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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芳之死

孙传芳和吴佩孚与冯玉祥一样,都是北洋系第二代的佼佼者。要论出身,三者都是贫寒小户,但三者之中,冯玉祥就是从大兵混出来的,吴佩孚混了一个北洋测绘学堂的文凭,只有孙传芳最有出息,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也可以说,北洋第二代,最有现代军人范儿的,是孙传芳。其实,北洋第二代的这几位,都比较能打仗。三位有一个共性,都挺会练兵。在军阀混战,战争烈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固然机遇不可缺,但个人的努力,也相当重要。孙传芳跟吴佩孚和冯玉祥不一样,长期没有独当一面,但在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麾下,也是最能打的一位战将,1921年湖南军头赵恒惕发动援鄂战争,要不是孙传芳,王占元早就完蛋了。王占元倒了之后,孙传芳出来单干,虽然环境恶劣,还是自己打出来一块天地,占据了浙江这块富得流油的地盘。然后,趁奉军南下,江苏军阀齐燮元不支,他挥军北上,赶走了奉军,成为东南王。

然而,在与奉军交战过程中,他惹了一点在当时看来是不大的麻烦,杀了一个俘虏,奉军张宗昌麾下的一位刚上任的军长施从滨。这个麻烦,为后来的他的死,埋下了伏笔。

施从滨是北洋老人,标准的第一代北洋人。清朝灭亡的时候,孙传芳不过是个刚回国的留学生,而施从滨已经是北洋军的标统(团长),挂总兵衔了。但是,进入民国之后,施从滨一直在原地踏步,长期担任镇守使,做一个小旅长,待在山东过小日子。期间换了好几任的山东督军,他都原地不动,做他的旅长。到了1925年,奉军张宗昌部南下,狗肉将军做了山东督办,他这才突然发迹,一跃成为军长。那时候,张宗昌扩军都扩疯了,北方大大小小的土匪流氓,都觉得张宗昌最合他们的胃口,纷纷来投。弄得张宗昌的部队,今天多一个旅,明天多一个师,光军的编制,就十几个。所以,施从滨从旅长跃升军长,也不算很特别。

做了军长,穿上陆军上将军服的施从滨,对张宗昌很是感激。所以,当浙奉开战之际,他做前敌的先锋。身上还多了一个头衔,安徽善后督办。也就是说,如果打赢了,他就可以有一省的地盘了。但是,此时的施从滨,其实是一个空架子。当年这样的小旅长,除了刮地皮,就是吃空饷,所以,麾下号称一个军,其实不足两个旅,而且都是久不打仗的老爷兵,能扛动枪,就已经不错了。

而且,张宗昌打仗,自己本没有什么本事,全靠他在东北是搜罗的一万多白俄大兵。那时候中国士兵被洋人打怕了,看见乌泱泱的白人大兵就哆嗦,所以,一般来说,一个冲锋下来,就解决问题。但是,孙传芳的嫡系部队,是他亲手练出来的,久经阵仗,靠白俄兵吓唬,根本不顶事。而骄横的白俄兵,老是那么顺利,未免轻敌,于是,碰上硬茬子,居然被打败了。

白俄兵一败,施从滨的老爷兵当然就只剩两条腿了,稀里哗啦就往北撤,跑得比坐在铁甲列车里的施从滨还快。铁路桥上挤满了士兵,后面的追兵眼看就到,没办法,施从滨只好下令从士兵身上碾过去。即便如此,还是没跑掉,被孙传芳抓了个活的。

不知是为了杀一儆百,还是那天多喝了点酒。孙传芳那天见到白发苍苍身穿上将军服的施从滨,二话没说,就下令将其拉出去枪毙了。后来传说,施从滨不仅被砍了头,而且那颗白头还被展示了三天。当然,据当事人回忆,并没有这样的事儿。

但是不管怎么说,杀俘虏还是不应该,更何况,杀的是一个陆军上将。按北洋系的老规矩,漫说不能杀,而且还要好好款待,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把人放回去。但是,讲规矩的,是第一代,孙传芳是第二代,任何一个系统,到了第二代每每混不吝,杀了,也就杀了。杀了施从滨,双方也就罢兵不打了。

然而,风云变幻,孙传芳没有得意多长时间,就败于北伐军,十几万大军,灰飞烟灭,在1928年兵败下野,先隐居于大连,然后又来到天津租界。这里,聚集了众多北洋旧将,不担心寂寞。跟段祺瑞一样,下野后的孙传芳,专心礼佛,跟另一位北洋旧将靳云鹏一起,将一座禅林清修院,改造成为一所居士林,在里面做居士了。

然而,就在孙传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时,施从滨的女儿,一个小脚女人施剑翘来了,不知怎么就摸到了居士林,来到正在打禅的孙传芳后面,用枪抵在孙传芳的后脑勺上,一枪就把个当年威震东南的大军头打死了。在法庭上,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声名,经媒体报道,如雷贯耳。一时间,大孝女的事迹,传遍了中国。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施剑翘就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赦了。

当然,此案有很多疑点,第一,施家并非没有男儿,施剑翘的堂兄,正做着带兵官。而施剑翘的丈夫,也是带兵官。这些男人都不去报仇,非得让一个小脚女人动手,这本身就有点蹊跷。第二,当年失意的军头,尽管失意了,但身边总会有些人护卫,这些护卫就算都是饭桶,也不至于让一个弱女子轻易得手。而当时,居然鬼使神差,护卫和跟班都消失了。第三,后来传说,施剑翘为了行刺,苦练枪法,而最后行动,其实是拿枪抵在人家的后脑勺上,有没有枪法都一样。而身经百战的孙传芳,居然被人摸到身边,毫无觉察,像被催眠了一样。

正因为有这样多的疑点,所以有人说,这场行刺,原本就是一次国民党特务的行动。跟此前刺杀张敬尧,后来刺杀唐绍仪一样,是一种防范性的“除奸”之举。在孙传芳遇刺的1935年,日本鲸吞华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日本的大阴谋家土肥原贤二,已经多次跟孙传芳接触。不用说,像孙传芳这样一等一的大军阀,旧部多,袍泽多,理所当然,是日本人争取的对象。当然,孙传芳能否答应日本人出来做汉奸,是一回事,而国民党方面是否有这个怀疑,则是另一回事。孙传芳留学日本的经历,下野初期在日据的大连的活动,无疑都加重了国民党方面的疑心。

当年好几个风云人物,徐树铮、张宗昌都是被人借替父报仇的名义刺杀的,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每次行刺,背后实际上都有人主使甚至代为操办。所谓的孝子,不过是用来顶杠的大帽子。无一例外,凡是这样的行刺,最后孝子都免于刑责。中国虽然早就是民国了,民国的法律,根本否认血亲复仇的正当性。但是,替父报仇这样的事儿,还是大得人心的。尤其是,施剑翘以一个小脚的弱女子办了这件替父报仇的事儿,轰动就更大。被刺之人,又是一个该死的北洋军阀,他的死,使得他当年的恶行——杀俘虏,再一次被披露。所以,在道德的大旗之下,所有的事儿都变了形。热心的人们,将此事编了剧来歌唱孝女,鞭笞军阀。而国民党的担忧,国民党很有可能存在的阴谋,就在这孝女的颂歌声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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