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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粪池自尽的支部书记钟新发

钟新发是广州市白云山农场柯子岭作业区的一名职工,以前是这个作业区的党支部书记,1965年在四清运动中被撤职并被开除党籍,背着这样的黑包袱进入到了文化大革命,自然也成为被批斗的对象。1968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污蔑为利用派性为自己在四清运动中的错误翻案,被审查。这一年的8月24日,钟新发因不堪忍受审讯中和批斗会上的毒打,跳粪池而死,时年三十六岁。

在笔者所看到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文革后组织上对钟新发非正常死亡的调查报告的未完成稿(手写),虽然不完整,但从这份材料中大概还是能过了解钟新发个人及他死亡的情况:

【钟新发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调查报告

钟新发,男,广东增城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一九五二年由香港回广州柯子岭务农。一九五八年入党,曾任柯子岭党支部书记等职。一九六五年经广州市农村四清运动工作总团批准开除党籍,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因说他翻案、报复及想逃港等问题被柯子岭区监护审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在柯子岭小学厕所跳粪池自杀身亡。时年三十六岁。

一、钟新发被监护审查的情况,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午,钟新发被柯子岭管理区监护审查。

1、陈桂安提供:钟新发被捉,原因是说他利用派性翻案,捉他后跟着抄他的家,发现蚊帐顶有三封信,当时民兵连长是谭×。晚上在柯子岭小学的一间课室审问他,由谭××主持,民兵有黄添等总共二、三十人参加,情况很乱,很多人打他,有人用长棍打,有人用那个短棍打,我也用值班的竹棍打过他,当时审下停下又打下,共有一个多钟头。钟新发人比较尖细,又有胃病,当人打他的时候,他就用手护住身体,打的厉害时,他就蹲下,这时大家就停手,如此反反复复。当晚他被打得比较厉害,但没有发现他吐血。散会后,他自己由学校走回区部地下的“牛栏”。

2、黄添提供:钟新发是文革清队时被关起来的,关他那天他正在田里耕田,我也有份即行绑他。第一晚审钟时,值班人员互相推钟,第二天我当班看到他的一只手肿了,他晚上睡觉经常呻吟。斗钟新发记得主要是解放军宣传队主持,我们方是谁记不起,当时书记是古广鹏,民兵营长陈桂安。

3、温润牛提供:钟新发被批斗时,被打得很惨。】

这份没有最后结论的调查报告主要是依据当时知情人(其实是参与殴打者)和目击者(温润牛当时同样属被批斗的对象)的证明材料来写的,主要讲述了钟新发在自杀前被审讯殴打的情况,也让我们见识了在文革中对“有问题”的人所采取的审讯方式是怎样一种狠毒的方式,被审讯者在这种审讯方式下如果不被打死,要么承认所做的“恶事”,要么就只有选择自我了断的方式,钟新发就选择了后者。

在另一份对当时看守他的民兵黄添的一个调查问话记录的材料中,黄添除了提供了以上调查材料中所提到的内容外,还有一段内容是关于钟新发死亡时描述:

【问:钟死时间在什么时候?

答:钟从关房出去小便我跟着他去,回关房后,大队来了许多群众分油,上几十分,胡发现钟不在关房(与小便时间不足半小时),我就去找,当时值班我和陈×娣(女),有许多人去找,上十多人找,以为他跑(了),路上守着。找不着就认为他会死,跑到厕所粪池,见到池面粪皮破开,我就用竹(子)插入粪池,把钟尸(体)插着发现尸脚,人来了几个,我把尸(体)拉起来,尸体全身红色,一会变黑色。(摘自《黄添提供钟新发死前死后一些情况材料》)】

一个人如果有其他死亡的办法就不会选择跳粪池自杀这种不洁的方式,钟新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情况下也是无奈的选择,有看守看着,没有其他的诸如上吊、服毒的可能,而自己又被打得实在受不了,想想自己从香港回国参加建设,而此时又被说自己要逃港,以前是领导干部,今天被以前领导的人毒打,种种不堪可能让他对这个世界无任何留恋,只要有机会死亡绝不放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厕所时趁看守没有注意而跳粪池自杀。连自杀都要迫不及待,连自杀方式都无法“自由”选择,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是怎样一个社会?当然,当时报纸上说是“祖国形势一片大好”……

钟新发不是柯子岭作业区在文革中唯一非正常死亡的人,在这个作业区除了他还有三个人分别服毒、上吊和跳塘而死。在文革后这个作业区的一位干部在检举其他人的材料《柯子岭文革期间情况》中写到:

【文革期间,柯子岭作业区非正常死亡的有四人

(一)钟金(新)发,当天被民兵小分队抓走后,进行逼供信,手也打断了,不过几天,钟跳粪池自杀身亡,当时有人说他翻四清的案,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处理。……

(二)陈×(此字由“女”“太”组成,不知是哪个字的别字,因为笔者在其他材料中也见到过名字中有这个字的),女,是温润牛的老婆,因温在解放前犯过男女关系,受到批斗,后也将陈×牵连上了,进行了批斗挨打,后放回家,即服大茶药自杀死亡。(笔者注:大茶药即俗称的断肠草)

(三)刘学松,男,17岁,是贫农骨(干)刘连九的儿子,因爱说多嘴话,瞭斗(撩逗)女青年,也被抽斗,上山上吊自杀。

(四)曾文峰,特赦回乡(原国民党十九大队队长),抽斗后也跳水塘自杀了。

以上情况是柯子岭作业区支部副书记古金有同志反映提供。79.12.13】

柯子岭位于广州白云山西麓的南部,当时被划为白云山农场管理,笔者不清楚当时一个作业区有多大,但笔者估计大概也就是一个村这么大,而一个村有四个非正常死亡的人,在文革时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普遍状况,但这个状况至少说明文革中所受到迫害的不仅仅是大人物,普通百姓同样是受害者,就人数来说远远多于那些大人物。

不要再说文革是人民的运动了,如果一定要加上“人民”二字,也只能说是“人民”整“人民”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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