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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思想巨变记

文革初期指1966年6月至1968年12月,我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三年级的学生。这一时期的文革生涯,或说我对文革的态度,可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从66年6月至67年初是积极投身文革的阶段。那时的我,深信“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神的召唤,自当洒一腔热血为“反修防修”而奋斗,故在批黑帮和揪斗走资派、声援外单位和外地的学生(群众)运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

67年2月至7月是“观望”文革的阶段。我什么派也没有参加(之前也没有加入过任何红卫兵),尽管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还得参加各种活动如游行等,但实际上是把自己置身事外,只是观望事态的发展。潜心拜读过马列原著,没有收到舆论宣传的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复课闹革命我是全身心地积极投入的,尽管仅月余,却令我受用终生。

67年8月到12月是逍遥阶段。这时已不再参加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打扑克和读些杂书。坚持读书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毕业后可能搞不成专业了(即不像刚入学时想的分配到研究所了),今天学些鸡鸣狗盗之术,没准将来还能派上用场呢!

68年是第四阶段,堪称“无奈”阶段。与前阶段不同的是:逍遥阶段只感到无聊,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对文革只是厌倦;这阶段则是明显地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因而生活在阴云下,有时感到是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环境,甚至有恐怖感,对文革已是厌恶和反感。

是什么事件,令我在短短的2年半之内对文革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炮轰康生

67年1月20日下午,我跟无线电系的张渝娜去清华参加了一个串联会,主要是生物系樊立勤讲。他介绍了党校、清华等校最近出现的反康生思潮的概况,罗列了他掌握的一些康生的材料,还说了康生私生活的一些事(如爱收集古砚的癖好)。之后,他凭这些材料先后给康生贴了2张大字报,署名仅他一人。

会后,我征求张渝娜的意见。她明确表示要反康,说:文革这样搞不行,把开国功臣、老干部都打到了,中国怎么办?确实,这半年多里看到的听到的,大学校长都是黑帮,省委书记都是走资派。张渝娜说的有道理。

我小时候是个《水浒》迷,读过很多遍,当然受其“当今圣上至圣至明、蔡京高俅之流陷害忠良”观点的影响。至于把奸臣对号到康生头上来,则与之前见到他2次都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有关。

第一次是66年6月5(或6)日,我在校医院附近看大字报,听到有人喊:康老来看大字报了!我似信非信(他真要看大字报只能夜深人静时来),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看到一个瘦削的老人,双颊塌陷,脸色泛黄,一口焦黄的牙齿。他讲话有明显的山东口音,显得很激动,讲了几句就喊起口号来了。这个人与我以前见过的大官(如史梦兰)的模样、举止、说话腔调等都大不一样;尤其令我不解的是:大首长应该很有城府且表现沉稳的,这种场合何必如此亢奋还要高呼口号呢?

第二次见到他是那两晚上东操场的万人辩论会。他抽烟时把空烟盒丢在主席台上,被担任保卫的同学捡到了。我们才知道康生抽的是熊猫烟,据说60元钱(1个老工人的月薪)一包。另外,康生的一句话很刺耳,我们听了不服气。他说:“我告诉大家,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一个也没派?那北大和其它大学的工作组哪儿来的?只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的么!再说了,我们都当过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下乡之前,工作队领导反复强调:一定要跟农民群众讲,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四清)工作队!

于是,我也同意反康。那个串联会后,我在张渝娜的宿舍里编了一期“动态报”,介绍了社会上的反康思潮的情况;也加了几条别的内容以障耳目。张渝娜连夜刻蜡板、印刷并分发到附近宿舍。

那时我们想得很天真:先轰一炮看看,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轰垮了活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越轰越坚强!但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么简单。陈伯达和江青几乎是气急败坏地立即站出来表态:康生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能炮轰!我们一下傻了,从头凉到脚,知道犯了大错。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或时刻,甚至生与死也可能只是一步之隔,何况是左派与右派之间?57年反右不是“阳谋”吗?文革当然更是一场大“阳谋”了。紧急刹车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嘎然止步,我的文革生涯进入了第二阶段。

智者的点拨

67年8月回上海,拜访了一位长辈,是历史老师。一进门他就问:“你在北大是哪一派?”我答哪派都没参加。他说:“好,以后什么活动也别参加”。他又问:“还记得这十几年里挂了哪些领袖像吗?”我答后,他说:“这几年,每逢五一和国庆,报纸上头版头条都是毛、刘二位的大幅照片。尽管照片下面有文字说明,但老百姓们不一定弄得清楚什么是党主席什么是国家主席,只知道中国有两个主席。老话说‘天不可有二日,民不可有二主’,现在天有二日了啊!”

“天无二日”,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样论述文革。像是在幽深黑暗的隧道尽头看到了一丝来自出口的亮光,尽管距离出口还是那样遥远。当然,我听了他的话,回京后什么政治活动都不参加了。

这次找他主要是为了借书。他从书柜底层的最深处找出来2本书,一本是慈禧太后的传记(上、下两册),另一本是许啸天著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重点是阅读后者,最感震惊的是太平天国由盛而急剧衰败的转折即天京内讧。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借“天父”之名要天王封自己为万岁。天王密诏北王韦昌辉返回天京诛杀东王。杀掉东王和3万余东府将士后,北王持诏滥杀无辜,甚至血洗翼王石达开府,导致民怨沸腾。天王乘机诏告天下“北王伪作天王密诏”,逼迫北王自尽;接着处斩了随北王进京的燕王秦日纲。翼王心寒,被迫离京出走,随其西行者达20万之众。

当时只是把天京内讧作为历史故事来读的,绝无一丝一毫“以古鉴今”的联想。4年以后即1971年的9月下旬,我出差到咸宁地区。晚饭后出去散步,恰逢军分区的会议散会,军人列队退场。只见他们个个耷拉着脑袋,铁青着脸,垂头丧气,像丢了魂似的,完全不同于昨天那种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摸样。我一下呆了:莫非有什么惊天巨变?马上去把近期所有报纸都翻阅了一遍,发现9月10日以后“黄吴叶李邱”突然绝迹,“二月逆流”的老臣重返政治舞台。夜深人静,我偷偷地嘘出一口冷气,惊曰:林彪——当代北王?

刘玮之死

刘玮是天津人,构造地质专业的学生。65年元旦,四年级与我们二年级的构造专业的学生一起开过联欢会,所以我认识此人。68年春节后,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刘玮被新北大公社的几个积极参与武斗的人打死了!据说刘玮回家探亲时,留意到天津挖出的一个CC特务集团中好像有张炳光。为查实此事,他之后又专程去天津,证实张炳光加入了CC,在入CC时宣誓再次加入三青团。公社的人抓他去,大概就是要他交出有关材料。至于刘玮是在哪里被绑走的,关在哪里,又是被谁审讯被谁殴打致死的,就都不清楚了。

尽管刘玮被打死的细节并不清楚,但他遭暗算的原因却再清楚不过了。他是系里为数不多的“红旗飘”之一,是个铁杆反聂派。他调查的张炳光是地质地理系的“第一左派”,新北大公社五团的精神领袖。刘揭发了张炳光的历史问题后,“保张”阵营内可能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有以大义为重者,认为张真有问题的话应由我们自己调查,并与张划清界线;另部分在运动初期吹捧张炳光不够卖力的人则认为机会来了,急于立功请赏“分一杯羹”,于是大打出手。可怜刘玮尚未为国出力就惨遭横祸,魂断燕园!

这使我们有了危机感。试想:连一个已分配离校的人都可以捉起来打死,我们这些人还在校内,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岂不是更容易被他们盯上?

北大武斗

北大的两派武斗,从小打小闹升级为全面武斗的日子是68年3月29日。“329”其实不是武斗,是偷袭。凌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乘夜深人静袭击了31楼(化学系男生宿舍),先攻占一层,再冲到四层把人逐层往下赶;被驱赶者到不了一层,只能从二层跳窗逃生。天一亮,学生宿舍区便跟开了锅似的,人声鼎沸。不要说北大惊震了,连全北京都惊震了。“329”事件宣布北大进入全面武斗阶段。除了两派都把高音喇叭架到楼顶上日夜嚷嚷外,公社还在楼顶上架起了大弹弓(“子弹”是小半块砖头),明显形成了空中优势。

一看这架势,北京的及近途(如河北)的同学都躲回家去了。我们这些离家远的,感到还没有到“最后关头”必须离校,但又不愿也不敢在学校呆着。商量的结果,是每人去买一张4月份的学生月票,白天在外头玩(实际上是“混”),晚上回校去睡觉。颐和园、北海等地已去过多次,故主要跑一些边远的地方,路上也能多耗点时间。

我们不在校的日子里宿舍楼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的学生宿舍楼已经分别被两派占领,并按防卫的要求进行了必要的“改造”。37楼(以地质地理系男生为主)的北侧面临校园,怕有“流弹”破窗而入,故用桌子或床铺封死;再在墙上凿洞以解决采光和观察问题。武斗期间随时可能停电,得准备照明的蜡烛。这样,学生宿舍成了昏暗凌乱的“花”烛“洞”房。

4月26日早晨,感到校园的情况有点异样,决定先在37楼呆会儿。上午,有女生(可能还有男生陪同)来36楼(女生宿舍楼,已被井冈山占领)取被褥等物品,因一层的门窗都已封死,东西只能捆好后从二楼吊下来。快中午时,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棉袄、手持长矛的公社武斗队员在36楼前(南侧)集结,开始攻楼。先攻一层,未奏效,然后架梯子试图从二层的窗口攻进去(几个窗口同时攻)。守楼的井冈山人则拼死反抗,连暖气片都搁到窗台上了(未丢下来,不然真要出人命)。

目睹这貌似悲壮的场面,我惊呼真是历史的大倒退!800年前十字军东征的情景竟然在今天的北大出现了,只是背上的十字架成了口袋中的小红书!第二个想法则是呼天天不应的满腔悲愤:敬爱的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啊,两年前你们不是常来北大指导文革的吗?现在打成这样了,你们却连气都不吭一声,都到哪儿去了呢?

当时37楼里总共约20多人,都是反对武斗的,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家都聚集到四楼,紧张地关注着眼前的这场武斗,庆幸公社没有来攻不具任何抵御能力的37楼。不然,我们就得全都成为“战俘”,难免要惊吓一场、还受点皮肉之苦了。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只能回家以避战乱了。乘天黑以前先把认为将来可能有用的书籍词典等分批搬运到楼顶上,在靠近通风道的地方藏好,压上砖头和木板。天黑后,先穿毛衣,再把所有的单衣裤都穿在身上,最后把那个人造革的大旅行袋绑在背后(万一有长矛刺来多少能起点保护作用)。当时37楼前的围墙已扒开一个口子,砌墙的石块还未运走。“逃难”的人踩着石块,鱼贯而出,跑过马路就迅速分散了。我连奔带跑地穿过海淀,在黄庄上的公共汽车,直到了新街口靳中华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避难与遭难

为避北大武斗的“战乱”,68年4月底起在上海家里住了4个多月。这一时期,社会上的“斗批改”搞得轰轰烈烈,到处都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于是,不少家庭就“出事”了。我家尽管地处偏僻(在浦东),一度也成了北大同学的“避难所”。

第一个来避难的是邬金华,武汉人,其准岳父是上海海运学院的老师。他曾是国民党海军一艘炮舰的中尉二副,后投诚解放军,再转业到地方上任教。一“清队”,这不明摆着有个国民党反动军官么!白天总有造反派去要他交代问题,邬就不好在准岳父家里呆下去了。

第二个来避难的是杨颂孚,其父是上海天文台地磁组组长。杨的哥哥是北航的学生,还是先当的兵后上的学,说明家庭背景无大问题。那天杨突然来找我,显得心神不定。他早晨出去散步,回家路上被母亲拦住,说家里有天文台的人在“找东西”,给了他点钱要他快走。他就只能先来我家暂避。

我对他们两人说:只管放心住在这儿,我家没人来抄,就是生活苦一点。好在家里已把厨房(上海叫的“灶披间”)内原堆稻草和杂物的那块地方隔成了一个小房间,晚上3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约一周吧,杨颂孚就跟着邬金华先去武汉了。

这两位刚走,我家也遭难了。其实父亲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穷工人,怎么“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挖到他头上了呢?因为造反派头头的“逻辑”是:你在旧社会生活那么多年,不参加国民党,怎么可能呢!要不你怎么过来的?于是,就要他交代参加国民党的问题。

既然属“清队”对象,当然有惩教措施。一是调离原码头去上“荡班”。“荡”即“晃荡”,哪里缺人到哪里去顶班,随叫随走,没人替你不得下班。二是隔三岔五就找几个造反派来给你开个会,先拍桌子喊口号吓唬你一顿,再搞“攻心战”,弄张什么纸来一念,说你当年的某某同事已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诈得你心惊肉跳、神魂不宁。

这样拖了50多天,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就通知父亲回原码头正常上班。既没有什么审查结论,也没有任何道歉的话(倒是父亲对造反派千谢万谢),就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两件事使我对文革的态度转为反感。我发自内心地认为是毛主席送我上了大学,我们家也真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带来了安定的生活,怎么还要受冲击!从来政治运动都只抓一小撮,所谓百分之一二三,现在弄得家家遭难,人人自危,这是搞的什么运动?!

悲愤离校

武斗结束后,只能返校了,因为要领这几个月的助学金和粮票。回北大也只是“身回”,什么也不想干,只求早日毕业走人。国庆节上午,像文革前一样参加了游行,发现所有的彩车都装着一个浅绿色的长玩意儿。初看样子像冬瓜,但端部变尖且弯曲,有点像桃子的顶端,不过其形状和颜色显然不是桃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要这样被当成图腾来崇拜?有人很好奇,我却什么也不想问,因为相信弄个什么新玩意儿出来,无非又是愚民整群众的另一招。

工宣队领导的日子,就是一天的三段时间都学毛选:通读1-4卷。重要的文章只有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因文内传达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而必须连夜敲锣打鼓地庆祝。不过我们对这篇文章实在不敢恭维。文革初期踢走工作组时号召“群众自己领导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的工宣队其实还是工作组,姚却在那里气势汹汹地责问:难道工人阶级不是自己?难道工人群众不是群众?简直是太不讲理了。

真要说队员素质,工宣队比当年的工作组至少低两个数量级。后者都是大学教职员或机关干部,堪称吾辈师长。绝大部分工宣队员是胸无文墨之人,一张嘴,不是骂粗口,就是读白字。指导员是军官,四川人,全系大会上每次提到林超(著名地理学家),总是说“龟儿子格林超”,或“林超格龟儿子”。我班的一个工宣队员(留八字胡),每次开会必开口训人,颠来倒去只两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来?就是要防止你们走到崖(邪?)路上去!对已经走上崖路的,要把你们从崖路上拉回来!我们只能咬紧牙关绷着脸,免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57年反右,“反”出了个“外行领导内行是绝对真理”;而今,文革2年多一点,大老粗们就来教读书人识字明理了。

总算要离校了。这时,分到哪里、“面向”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真到离京这一天,心情反而更加沉重。我们拜别的只是文革的北大,并没有告别中国的文革。在校,我们还是一个群体;一别燕园,我们就只能孤身直面地方上和基层单位的文革了。尤其令人寒心的是:离京前夕刚传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最高指示;播音员似乎还特别拖长了嗓门念“大学毕业”这几个字。这岂止宣判了我们求学之路的死刑,还把我们降格为“知青”了。我们还有出头之日吗?我们当年的雄心壮志和美好愿望,难道就与这一腔悲愤永远地埋在未名湖畔了吗?

2017年5月22日定稿于北京

(选自《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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