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易帜大抵是1949年底的事。虽然敏感的人察觉到山雨欲来，但普通平民依旧盼望着乱世结束。多数人总不免认为，从前的政府并非善物，也许新政会带来好运。
在这新旧交替的一年里，祖父或许有过一丝忐忑，当保长的大伯则肯定惴惴不安。他已不知可以向谁辞职，只好自己息影在家，躬耕田亩。他们本身并无罪恶感，因为向未为恶，甚至还幻想自家还有子弟正在服务新政，应该不会贾祸吧。
1951年恩施各县开始全面土改，许多工作组派往四方，石板村这样的穷乡僻野只派去了一个人。这位干部姓宋，来自北方的老苏区，熟稔一整套斗地主的诀窍。那时全村不过几十户，贫富强弱几乎可以一眼观尽。首先找出最穷的几个光棍汉，成立农民代表会。晓之以理，许之以利，这样方可使这些人不怕得罪乡亲。然后组织村民开会，评选各家成分。这地儿实在太穷了，几乎都是自耕农，连雇农都没有，只好把我祖父收养的那个族房孤儿划为雇农——这样我祖父就自然是地主了。大伯这会儿就是伪保长了，算国民党残渣余孽。
祖父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他已经活过了一个花甲又几年。虽然身历数朝，看惯朝花夕逝荣辱寿夭，但他多少还是相信无论怎样虎去狼来，一般不会伤及他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农。至于身外之物嘛，拿去就拿去，楚人失斧，楚人得之，反正同村的也多是本家同族的子孙。他哪里知道最高指令是消灭地主——这就不仅是财产和阶级了，当然还包含生命。因为这么大一批被夺走财产的士绅的存在，就可能是新政的隐患。
这里的土家先民原是渔猎为主的民族，因为生活在蛮荒之地，与兽同处，家家户户都备有几件火器。这种习俗被许多人误解为这儿的人尚武斗狠，其实不过是在危险世界中的自卫。
工作组对民间的火铳还是心存畏惧的，这种古老的散弹枪虽难致命，但毁容是足够的。对少数民族的脾气尚不摸底，因此先缴枪是必须的措施。祖父家肯定是首选对象，仅有的火枪和弓弩都一律抄去，但宋干部依旧没有安全感。他已经听说过贺龙攻打郑永阶的故事，他坚信永阶伯的枪支还私藏了许多在我祖父家。他先抓走祖父收养的那个孤儿逼供，一个十几岁的乡下孩子，很快屈招说见过家里有几十支快枪。于是，祖父被绑到农会吊打。对于这完全虚构的武器，祖父实在无从交代，那只有承受私刑的不断升级。
这是1951年的4月，初春的高山还笼罩在阴冷里。几十户人家的石板村，连续几天倾听着一个六十多岁老人的惨叫，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古老山村的宁静。但凡了解一点中国酷刑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想象，其中蕴涵着怎样的生不如死。
刑堂就设在一位郑姓人的家里。这天夜里，打累了的干部民兵歇去了，将祖父捆绑在床上。他已经几天没有吃喝了，他在深夜无力地哀求那个族裔给他一点稀食。那位族裔悄悄的起来给他炒了一碗包谷面，端来一瓢冷水，然后松绑让他进食，并说等天快亮时再来帮他重新捆上。祖父知道他已经等不到天亮了，他只需要一点粮食来给他自杀的力量，他最后的饱餐在黑暗中退席。他把捆绑他的麻绳抛上屋梁，挽一个结像打条领带，将自己苍老的头颅套了进去。等到他的踢蹬声惊来房东时，他已经从他的故乡含冤远去了。
自杀这一古老的维护尊严的死法，在“新中国”向来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罪过，唤作畏罪和抵抗。他的尸体被拖到他捐建的义学的场坝里示众，而且还脱走了他身上的每一件衣服。这种羞辱死亡和尸体的作法，是在恐吓每一个族亲和乡人。祖父的暴尸仪式维持了几天，宋干部自己也觉得无聊时，决定命令永阶伯的儿媳将我祖父扔到村边的天坑中去。
天坑，是南方石灰岩形成的一种特殊地貌。它是大地上突然陷落的一个深坑，仿佛被陨石砸出的一口莫测高深的井。在祖父被弃置于此时，对我大伯和二伯的迫害又接着开始。灾难就像那高原上的漏斗一样，似乎永难填满。
大伯的罪名很容易构成——伪保长。二伯则基本就是个普通平民，他的罪恶仅仅是从他的父亲手上，分得二十亩山地。而这些地，还有不少是他们自己开荒开出来的生地。新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谕旨是允许过火行为，而当时的权力已经下放到执行者之手。也就是说，一个工作组长就可以决定人的生死。那时，还没有国法，当然也不存在法庭。于是，两个伯父同时被抓。他们还年轻，他们没听说过这种世道，因此还想讲理，对理的最有效回答当然只能是暴力。他们被押解到巴东县城，然后，大伯神秘的死亡，被扔进了长江，尸骨无存。二伯被判刑送往著名的沙洋农场，29年后终于释放回家时，他已经老得记不清他究竟是什么罪名了。
故事还没有结束。大伯母和二伯母在突然遭受这一连串打击后，失去了继续生活的勇气。在没有了男人的农家里，她们深知接踵而来的将是怎样的侮辱和加害。那时她们各有四个儿女，最大的也才15岁，绝望已经使得她们无力面对这一群弱雏。妯娌俩就在两个伯父押走的那个深夜，选择了最悲怆的死。她们用同一根绳索，在同一个房梁上，投缳自尽——也许她们还想用这样的惨烈，来让那些迫害者发现天良，以求放过她们的孩子。
二伯的大女儿那时15 岁，带着七个弟妹。一夜之间，家里失去了所有的长辈，我已无法想象她们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当我今年回去找到她问询时，她只是哭泣，无边无际的哭啊，老泪纵横……
对我家所谓武器的追查仍然没有结束。他们又把我这稍微年长的堂姐抓去，让她带着民兵去建始县官店我们的小姑妈家继续查抄。今年80多岁的小姑妈是如今唯一活着的我们的长辈。我这次也回家找到了她，她告诉我，幸好那时她嫁的是一个农民。当她见到衣衫褴褛的侄女被几个持枪的男人带到她家时，她才从孩子的哭述中知道娘家的惨祸。她愤怒地斥责那些人，并找来她们村的工作组证明她家没有藏枪，她说谁揭发我家有枪，那就是他把那些枪私藏了。她没有能力救这些侄儿侄女，她也家徒四壁了，只好让孩子背了一袋包谷回去。
在以后的苦难岁月中，我的这八位堂兄堂姐，饿死了两个，存活了六个。其中四个堂姐只好早早嫁人，像童养媳一样赖以活命。两个堂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在历次的运动中继续承担无尽的惩罚和歧视。没有人敢嫁给他们，小姑妈只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大堂兄。由于老表开亲，他们没有生育。二堂兄在他中年以后，娶了一个节育后的寡妇，无后。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四期，2010-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