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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与西南联大

钱钟书杨绛夫妇

最近有些文章说到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情况,不是很确切。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很能见出他的个性的。我在收集西南联大的资料时,见过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钱钟书1937年从牛津毕业后,又去法国巴黎大学做研究,本想攻读博士学位,但后来放弃了。1938年,他将要回国时,许多地方想聘他,最后,还是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占了上风。当时竭力促成钱钟书回清华任教的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黄延复在《钱钟书在清华》一文中抄出当时冯友兰给梅贻琦的一封信,信中说:“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9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朗193页)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也记载了此事:“致函梅贻琦,说明已商妥请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当时请钱钟书来西南联大教书的除了冯友兰之外,还有钱钟书过去的老师吴宓。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不很愉快的,他后来在小说《围城》中描写的人物、事件以及他的评价,与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曾问过当年在联大读书的几个人,他们说,联大的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只呆了半年就离开了。1939年暑假,他去上海探亲,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园立师范学院任教,想让钱钟书也往蓝田师范,一面任教,一面照顾自己。当时蓝田师范院院长廖茂如还亲往沪上劝驾,这才有钱钟书舍联大而取蓝田师院的选择。

关于钱钟书为什么离开西南联大,现在有许多说法。其中有代表性说法是钱钟书在联大骂遍了人,呆不下去了。如他曾说过:“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爱默:《钱钟书传稿》)这些都是传闻,姑妄听之。但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他的苦衷。钱钟书离开联大,属不辞而别,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梅贻琦爱才心切、并未计较,仍驰电挽留,这位钱钟书十分惭愧。他曾为此给梅贻琦写信道歉,说自己“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给梅贻琦写信时,钱钟书还给当时联大的秘书长沈履一信(钱与沈是襟亲),信中说到自己不辞而别时有这样的话:“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中隐情不堪为外人道。”(《清华校友通讯》第18期)

可见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确实有人事方面的原因。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倍》中抄了吴宓当年的日记。说:“父亲与寅恪伯父都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1939年秋,钱辞职别就,父亲读了李赋宁君所记钱钟书的Contemporary Novel Renaissance Literature等讲义甚为佩服,而更加惋惜君之改就师范学院之教职。1940年春,父亲因清华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不聘钱钟书,愤愤不平,斥为‘皆妄妇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为慨然,‘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又怨公超、福田先生进言于梅校长,对钱等不满。”据吴宓日记记载,他曾和陈寅恪说到此事,陈的意见是“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1940年11月4日,陈福田请吴宓吃饭,席间吴宓提议请钱钟书回联大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复返回”。如果说钱钟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话确有其事,那他真正得罪了的恐怕是叶公超和陈福田。吴宓也是挨骂的,但吴没把钱的话当回事,仍力主他回联大教书。

钱钟书在联大教书不到30岁,正是年盛的时候,钱先生才华过人,又生性刻薄,难免出语伤人,在西南联大呆不下去也是极自然的,好在当时的教授是自由流动的,此处不留自有留处,并没能压制了钱先生的才华和个性,后来钱先生的刻薄大概是收敛了,不然他怎么平安生活下来呢?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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