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新闻媒体人田玉振的两个二十年

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现场，忙碌的记者正在写稿。

翻到《东平农场专政对象登记表》中历史反革命分子田玉振的专政登记表时，有一行字特别醒目：1939年陈果夫介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能被国民党最高层的党务工作者介绍入党，说明田玉振要么有些背景，要么有些本事。于是，就仔细参看了他登记表中的每一项，特别是他的简历：

1925年1月至1936年9月在山西读书；
1937年至1941年4月，伪中央通讯社；
1941年7月至1941年12月，香港国民日报；
1942年5月至1943年6月，重庆伪中央图书杂志社；
1943年7月至1945年12月，上海法学院教授；
1945年1月至1946年6月，汉日联征信（？）新闻社；（笔者注：这个单位的名称实在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单位）
1946年12月至1948年8月，英国伦敦侨声印刷公司；
1949年1月至1952年5月，香港星岛日报、国际电讯翻译；
1952年12月至1953年，广州周末报编辑；
1953年至1957年，在广州教书。

以上简历没有什么特殊，从抗日战争开始后，田玉振除了短暂的教书外基本上都是活跃于新闻媒体界，可以说是个完全的媒体人。而他任教的上海法学院在抗日期间也开了新闻媒体专业，他所教的也完全有可能是新闻媒体的内容，另外再要说明一点的是，抗日时期的上海法学院并不在上海，在四川万县有上海法学院的分校，田玉振应该是在这里授课的。

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人，田玉振的成就还是比较大的，笔者查询到他在抗日战争中曾经写过三部书，一部是《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一部是《新闻学教程》，一部是《新闻学新论》，特别是第三部，成为抗日时期的一部有影响的新闻理论著作，后人编写“中国新闻事业编年纪事”时，也列出了此书。在不少写这抗日战争时期新闻战线内容的论文中，基本上都提到以上的这本书。

这么一个有成就的媒体人怎么就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呢？单从简历上来看，他似乎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就是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工作过。在专政对象等级表中的“主要问题”一栏上说到他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原因：

【1937年至43年先后在重庆伪中央通讯社任编辑、伪中央文化委员会专门委员、伪中央图书审委会专员。46年至48年在英国伦敦侨声印刷公司编辑，49年至52年在香港“星岛日报”、“世界年鉴”当翻译、编辑等职务。39年曾参加反动国民党、三青团及伪中央调查统计局通讯员。】

如此看来，他的问题是相当的严重，是中统特务（中央调查统计局），又曾经在重庆时期在多个文化专制部门工作过，还负责图书审查等，在这么多要害部门工作过，说陈果夫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应该完全有可能。

可以看出，作为媒体人，在国共斗争中，田玉振倾向于国民党。这一点，中共老一代新闻媒体人冯英子在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有提及，在范长江领导成立的“青年记者学会”迁到重庆后，国共两党为争夺对协会的领导权，国民党方面就曾派田玉振到协会去：

【重庆分会原来是委托彭集新设法筹备的，他也是我们的房东。但我到重庆之后，彭已不在报社工作，失业在家，分会也就筹备不起来。这时经常来“青记”的人，除了新华日报的郭于鸣、全民社的方殷等人外，就是中央日报的漆敬冯、商务日报的张公牧、西南日报的韦夙今、时事新报的冯若斯（女）、中央社的田玉振，还有一位当时在银行中工作的业余木刻家绑中铁。（摘自1981年4月《新闻研究资料》中的《重庆的斗争》一文）】

对“青年记者学会”的争夺，田玉振是出了力，但领导权还是没有争过来。这是笔者能够查询到的田玉振直接与所谓的“进步”力量对抗的唯一资料，这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后，田玉振似乎离开了政治争斗，远去了英国，后又回到香港，还是做他的新闻媒体工作。

但山不转水转，在香港，他又与冯英子相逢了。当时，冯英子奉命在香港创办了《周末报》，而田玉振在《星岛日报》工作，这两个在重庆争锋相对的人，此时都在香港，他们是否有过直接的接触，笔者不知道，但1952年3月，《周末报》从香港迁到广州，田玉振成为了《周末报》的编辑，成为他原来对手的手下。

不知道田玉振为什么要从香港回到广州加入《周末报》编辑部，是否受冯英子的影响？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从以后的他个人的经历来看，这个选择绝对是错误的，1953年3月，广州的《周末报》停刊，田玉振又去做了一名老师，这次不是当大学教授，而是去一所中学（注：东平农场1964年五类分子分类表上登记的“原单位”一项为“广州三十中学”）当教师，根据简历上所说，这份工作一直到1957年。虽然并没有说1957年为什么会停止了教书，但笔者猜想与当时的反右运动有关，1958年他被列入社会改造，应该自这一年开始就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了。

一个卓有成就的新闻媒体人，就这样成为了阶级敌人。在农场劳动期间，拿笔杆子的他拿起了锄头，他所受到的苦我们不知道，但一波一般的政治运动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在笔者所看到的一份《东平农场红路大队对敌斗争的工作总结》（1966年5月1日）中，在“做好四类分子的家属工作，促进敌人分化瓦解”这一章节中提到：如历史特务田玉振在他的大女儿（中山医学院四年级学生）和爱人的规劝下，进一步补充交代了历史上的罪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关系。

政治运动中的这种五类分子的心理压力，现在人无从体会，即使自己如此“捏造”罪行，但专政机构还是不能放过他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遣返回乡（在这张专政登记表的右下角有红笔标注“71年送回乡”），他的家乡在山西交城。

文革后，田玉振应该得到了解放，重新回到广州，开始发挥余热。广东省文史馆的特邀馆员中有田玉振，笔者猜想这个田玉振应该就是本文中所提到的田玉振，更为可喜的是在2014年公布的文史馆的名单中还有田玉振老先生，算起来2014年他应该有97岁了。（1966年填写的专政人员登记表时是49岁，他应该生于1917年。）

田玉振先生的一生中有两个二十年值得关注，从1937年到1957年，这个二十年是他成长的阶段，也达到了事业的最顶峰，他用他的新闻知识和理论为抗日战争的报道，特别是对战时的报道，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这二十年，他成为了专政的对象，他的才华可惜只能用在写汇报、检查材料上面了。

老人如果健在，今年正好是百岁，但愿老人身体健康。走过百年的岁月，笔者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位走过百年岁月的老人眼中，真正的新闻媒体人该如何报道才能符合新闻报道的特性，现今的新闻媒体报道与他做媒体人时的新闻媒体报道有什么差别？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呢？我想，他最有资格解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