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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49)

八月二日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讲了话。他说:“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点,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不得要领。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已经出现显著的迹象。我们反了九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毛的这次讲话,实际上为全会定了调子,要全会批判彭的信、彭和其他几个人在会中的发言,并且要求他们几个人说清楚,他们在庐山会议前后暗地来往串通的情形。

彭一封切实中肯的信,透过毛的口,被夸大扭曲了。我逐渐了解毛一贯在讲述历史时的态度,他口中的历史总是偏离真相。

这就牵出我们从武汉东下,在船上的一些议论,特别是田家英所说的诸如饿死人,说假话等等言论,王敬先诬蔑毛的私生活问题等等。又因田家英到四川进行调查,李井泉攻田最猛。陈伯达到福建进行了调查,受到福建省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指责。胡乔木是在安徽调查过的。曾希圣批判胡乔木最凶。此外,柯庆施、王任重、陶铸、罗瑞卿都是发言最多,攻击最猛的人。罗在会上指着田家英说:“你小小年纪,懂得多少马列主义?也在胡说乱道。你有什么资格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发言?”罗在一九五八年和毛一起走遍全国后,对毛更是忠心耿耿。

李锐在会上想再申明一下自己的看法,被周恩来制止。周说:“现在开的是中央委员会全会,你一不是中央委员,二不是候补中央委员,你没有资格在会上发言。”

连续几天的会,眼看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已经要被网罗到反党集团内了。最后的法官是毛。八月十一日,毛又在会上讲话。他说:“彭德怀这几个人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

毛接着又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是党里的秀才,我们还要用他们。至于李锐,他不是秀才,不在此列之内。”毛的这几句话救了陈、胡、田。但是李锐却因之被打入反党集团。

一组的人员也受到波及。八月十二日罗瑞卿召集我们开会。会上狠狠的骂了我们一顿,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主席身边工作,是党信任你们。你们不知自爱,听说你们之间很不团结,不是互助团结,而是互相推卸责任。再有,你王敬先,口无遮拦,胡言乱语,让反党分子利用。这些等回到北京再开会说清楚。”此外,罗又定了一条规定:有关一组的事,有关毛的事,一律不许对外讲;不管对方有多高地位,不许同他们谈任何有关主席的情况,不许在一组之间议论。

我预感到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还会有更多的撤职和批斗。

八月十六日,毛又在一件发布中央全会内流传的文件上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将彭等划到资产阶级范围内。

四天后中央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庐山会议就此闭幕,随之就在全国开展起反右倾运动。有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受到了批判和处分。

八中全会的最后决议使我困惑而且忧心忡忡。彭德怀被扣上阶级异已、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帽子,这几乎将彭打成蒋帮分子。但我知道彭为人诚恳耿直,是党的赤诚分子。

我的政治处境非常安全。虽然田家英受到批判,船上那番议论时我也在场,但我始终保持沉默。我从未批评毛,因此深得毛的信任,我在政治上的谨慎和无知救了我一命。

庐山的气候潮而凉。上山以后,为了毛的饮食问题闹得心情很不愉快。我原来有十二指肠溃疡病,从八月初起,经常吐酸水、胃痛,而且大便变成黑色。我到医务室去查大便,是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了。我自己治疗,但吃了药仍毫无起色。庐山医务室王寿松院长要我到南昌去住院治疗,但这个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张,我想不能离开,一是别人会误以为我出了什么政治性问题,借口生病溜走了,二是在这紧张时刻,毛正在观察每一个人的态度和表现,他不会相信我有病,为看病下山,而会怀疑我怕别人揭发我对他有不忠的问题,支持彭德怀,乘机走掉。所以我要食堂给我做了软饭和一些半流质饮食,开始治疗。但溃疡出血越形严重。黑色大便已经成了柏油样。等八中全会结束时,我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全身疲乏不堪。

八月廿日胡乔木来找我。他有点感冒,要我给他一些治感冒的药。他一看到我,立刻吃惊的说:“李大夫,你怎么突然瘦了这么多?脸色也难看得很?”

我将我八月初以来十二指肠溃疡病发作,告诉了他。他也有这个病,在五十年代中,因为大出血,到北京医院做了十二指肠和大部分胃切除手术。所以他对这个病很清楚。他问我为什么不快点去医院。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他,并且说,如今还没有告诉毛。

胡立刻说:“这样可不行,不立刻好好治,会耽误的,我同主席去讲。”过了半个多小时,胡来了。告诉我,毛已经同意我去治病,并且吩咐,要治就要好好治,回北京住院吧。胡还告诉我,他已经打电话给保健局副局长黄树则,要黄同北京联系好。叶子龙则替我安排好了每天从九江到北京对开的飞机。我走到毛住的小楼,去和江青告别。我走进江的起居室,她正在看一些她自己拍摄的照片。

江注意端详了我一会,然后说:“大夫,你是瘦多了,脸上也难看。这一阵主席太忙,我也跟着紧张,没有注意到你有病。还是乔木同志注意到了。”

我说:“主席太忙,我不能再麻烦你们,你自己身体也不好。”江稍微停顿一会,又说:“我刚才同主席商量了,很快就要下山了。我们还是一同走的好些。”江青此举其实是出于好意,表示毛仍信任我,他们愿意保护我,但我的病实在不能再拖。

我说:“我有病,同大家一起走,会给大家增加麻烦,不如立刻回北京好些。”江说:“这也说的是。你走了,主席这里的事谁管呢?”

我说:“我将主席的事交给黄树则同志以后,明天就走。”江说:“这么快?也好,早走可以早点治疗。”我说:“那么我就不去看主席了,是不是请你替我向主席告辞一下。”

江立刻说:“不,你还是去看主席一下,看看主席还有什么吩咐。”我从江的房内走出上二楼到了毛的卧室。毛躺在床上,正在看明史。我走到毛的床边,说:“主席。”毛放下书,看到是我,说:“大夫,你来了。这一阵我太忙,找你们胡吹的少了。听乔木说你病了。”

我说:“十二指肠溃疡发作了,出血。”

毛问:“有多久了?”我又说了一遍发病的情况。毛说:“还是回北京去治好一些,我也住不了几天了,你先走一步。要治就好好彻底治。”毛又问我:“我这里谁来管呢?”我告诉他,可以由黄树则暂代。毛表示同意,然后说:“回到北京,好好治病,早点治好。记住,庐山的事不要去随便讲。一切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然后我去医务室找黄树则。我告诉他,毛已同意暂时由他代替我。黄表示很为难,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将这一时期毛的身体情况告诉了黄,又将有关毛的健康记录也交给了他。黄说,他打电话给史书翰和北京医院院计苏华。明天他们会去机场接我。

我回到住处后,打电话给罗瑞卿,向他报告了毛说的一些话。罗说:“我告诉汪东兴明天送你,你回北京后,要注意保密。生了病要好好治。在政治问题上可大意不得,千万谨慎小心。”在电话上,我向他告辞。

我又到杨尚昆的住地。杨见到我后说:“听说一组的小庐山会议也开得紧张,你累病了吧?”杨又说:“一组啊,就是个大染缸,谁去了也都要染上点什么。庐山的事你都知道了,到了北京,你去看看小平同志,他已经出院住在家里了。”我心想罗瑞卿吩咐得很清楚,我是任何人都不能去看,就连邓小平也不行。反右倾运动正要开始,不能自找麻烦,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被牵扯到。住进北京医院,哪里也不去,是最安全的了。

北京医院在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由德国人兴建。院内有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和设备。当时的北京医院不是平民医院,它是专供高级干部以及郭沫若这类民主人士医疗的特权医院。领导人常在北京医院疗他们的创伤,北京医院也成了躲避政治风暴的避风港。我正想藉此机会待在医院,并离开一组。我想找别的工作。

第二天一清早,江西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方志纯和汪东兴来了,给我一大筐水果放到车上。又交给我十斤有名的庐山特产云雾茶和十瓶四特酒。我说我的十二指肠溃疡病不能喝酒喝茶。方志纯说,可以带去送人,这都是江西特产。

车子一路婉转盘旋而下。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总算脱离开这一天到晚紧张得要死的地方了。我对中国和共产党的梦想随此会议破灭,毛在我心中的完美形象正在解体,我现在只想救我自己。心境放松后,胃痛减轻了不少。我在庐山时常辗转难眠,但飞机一起飞,我便安然坠入沉沉梦乡。等我睡醒时,飞机已降落到西郊机场,我是这班飞机上唯一的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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