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成分：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地位。
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份。家庭出身可以追溯到土改前的家庭成分，并且随血缘向下传递。《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如此界定成分和出身：“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遇罗克定义的关键在于想切断出身与成分之间的纽带，借此打破当年制度设计中的潜在意图。
管制：中国大陆创造的一种刑罚，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用于处理最轻度的犯罪或者被认定有罪者。当时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理论上（按有关法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民众，强迫劳动。被管制者的数量相当庞大，没有全国性资料，只能就局部资料来说明。四川省绵阳县1952年被管制人口占总人口2.9%，有的公社、大队和下乡干部就可决定将一部分人管制起来，有些地方将一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亦管制起来。河北定县1972年4月统计，全县有五类分子7750人，到当年12月猛增到1.25万人。有一个农民，1961年被认为参与盗窃，判处管制5年，宣判时因病未到庭，既没有审理，也没有宣判，以后再未处理。1973年清理专政对象时，发现他曾经被判管制，于是在群众中宣布。宣布后，此农民不服，提出申诉。1975年，县公安局以闹翻案为由，下达戴帽通知书，并告知按原判管制执行。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对人处以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上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帽子、戴帽和摘帽：口语化的政治名词，虽然经常出现在官方文献当中，但是笔者从未见过官方定义。根据一般理解，帽子是指政治上的异己者，比如四类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乱分子等；戴帽就是被贴上政治异己者的标签（然而谁有权给人戴帽子，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摘帽就是被解除政治异己者的标签。谁有权给人戴帽，不清楚，但是摘帽的权力却是比较明确的，一般基层无权给人摘帽。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标签，比如1979年以前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根据上述定义，四类分子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分而成为某类分子的，如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富农，并且往后传递）；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某类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分）。从法理的角度讲，本人成分并不等于“分子”。严格意义上说，四类分子是那些被管制的人，至少要监督劳动的人才够格，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本人成分是地主、富农的人，或者曾经是反革命的人，尽管没有管制，也不处于监督劳动状态，依然被视为四类分子。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五期，201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