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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1948年1月,中国上海。一群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正在校内投票站进行投票。

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1948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9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

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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