一场专题辩论会，参与者五、六十人，我在现场。
辩论会后几天，有一天上午九时许白鸽飞一丝不挂，在校园内裸游。保卫科长叫几个校工把白绑了起来抬走，白沉默不语。
保卫科长说：“同学们，不要围观，病人的母亲希望病人休息。”看来保卫科长以精神病患者来解释白的裸游。当时我在现场。
此事成为白被划成右派的罪状之一。白未婚，三十余岁，与其母相依为命，白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鸣放中我院大字报大都针对“三害”就事论事。有理论性、前瞻性，指摘时弊，惊世骇俗，能为时代先声者的大字报我院没有。北大鸣放能称之为“5·19 运动”其特征之一就在于该校有此类大字报。
6 月19 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多次修改后正式发表并广播，人们驻足静听，校园内安静极了。人们已感到山雨欲来。一切大字报、座谈会、自由论坛均在不着痕迹地和以人不易觉察的方式消失了。知识分子的感觉也够敏锐的。这是这场“山雨”的理论准备（“六条标准”的首次提出）。
6 月18 日以后全院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其题目及内容如下：
①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
②成绩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
③效果和动机，要用效果来检查动机。
④反对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⑤反对“以偏概全”，反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讨论的结果是一边倒的，这是这一场“山雨”的思想准备。接着听了彭真的两次录音讲话，彭在其第二个录音讲话开始时曾狂笑达数分钟之久，人们不知他在高兴些什么？九年以后他被作为北京第一号黑帮头目首先打翻在地，那条老命差一点保不住，不知他仍狂笑否？
听完彭的两次录音后，我院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我被划成右派（一）
1957 年6 月“北俄”各级各班大都召开了座谈会。这都是各班自发开的，组织者或主持者是各班团支部或党、团员。那时学生中的非党、团员处于在政治上被领导的地位；他们对这种地位不持异议。他们很乖，很听话。桀骜不驯者不多见。至多也就是玩世不恭，不问政治。团支部请他们来参加什么活动也请不来。
说老实话，这些人就是想要说点什么意见也没有人会听，他们是一群被领导的良民。在大学中党团员有优越感和话语权。
1957 年5 月整风文件下发后，人民日报天天登载由李维汉主持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
有一些团员提出：“我们要当好党的助手，帮助党整风。”班上党员请示党委后答复：“同学们好好学习，有意见可按组织在课余提上来。”
据此我至今仍然认为在1957 年毛泽东腹中想要整的那部分人最初并不包括大学生。直至“5·19”以后北大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跳出来以示他们的存在时，毛泽东才发现这些学生提出来的问题比章、罗提的那些更让他心惊，这时毛泽东才把大学生列入他要整的名单中。（作为“北俄”的师生，我们知道苏共真理报没有报导过中国的整风、鸣放、反右。）
全校各班大都热衷于开座谈会，我班仍未开会。班上几个团员吵吵嚷嚷要开会。党员对此沉默。我对此不予置理。因为我每天为自己订下的读书计划必须完成。更主要的是我对整风兴味索然。
在1957 年5-6 月间我没有在任何会上（包括自由论坛）发过一次言，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对任何观点（包括人民日报发表的各界人士的发言）我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我只是想在大学毕业前要尽可能读更多的书。因为以后不一定还有这么好的条件。比起共产党整风来，我为自己编织的“梦”更重要，这是我安身立命之事。
但终于有一天要开会了。我班要求开会的人太多了；几占了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是团员，时间大约是在6 月上旬。
班上党员征求我的意见，她说：“开吧。同学们都要求开。”我说：“开就开吧。”
就这样在1957 年6 月某日下午4:00 左右，开班会啦。会议由谁主持？谁也不愿主持，沉默了十分钟。有人叫喊“陈颂主持，陈颂主持。”于是全班鼓掌以示同意。我拒绝主持这种会议，双方又僵持了十分钟，后来由党员来圆场：“大家叫你主持，你就主持吧。”我没有办法，只有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就说吧。”（如果当时我拂袖而去，也就好了。）
于是座谈会发言开始，意见主要是针对班上党员的，有的说他不够党员（条件），不像党员，没有起到党员的作用，不联系群众，学习成绩不如群众，怕苦怕累……总之一无是处。会上党员要求发言，受到大多数学生阻止说：“帮助党整风，你先听，别解释。”这后来成为我“主持座谈会不让党员发言”的右派罪行。
实际上不只我班如此，其它班的座谈会也大都是针对该班党员的一些生活细节，又如何能要求这些未曾涉世的年轻人去全面地知人论世？而大量事实表明，当时党群关系是出现了问题。毛泽东决定整风来解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认真解决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以防止“载舟之水复舟”，不失为英明之举，明智之举。
哪知道他置这种大好局面于不顾，因势利导，干成别的事情去了。当代中国史因此出现转折。
就这样并非由于我的意愿而被大家推举为班上唯一的一次座谈会的主持人，这使我人生走向上坎坷之途。1957 年10-11 月间我院开始揪斗右派，我仍然按我的计划读我为自己拟定的书。
我被划成右派（二）
1958 年3 月来找我算账了。
1958 年3 月上旬我院处理右派时又补划了13 名右派，我是这一次补划中划出来的。当时班上开了个会宣布我是右派。我是一个没有经过批斗的右派。
我当即不服，散会后找了团总支和工作组。我认为我没有反党的意愿和行为。
很快我因这二次行为被以“要翻案”和“态度恶劣”加重了处分；由“留校察看”升级为“劳动查看”。
党总支找我谈话并把右派定案材料给我看，问我：“你有什么意见？”我笑着说：“没有什么意见。”
他板着面说：“你还嬉皮笑脸。”
我说：“我找了你们两次表示不同意划我为右派，你们以‘翻案’和‘态度恶劣’对我加重了处分。今天我还敢再来一次吗？”
他说：“你在上面签个字，同时通知你，你的团籍被开除了，也签个字。”在这两份材料上我签了字，我的右派定案材料上不到三十个字。我至今后悔当时没有把这三十个字记下来，这三十个字居然能定出一个右派分子；又居然定出“情节严重，态度恶劣”？我班共二十六人，连我共划了三个右派，他们中一个是资本家出身，一个的出身是“民主人士”。
我真希望我这不到三十个字的右派定案材料至今犹存于“北外”档案室中，让后代史家去看看右派是怎么定出来的？右派问题“改正”时，他们看到这不到三十个字的右派定案材料也会好笑吧。这区区三十个字可定人一生。
近年来看到有些右派的定案材料相当长，有的长达几千字，而我的定案材料为什么这么短呢？我想到大学三年半中我和班上两个党员一直处不好关系……我不是“驯服工具”和“螺丝钉”；而是一个我行我素，独来独往的人。据此，挣上一顶右派帽子是早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