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最后的结果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而且得到了西方列强几乎一致的加持。这个结果，中国近邻日本并不高兴。当时的日本公使日置益曾经对曹汝霖表示过不满，说孙中山做这个总统，也比袁世凯更合理些，因为孙中山原本就是革命党，而袁世凯则是清朝的臣子。
日本人当然不是真的在意大清的君臣纲常，他们对袁世凯有芥蒂，一是有当年在朝鲜时结的疙瘩，二呢，则是因为袁世凯的确比孙中山有本事，也有实力。而且此时的中国，又选择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先进的共和体制，东方人对制度的崇拜，多少都是有的，如果中国在袁世凯手上强大起来，那么，显然不是日本所乐见的。
其实，当时的日本，已经是世界一流强国了，而中国充其量还是个病夫，两国的差距，大到不可以以道里计。两个挨得这么近，而且还打过一场大仗的国家，尽管在甲午之后，关系有所改善，但是，怎么说，还是有些别扭。清廷推行新政的时候，日本乐意帮忙，也帮了不少的忙，但是，新政半道中止，新政府重打鼓另开张，日本疑窦重重。这让袁世凯本人和他的政府，都感到不自在。毕竟，在列强之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还是日本。袁世凯当然没有这个本钱，跟日本闹翻。正相反，他急需的，恰是改善两国关系。
正在这个时候，冷不丁就出了一件“外交事件”。1913年的元旦，日本大正天皇学西方人的样子，用英文对世界各国发出新年贺电。可是，给其他国家的贺电，都见诸报章了，唯独袁世凯没收到。
这一下，可把老袁吓到了，给谁都有贺电唯独不给中国，这个日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袁世凯知道自己在日本人心目中印象不佳，多少有点鬼胎，一时间，六神无主。大总统慌了，国务院和外交部都慌了，又不便去电东京问一下，所以，袁政府上上下下，都惴惴的。这个时候，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顾维钧，正在外交部担任秘书和参赞，他觉得这事不合情理和外交惯例，应该不会是日本人有意要给中国难堪，既然国务院和外交部都没有收到电报，兴许人家直接发给大总统了，也未可知。于是，顾维钧带着试一试的想法，去总统府查档，结果一查还真有，但是，当时的大总统英文秘书在电文上批了几个字，说此电没有地址，姓名不详，免复。原来，这位英文秘书，不知道当时日本天皇的英文译称，闹了笑话。
袁世凯松了口气，马上下令回电，国内报纸，知道消息之后，也马上登载天皇的贺电，总算笑话没闹大。不久，总统原秘书被开缺，顾维钧兼任大总统英文秘书。袁世凯也知趣，马上动手改善中日关系，把原已经做了大律师的亲日派官僚曹汝霖拉回政府，担任外交部次长，同时，几个留日学生，也进政府做了官。从日本聘来的政府顾问有贺长雄，也有职有权，经常被袁世凯垂问。
尽管如此，中日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日本人先是趁一战爆发之际，强占了青岛，逼得袁世凯在日德交战的时候，宣布中立。然后就是提出二十一条，里面明明有七条最关键的是建议性条款，中国政府可以不签的，但日本公使在提出来的时候，却不说明。故意让外界认为，最终袁世凯签的，就是彻底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引发了袁世凯的合法性危机。就这样一步步把袁世凯逼到复辟帝制的道路上去，日本却暗中支持梁启超和蔡锷讨袁，就这样，把倒霉的袁世凯逼到了死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