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文革前的过去，不犯到谋反这样的大罪是不会抄家的。要是被抄了，随后不是发配就是砍头。在那红火的八月以后老朋友见面后往往第一句话不是“你好吗？”或“吃了吗？”，而是“抄了吗？”。那阵“抄了吗”代替了“你好吗”和“吃了吗？”。那样平静，那样顺口，好像抄家和问候吃饭一样平常。
我没有被抄过。不配！住学生宿舍，除被褥书本，也就一个只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我父母被抄过，不止一次。更确切一点说是不止一拨。我记得的头一拨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还有一拨是在1968年三四月我分配离家前。在第二拨时连我刚由学校运回家准备运走的行李也顺便了一次。至于后来的父母被扫地出门时是否又抄了一次就不清楚了。
抄家时我都不在家，没有目击。不是没有预感，从六月四清回校就预料父亲不会无事。不是没有时间，在那风声鹤唳和无人管束的时日，人不知鬼不觉蹬车用不了一小时就可到家。是不愿，不忍，也不敢。要是回去看到正在抄家或爸妈戴高帽子游街挨打自己又能怎么？还是狠狠心，眼不见心不烦吧！我想那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
记得回家时发现房间变大了，一套如今扔在街上也没有人捡的老旧沙发没啦。记得我父母的头还在也没有缠纱布，也还住在那里——只抄家没有动粗和发配。记得母亲平静地讲外婆给她的一手绢包首饰和石头给“拿”走了。还说收拾残局时在暖气下发现一枚漏网的白金结婚戒指，当即给居委会送去，结果不收。于是这戒指回到母亲手指又过了三十多年。
何时抄的，我真不知道，谁来抄的也不知道。姐姐在家住，问她，她只记得抄过数目不详的N次，有一次还是半夜从屋顶上下来的。天花板上也搜过，没找到珍宝。抄走的东西有收条，但值钱的首饰宝石的收据是“首饰一包”。首饰用“一包”来计大概古今外无人敢这样写，但大无畏的红卫兵这样写了。其实他们搜得真的不仔细。听说拆迁时那屋顶下的梁上还真有盖房时的镇房之宝——那房子在铁狮子胡同人民大学对过，雕梁画柱花砖地，很高大，不是寻常的家居四合院。
听弟弟讲第一次抄家是我们的表弟“阿弟”的功劳。
易太太名李士珍，过去是有钱人的外室。认识时她是独身，在一个印刷厂的幼儿园当老师。有钱人留了一套三进四排的四合院。因平时她在幼儿园和在周末回来，她只在后院留下一面自住，其余的出租。我阿姨是她的房客和她同住后院。我家刚到北京时经阿姨介绍也成了易太太的房客，在前院中院间的正房住了四年。阿姨开始住北屋，在1958年房子充公前易太太换回北屋。易太太和房客关系极好，院子的孩子管她叫易妈妈。
六十年代初阿姨被“下放”到姨夫那个城市，家中只剩两个孩子。阿姨很放心，因为有从小把表弟们带大的佣人德奶奶和房东易太太，还有在北京的姐姐。两个表弟都是好学校的好学生，65年大表弟上了清华，阿弟在高三。眼看阿弟就要考大学，不想文革开始了。两兄弟中老大忠厚老实，老二机灵。虽出身离红五类差得很远，阿弟凭他的机灵闹起革命了。干了什么大事，我不知道，但见他有袖箍。
抄家前夕易太太大概听到风声，想着我爸是全国人民代表就把一包首饰送到我家让我妈保管。技校到易太太那儿没抄到东西后，阿弟大义灭亲，把他的大姨妈给卖了。我家第一次被抄就是这技校干的，我妈的一包首饰也一块给抄了。根据母亲说的“捡到戒指立即送到居委会”推测抄家时居委会的人也在场。戏剧的是居委会主任李莲英文革前在我家帮买菜做饭和打扫卫生。
网上说第一拨抄家是1966年六月到十月，可能在北京真正大规模抄家是八一八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我家是被抄的那十一万分之一，但我父母不在那被赶的八万多之中。
按理在第一次抄家高潮之初不至于抄到我家，因为最早遭殃的是有“案底”的地富反坏右，我爸头顶有全国人大代表的光环罩着。另外和我家同住一个封闭小院的是正宗革命干部。更重要的是院里有正宗的老红卫兵。在天安门上挽着副统帅照相的广播学院红卫兵朱武成和魏金生响当当的战友白家三毛是我们小院的。三毛从来没和我家划清界限，他的爸妈还劝我父母千万挺住不要“想不开”。但我家被这技校抄了，可能三毛那时忙着抄别人的家忘了自家大院了。要是他们在家我想他们肯定会大喝一声“我们院的事轮不到你们”就把这帮技校的轰出去了。
知道家被抄了回学校是不能不说的。要对人说，不说是隐瞒。本来研究生就是没人管，那时又乱了套。对谁说？只好对几个同学好似随便的一声“我家给抄了”。只有同情的眼光，没有“要划清界线”的说教。真没想到过去要杀头流放的抄家这样的大事就随着一声“我家给抄了”就过去了。
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后面的抄家是必然，但第一次抄家是被牵连。易妈妈是房产主和以前有钱人的小老婆，这是“罪”。但易妈妈住西板桥我家在张自忠路，离着好几站呢！没有内奸再能干的侦探也不能由易妈妈家找到只是前房客的我家。以后我父亲很不喜欢阿弟和阿弟见到我们脸上表情也总不很自然。至于他是否对我父母讲过一声“对不起”我就不知道了。问了弟弟，他也不知道，但知道“爸根本不理阿弟。”。至于技校来抄家时阿弟是不是在傍边，姐姐的回答是肯定的“不在”。也是，再坚定的革命者，除非像薄熙来那样的，要是真遇到亲人遭难时也很难有直视的勇气。
离开北京时我的行李要带走，但被封了。父母单位的造反派好说话，“拿走”。几个星期后因单位拒收而回校联系时我家已被扫出去一角——我和弟弟的房间没有了。父母单位1965年分来的大学生巴浩结婚住进来了。结婚要房子是正常的事，但解放快二十年为什么政府单位不解决，要我家给腾房子？我家也不是有多大的房子，连厨房储藏室也不过是号称五间的每间不足十平方的房子。半年多后春节探亲和弟弟一块回到北京，这时父母已完全扫地出门，轰到两小间黑屋子，没抄完的家具只好放在挡不了风雨的过道里。
五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为文革的灾难承担责任，只是一声“艰辛探索”。抄家时阿弟大义灭亲错了吗？真不好讲。那时他只是十八岁的少年，听从伟大领袖的号召干革命有错吗？只能说阿弟参加了“艰辛探索”。
2018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