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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正在毁掉我们的生活

通勤问题正在毁掉大城市人的生活。记者采访了五个来自大城市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共同的是,他们每天通勤时间都在2小时以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长距离通勤对于个体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把他们逼上了漫长的通勤之路。

通勤,是从居住地往返工作地的交通行为,它连接着每个上班人的生活与工作。

城市变大了,交通便利了,当居住成本的空间差异越拉越大,人们居住和工作的地点也就越离越远,也就是说,人们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在拉长。

早晚道路拥堵,候车时间漫长,公交里摩肩接踵,到家已该入睡……通勤问题正在挤压人们的生活时间,撕裂人们的社会关系,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及未来的发展。

记者采访了五个来自大城市的朋友,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阶层,共同的是,他们每天通勤时间都在2小时以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长距离通勤对于个体意味着什么,又是什么把他们逼上了漫长的通勤之路。

通勤弄坏了我的胃,也侵占了我的充电时间

早晨,阿牛必须6:10起床,6:30出门,才能保证8点半准时到岗。

下了地铁之后狂奔10分钟到工作单位——G城银行南山分行,阿牛从食堂抓两个包子,冲去打卡。开早会从8点30开到8点45。上柜。把抓来的包子藏在柜台下面,趁没人注意的时候啃一口,再啃一口。如果上班遇到大风大雨,列车停运或者塞车,来不及去食堂,等待他的就是饥肠辘辘的一整个上午。

毕业后,老家在粤北的阿牛来到深圳,进了G城银行当柜员,每个月到手的试用期工资才2000多。单位在深圳高新科技园,这个工资,正好等于单位周边一个小房间的租价。阿牛租不起。经亲戚介绍,找到宝安西乡的一个单间,带厕所厨房,600元一个月,算是亲情价。每天去单位,公交转地铁。

但每天3小时的来回通勤,毁了阿牛的胃。

下午。银行对外关门之后,作为内部员工的阿牛要点数、整票据、等豹哥(指等运钞车)、送钱箱;要练技能,要打电话营销客户,领导还要开会。‌‌“5、6点的时候吃点面包垫垫肚子,加班到晚上8、9点,赶车回家,9点10点才吃饭,这是常态。‌‌”

直到有一天,胃部不适恶化成剧烈疼痛。阿牛一个人到医院去,诊断出来,是急性肠胃炎,有溃疡,做了个小手术。医生嘱咐他,不能再饮食不规律。第一次发作,前后一折腾就是三个月,‌‌“前一个半月康复期只敢吃流食,后一个半月又没胃口。‌‌”三个月下来,暴瘦了25斤。从此以后,阿牛稍微吃不规律,胃病就复发。

‌‌“每天在路上,都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累。‌‌”但是有什么办法?G行试用期长达半年,2000元的工资也就拿了半年。好不容易转正,工资还是少得可怜,‌‌“谁都知道,G行的工资在所有的城市商行中是倒数,一个基层柜员的工资我都不好意思说。而且,堂堂一个国企银行,就因为银行业绩不好,拖欠了我两三个月的薪水。‌‌”大学毕业又如何?到大城市来,还不是无依无靠的小镇青年。

这两年,通勤吃掉了他的业余时间。他原本希望未来往客户经理发展,却根本没有时间去拓展自己的人脉圈。仅仅是考一个银行从业资格证,都要用上下班路上、柜台业务间隙来复习,他自嘲:‌‌“最后通过,靠的是我顽强的智商和学习能力。‌‌”

但阿牛是乐观的。‌‌“过去两年收入又低又不稳定,住得远是远了点,但能够留在这个城市里,已经很幸运了,每天上下班吃点苦,又算什么呢?‌‌”阿牛相信,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时候,这些经历都是财富;他相信,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以后会更加顺畅。

现在,阿牛攒下了一点钱,决定到市内租房。因为他意识到,如果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工资的天花板就会永远这么低。

通勤,伤了亲情,毁了爱情

和阿牛不同,洋仔是深圳local。

洋仔晚上10点钟回到家,洗个澡,再休息半个小时,和女朋友发几条微信,就该睡觉了,第二天六点多又要早起。

洋仔的母亲在他紧锁的房门外用家乡话抱怨:‌‌“你早上上班那么早,晚上回那么晚还不跟我说话!‌‌”又来了,阿洋感到崩溃。

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回到家,阿洋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但是好像他有多累,他母亲就会有多不满;而他母亲有多狂躁,他就有多想躲起来。阿洋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洋仔和父母同住,家在深圳龙华的H村,距离他上班的会计所有三十多公里。没有地铁直达,阿牛必须用30分钟开车到地铁站,转乘地铁40分钟,再走十几分钟到单位——提前‌‌“弃车‌‌”入地铁,是洋仔研究出来最快最好的选择。‌‌“早晨龙华入市区开车有多堵,深圳人都知道。‌‌”

很多家在‌‌“关外‌‌”的深圳年轻人,成年后会到‌‌“关内‌‌”的市区工作。尽管深圳的实体的‌‌“关‌‌”已经取消了,但是对本地的年轻人来讲,好的工作机会仍然集中分布在市中心,即过去的‌‌“关内‌‌”。

工作后与父母同住,似乎成了这一届年轻深圳人的选择。比如洋仔就觉得出去租房‌‌“没有必要‌‌”——这会让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打折扣。‌‌“工资不够,租房很贵,买房买不起,不要以为深圳人就能摆脱这种命运。‌‌”

但是显然,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只要在家里住着,爸妈就把他当成宝宝。

洋仔的女朋友,是大学时的学妹,毕业后,女友考进了佛山的银行,和他开始了异地恋。平时工作忙,洋仔只能在中午吃饭、晚上下班和睡觉前跟女朋友简短地聊天。到了周末,洋仔都会争取时间,开车去佛山看她。

但是每逢周末,却要面对‌‌“女朋友还是妈‌‌”的经典问题:一边是希望他陪伴的父母,一边是要难得一见的异地恋女友。‌‌“周一到周五我忙得谁都陪不了,到了周末,就要兼顾陪伴家人和恋人。‌‌”久而久之,矛盾积累,‌‌“就会很不爽‌‌”。

谁都委屈,最后谁都累了。去年9月阿牛的业务高峰期结束后,他和女友分了手。‌‌“最艰难的日子也都熬过来了,但是陪伴时间不够,积攒了很多委屈埋在心里。‌‌”

现在,洋仔换了公司,在附近租了个8平米、1500元的房间。成了单身汉,那些曾经撕扯自己神经的情感矛盾就像一场梦。

‌‌“以前住在家里,本来是想要多陪下父母,再给我和女朋友未来的生活多攒点钱。但是我太天真了——‌‌‘加班狗’怎么耗得起每天三小时的通勤时间?兼顾工作已经很勉强了,维护亲密关系,就成了超纲题。‌‌”

谁知道哪一天我就辞职走了呢?

叶子家在深圳西端某个城边村工作,是政府街道办网格综合管理办公室的临聘人员。住在区中心的父母家,她的上班路径和许多人不同——她从市区往郊区走,每天逆潮而行的好处,就是有座率高。

但这是仅有的一点好处了。

叶子每天通勤时间1个多小时,20分钟地铁,转40分钟公交。一般7点50出发,9点踩点到。9点钟的时候,领导要点名,‌‌“跟上学时候一样‌‌”,如果迟到,还会像个小学生一样被批评。不想挨骂,‌‌“地铁出来要百米冲刺,不然公交车跑了就迟到了。‌‌”抱起包包就飞奔,还要不停躲避路人。有些路人戴耳机,听不到她的脚步声,她转个方向,侧身而行。到了夏天,叶子每天上班路上,都跟被水泡过一样。

这份工作是家里托关系给介绍的。‌‌“都说政府工作好,但编外的临时工有时比打工的都不如。‌‌”这个岗位,什么都要管:查人口、巡防、检查食品安全、搬运乱停的共享单车……‌‌“就差没去扫地了‌‌”。领导的命令忽如其来,加班说来就来,没有商量的余地。‌‌“正常下班的话还好,如果八九点下班,车比较少,有时候要等很久。‌‌”

在很多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期都会增加公交车的发车量,但是对于加班族来说,晚上下班晚的,车辆恢复正常,就只能多等一下了,那么到家的时间也就更晚了。

叶子工作的地方,聚居的多是外省来打工的务工人员。‌‌“那些工厂的九点十点以后下班,夜市街那个时候才开始热闹。‌‌”德克士、上海小馄饨、湘菜小馆、原味汤粉店……街道上食物的香味四溢。

但叶子的心里却总是笼罩着一丝不安的气息,‌‌“这一片城中村比较乱,前科人员也挺多的——每个月派出所会导出前科人员的居住地址给我们,有强奸犯,吸毒的比较多。‌‌”她自嘲:‌‌“老油条,习惯了。‌‌”但次加班,她内心都十分抗拒,晚了,走在路上总是绷着弦。

上个月,山竹台风之前,她收到通知必须到岗,‌‌“顶着台风,要我们巡山、做排水工作,做安全报告‌‌”。周末,深圳的树倒了,地铁都停运了,住得远的叶子被困在家里,只能请假。周一,‌‌“上班就像丛林冒险‌‌”,树木挡道,堵车,叶子迟到了,却被领导罚了所有的加班费,还被奚落了一番。‌‌“可能是不爽我昨天没上班。‌‌”

即便如此,叶子不愿意花钱到单位附近租房。

其一,租房,对于她的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消耗。叶子的爸爸是一个电子配件小作坊老板,近几年,深圳的实业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他的钱全部拿到生意上周转和还债,供家的生活费却所剩无几。叶子妈是全职主妇,没有收入,自己还有一个还在上学的弟弟。所以,叶子把自己的大部分工资都拿来补贴家用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对现在的工作毫无归属感。‌‌“我是临聘的,地位没有正编的那么高。工资低,还要做最累的事;领导变态,同事们处处受气。‌‌”她说,尽管天天花两个多小时在路上很辛苦,但暂时先这么跑着吧——‌‌“谁知道哪一天,我受不了,也就辞职离开这个破单位了。‌‌”

在六环外,抱紧社会主义的大腿

北京,是全国人均通勤距离最长的城市。

‌‌“西苑站到了。‌‌”地铁门一开,不到十秒,通道里就涌满了黑色的人头,像是疯狂抢食的蚂蚁。

从北京的西北六环到莲花桥地铁站,需要依次经过地铁16号线、4号线和1号线。西苑站,16号和4号线的换乘之处,最是每天检验小姚体力的地方。

小姚争先恐后地跑向站内仅有的两个扶梯,因为她知道,慢了,扶梯上就会立刻站满人,慢了,下一趟车就可能会挤不进去。每天,这位早起的‌‌“特困人员‌‌”都要睡眼惺忪地冲向地铁——冲得过人群,熬得过长途,是小姚每天三小时的通勤必修课。

三个小时,怎么打发?以前,她试过带纸质书到地铁上看,但那只是‌‌“昙花一现‌‌”。‌‌“毕竟早上六点半就得起床,下了班也就只想看视频。‌‌”现在,和大部分乘客一样,阿姚抱着手机在微信、支付宝蚂蚁森林、淘宝、微信读书来回刷。通勤时间挤占了睡觉的时间,困得不行,只能用一些无聊的东西刺激自己。

小姚住在西北六环,‌‌“赖‌‌”在男朋友单位的一室公寓房。小公寓大概18平米,吃饭的桌子就是放电脑的桌子,客人来了得坐在折叠椅上,多少有点挤。但是,这是男朋友单位的福利,每月不用给房租,只用交水电费。小姚很满意,‌‌“我2016年的时候租在朝阳大悦城附近,很小的三居6500,第二年是7000 ,今年据说又涨了。‌‌”

小姚在北京某药监局的投诉举报中心工作,属于劳务派遣,没有编制,一个月工资六千多,‌‌“‌‌‘临时工’没有福利‌‌”。巧的是,现在在西北六环的整租一个二居室的房子,也要六千甚至七千,三环内药监局投诉中心的周边房价更是不忍直视。

虽然每天的长距离、人挤人、睡不够让她有些困扰,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住房省钱,还有和男朋友在一起,至于便利,只能靠边站。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小姚说,‌‌“如果以后有孩子了,至少得租个两居室,那么我每个月的工资就得大部分上交给房东。‌‌”现在,小姚不单住着男朋友单位的无限期福利房,每天下班还能上他单位食堂吃晚餐,忽略每天的长途跋涉,小姚觉得这已经是‌‌“社会主义‌‌”。

来自小地方,从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就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北漂。她坦称,‌‌“单位不能解决住房问题的话,我这种青年在北京是活不下去的。‌‌”但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只属于少部分人才能享受那样的‌‌“社会主义福利‌‌”。

来北京十二年,没有停止奔波

长距离通勤的问题不单单困扰着城市的白领阶层,底层劳动者更是习以为常了。

从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城边村,到东北三环的燕莎桥,无论刮风下雨,金枝姐都得坐上自行车,骑上10公里去上班。上班一个小时,汽车的尾气也就吸了一个小时。不坐公交,是为了省钱。

金枝姐从不迟到。金枝姐在一家公司当清洁工,一个人负责两层楼的卫生,是体力活。但长距离的骑车,也是‌‌“体力活‌‌”。所以,公司要求早晨8点半上班,金枝姐7点就出门了——提前20分钟到,休息一会儿,才可以‌‌“喝口水,重新开始干活‌‌”。

下午五点半,金枝姐下班了,还得再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回家,‌‌“在路上跑了一天了,回来洗个澡,也就休息了。‌‌”不过,金枝姐的老公黏她,有时非要回家吃饭。等他骑着电动车回来,到家都九点多了,又是好一顿折腾。

金枝姐来北京打工十二年了,始终没有解决长距离通勤的问题。她和老公感情好,两人想在一起住,公司又不包住宿,所以两夫妻从2006年到北京开始,就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大约十平米的房子。住得远,是为了一个月几十块钱的便宜房租,后来十年,房租慢慢上涨,涨到了两百多一个月。好几年里,上班一两个小时路程,‌‌“一路都是荒草、大树林。一片大荒地,突然冒出一个小房子。‌‌”

2017年,北京那场风卷残云的行动波及了许多城边村。金枝姐也被迫搬离原来的村子,在北京东北五环边上的费家村重新找了一间小房子。经常换地方,搬家对于金枝姐倒是简单,找个纸箱子、找个拉包,东西装上就走。但这一次搬迁,房租直接上涨到每月1500元,足足涨了六、七倍。金枝姐做清洁工一个月工资3000来块钱,房租就占了一半。

房租涨了,但现在的房子还不如过去月租250的房子。小厨房就跟柜子差不多大,只能一个人贴着墙进去。一张一米五的床,两人就得侧身走过房间,衣柜都得放到了桌上。‌‌“小得太可怜了。‌‌”但形势所迫,为了不被赶走,为了夫妻同居,这已经是最优选择了。

为了和老公一起住,金枝姐不觉得苦。打工这些年,两夫妻买了一辆电动车,但是金枝姐不骑。‌‌“我老公现在做餐饮,6点就要到公司,干活挺累的。我跟他说,为了让你给我多赚点钱,就让给你吧!‌‌”金枝姐爽朗地笑了:‌‌“骑自行车上班,我正好减肥!‌‌”

***

上班族们往往出于降低生活成本的理性考虑,而选择居住地与工作地的分离。同时,人们也是情感动物——他们在经济不那么宽裕的时刻里,为了维护亲情、爱情,为了创造未来的生活,宁愿选择每日奔波。

然而,每个披星戴月的上班人,谁不是戴着枷锁地在路上?当人们普遍相信,那样的状态是阶段性的,有心是可以改变的。却发现上扬的房价、持低的薪水、不稳定的工作、消失的福利保障、高强度的加班,在持续地制造着人们的经济紧张——这才是造成人们选择远距离通勤的因素——白领阶层难以摆脱,社会底层更是深陷泥淖。

当长距离通勤像一个吸血鬼一样,吸干了上班人士的健康、感情、业余生活以及上升空间,别再幻想着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一切(相信你已经够努力了)。我们该想的是:到底是谁在你的薪水、房租里面,拼命地赚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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