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以后，1966年秋冬之际，造反派组织遍地开花，中国全面进入了全民“造反”的时代。在淮南市，一些退伍军人成立了所谓的“红卫军”，由伤残军人张家祥充“总司令”。据说张家祥打过仗，因伤残退伍，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退伍后连一份工作都没有，在淮南市东部做私人鞋匠，给人补鞋子。
“红卫军”起于淮南，一两个月间迅速扩展到全省，接着扩展到全国，成为全国退伍军人专一、统一的造反组织，起名叫“23省红卫军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张家祥身份卑微，不足服众，把年逾花甲的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于得水拉了进来。于得水是个“老革命”，1931年参加农民协会，1935年参加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胶东农民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军分区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个典型的《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式的人物。
“红卫军”与其他的造反组织一样，无非就是宣告“誓死保卫毛主席”、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贴贴大字报，斗斗“走资派”而已，并没有出格之举。然而，1967年初，，由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突然宣布“红卫军”为“反动组织”，张家祥、于得水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年逾花甲且身有严重伤残的于得水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批斗”，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8次提审和逼供。强迫他承认自己有“篡党篡政”的图谋，强迫他招认要“建立大别山反革命根据地”的所谓罪行。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在宣传“红卫军”是反动组织，全国各地都在抓捕、批斗“红卫军”成员。
1967年2月26日，于得水死于狱中。整死于得水的人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们向死者家属封锁消息，向社会封锁消息，把于得水埋葬在合肥小蜀山劳改犯墓地。在社会上，一些造反派组织不知其人已死，继续用大字报攻击、诬蔑、谩骂于得水，继续叫嚣要抓于得水游街示众、开批斗会。后来得到了消息，10月27日上午，100多名“造反派”跑到于得水的坟墓上，蹦跳叫骂，随后用石头砸烂墓护，撬开棺木，浇上汽油，点火焚尸。
江青所发出的“文攻武卫、针锋相对”号召，使中国的乱局陡然升级，1967年春夏之际，各地进入全面武斗时期，整个淮南市硝烟四起。张家祥乘乱脱身，重新拉起造反组织，并与祁胖子等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祁胖子也是退伍军人。退伍后在谢家集区与一些战友筹办了“光荣饭店”，他自己当经理，生意做的很好。当是时，人人参加“组织”，人人革命造反，年轻气盛的祁胖子不可能站在局外。
张家祥的组织成了专业武斗队伍，多次寻找对立的一派开战，在淮南市极有名气。小伙子打赌，往往会说，“谁要是不凭良心，叫他出门碰上张家祥！”后来，张家祥失去控制，疯狂甚于土匪，火烧高皇寺，杀害无辜农民，震惊整个淮南地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67年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造反派必须实现“大联合”的通告，接着又命令武斗组织缴枪。不肯自动缴械的，由当地“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强制执行。祁胖子没有把问题看的有多么严重。有一天他站在光荣饭店门口，抱着冲锋枪往天上开火，打光一梭子再换一梭子，直到把所有子弹全部打光，然后把空枪王肩上一撂，对着看热闹的人们说：“俺们听毛主席的话，缴枪去了——走喽，缴枪不杀喽！”
张家祥已届中年，可谓老奸巨猾，他自知罪孽深重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不肯缴枪。不肯缴枪就来硬的，由解放军、武装民兵组织抓捕队前去抓他。张家祥的队伍都是当地的工人、市民，乌合之众，一看形势不妙，大家都走散了或是投降了。晾得张家祥孑然一身，束手就擒。
很快传出祁胖子也在逮捕之列的消息。初冬的一天晚上，他跑到了我的邻居宋某的家里，他们以前是酒肉朋友。祁胖子早年就认识我，把我找过去给了两块钱，叫我帮他买酒。喝酒的时候，祁胖子哭了，哭的很伤心。他说他也杀了人，身上背了人命债，这回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可逃的地方，非挨枪毙不可了。他说，他一个堂堂的退伍军人，堂堂的饭店经理，吃香的喝辣的，哪个地方不快活？×他妈的“文化大革命”，硬是被这个运动给害了。可惜老婆那么年轻，孩子那么小……
宋某的老婆是个“积极分子”，不露声色出去报了案，“临时公检法”的人赶过来，把醉的不省人事的祁胖子捆起来逮走了。
1968年的“劳动节”前夕，淮南市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坏头头”，其中就有张家祥和祁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