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告诉我，我去进修期间所发生的事。
毛仍为“八大”所做成的各项决议——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反冒进”、毛思想不再是中国的指导纲领等——大为震怒。就在我开始去进修班进修，也就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时，毛在会上宣布，一九五七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林克说，一九五六年冬天起，毛在家精神抑郁，整天躺在床上，除大小便外，不起床，甚至吃饭都在床上。毛虽形体衰弱，精神忧抑，他也是在利用这个时机思考下一步的政治行动。
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便是他策略的一部分。毛以国家主席的身分，召开了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高级干部、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几位领导都参加了。毛在此会上严厉批评了党官僚体系，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毛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已经成功。虽然还是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但数量太少，构不成威胁。人民内部的矛盾已不再是尖锐敌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鉴于“匈牙利事件”的大规模流血事件，内部矛盾问题要用整风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共产党曾有过内部整风运动。毛曾在一九四二年于延安展开整风运动（目的在审查干部、清除王明势力）。但这次的整风和延安整风不同之处在，这一次的整风运动不再只是党内部的事情。这时毛对党内高级干部歧见已深，认为共产党整风，自己整，整不好。因此号召民主党派人士来批评共产党。这是毛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策略。中国共产党向来是个体系严密，力量强大的排他性组织，非共产党人士一向不允许向其建言。敢这样做的人都被打成“反革命”。全中国的善良百姓都深深明白这个道理。
再来，身为知识分子的毛，对知识分子却存有很大的疑虑。毛在公开言语上，虽然提倡“联合、利用”知识分子，骨子里实在并不信任他们。解放后，中共立即展开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文坛上举行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指导他们与党站在同一线上。不愿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便会遭到严厉的攻讦。
作家胡风在文艺界的整风中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胡风（一九三零年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一向耿直敢言，曾公开批评毛的独裁，并对文化部提过不少建言。但他最大胆的言论是在与好友的谈话和私人通信中发言。胡的一些朋友将信交到了党手里。一九五五年，胡风因做为“胡风反党集团”的首领而锒铛入狱。自此后，知识分子记取胡风的教训，连在好友间多不说真心话。
因此毛这次鼓励学术辩论，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个赌博游戏。毛认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数量稀少，而象胡风这样的异议分子早就噤若寒蝉，其他的知识分子无非是跟着毛的指挥棒，向毛自己认为最需要改造的党内人士（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和政策进攻。毛自信在这场赌局中，他稳操胜券。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说，国家建设中，出现了马鞍形下降，是共产党领导的错误，也就是毛自己的错误。张治中在会中第一个为毛辩护。张治中原是国民党将领，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时的主要谈判代表。一九四九年，张在周恩来劝说下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座上客。张说：“我常将主席与蒋介石比较，蒋介石是‘天下有罪，朕躬无罪’，毛主席是‘天下无罪，罪在朕躬’。这就是区别。共产党有了错，自己承认，毛主席又承担了错误的责任，这最使人佩服的了。”
虽然毛大力号召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仍一再沉默。
于是毛从床上爬起，又站到讲台上。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到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仍是由高级共党领导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毛又重复了二月讲话的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全国报纸转载了毛的讲话，地方工作单位的领导也大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刚开始的批评非常温和而且微不足道。四月底，在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展开了热烈的鸣放运动。
也就是在此时，于五月上旬，我回到了毛的身侧。
一天一天的过去，人们给党提的意见越行尖锐，指出的“错误”越来越多。最后甚至涉及到了国家该由什么人领导的问题。毛没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见越来越敏感，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毛本人，例如：“共产党念的这本经，因为大和尚念，小和尚才念”，“国家的领导要由各党轮流担任”，“民主党派要有自己的军队”等等，形成了一个时期毛所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势。
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他万万没有料到批评的箭头会转而指向他本人。毛的本意不是要共产党政权受到质疑。解放以来，毛对周围的人的阿谀奉承已习以为常，认为他真正的敌人早就被歼灭或囚禁起来，因此他从未察觉知识分子的不满竟如此之深。
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旬，大鸣大放达到高潮，这是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们都是高级民主人士）的鸣放会上，一位姓卢的参事发言中反驳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卢的发言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邓拓，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胡乔木（我的朋友之一）主管《人民日报》。
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忧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
五月十五日，我回一组后没几天，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并在党内高级干部间秘密传阅。整风运动的本质必须立刻改变。毛准备给那些发表猖狂言论的右派分子大大反击。数天后，地方领导和各级编辑都知悉了毛的反击计划，各报继续刊登了批评党的“反动言论”和攻击“右派”的支持共产党文章。
毛这阵子告诉我，他的意思是要“引蛇出洞”，也就是“让毒草滋长出来，然后一一锄之，做为肥料”。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但党内领导人皆知，反击运动即将展开。
毛对我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毛认为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和秋天的“匈牙利事件”形成全球性的反共风潮。中国许多共产党干部和人民都受到影响。毛认为他们是思想糊涂。
毛将胡乔木叫来，臭骂一顿，并说：“没有能力办报，就应该辞职，给能办报的人让路嘛。”让胡住到人民日报去，从报纸上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并要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替换了原社长邓拓。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写的《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显示鸣放运动的政策就要有大幅度的转变。文中说：“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毛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在二月二十七日扩大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中所发表的讲话，正式刊登在《人民日报》。许多民主人士看了正式出版的毛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大吃一惊，说内容上同一九五六年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完全不同了。
毛在原本的开明讲话中提倡大鸣大放，知无不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六月十九日这篇修正的文章中，却提到了原本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毛还在文中立下了几点批评限制：一、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
知识分子这下觉得上了毛泽东的“当”。毛也知道弥漫在知识分子间的情绪，毛在《关于》一文正式出版后说：“有人说，你这是搞阴谋，让我们大鸣大放，现在又来整我们。我说，我是搞阳谋，我叫你帮助党整风，叫你鸣放，谁叫你反党，向党进攻夺取政权。我叫你不要这么闹，闹了不好，这是事先打招呼，是阴谋还是阳谋？我们做事都是有言在先，出了安民告示的，你们不听，硬照你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办，怎么说我搞阴谋。”听了这一番话后，我终于了解毛是心口不一。原先毛想利用知识分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的策略适得其反。
六月底，通知我准备行装，随同毛外出视察，王敬先告诉我说，这次外出时间多久，他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他不清楚。此时大鸣大放已经结束，反右派运动正要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