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懋颀是我在南昌心远中学时的同班同学。1947年他父亲突然去世，他在第一时间告知的那个人就是我。足见我们友谊之深。1948年我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后来又奉命发展党员，其中就有陶懋颀。解放后，我继续“革命”，他继续念书，进大学深造。此后几十年，我俩虽生死两茫茫，却不思量，自难忘。
大约是1979年，我还在煤矿从事强制劳动。某日一大早，刚下晚班，本应是睡觉时间，一个姓孙的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你认识一个叫陶懋颀的吗？”“认识。”“什么关系？”“中学同学。”“还有什么关系？”迟疑片刻，我说：“还有就是，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入什么党？”“当然是共产党了。”
只见他突然用惊异的目光看我半天，好像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良久，“原来你还是个共产党？”“当然。不过现在谈这些，似乎没什么意义了。”孙干事叫我马上写份材料。他可不管现在是不是我的睡觉时间。我这才知道陶还活着，正在办理恢复党籍的事，需要我这个劳改就业分子给他作证。
年底，陶寄来一份油印刊物《北京之春》。我如获至宝，一字不拉地读完。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平反在望，指日可待。但是我的问题比较复杂，为此我曾问计于陶。他早已平反，并且频繁参加学术会议，非常活跃。他约我定个时间，到北京和他见面。某日中午，我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等到了参加学术会议刚散会的陶。他建议我写一份材料，由他转交胡启立。
由于交谈机会太少，我们一直没有时间互相交流各自的案情。直到陶1997年9月3日患胰腺癌去世，我仍然不清楚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何被打成右派。2007年反右派50周年，我先后读了北大当年的学生右派陈奉孝的《梦断未名湖》和王书瑶的《燕园风雨铸人生》两书，才弄清楚陶案的原委。原来是他看了从国外进口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拍案而起，立刻和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合译了这份重要文件，并加上一篇重要序言，准备在《广场》上发表。可惜由于形势急转直下，没能实现，陶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今天看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世界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伟大文献，足可与法国《人权宣言》相媲美。如果说《人权宣言》宣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死刑，那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自我吹嘘什么“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背后的惊人黑幕，让全世界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了发生在苏联的那些惨烈血腥的大屠杀、大阴谋，从而在道德上宣判了现代封建极权专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刑。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从巴黎公社算起有100多年的历史，从1917年算起也有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相反，惨败的典型倒是昭昭在目。苏联斯大林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将近4000万，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7000万。毛泽东最优秀的学生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在一个仅800万人口的柬埔寨，在1975-1979年短短四年时间里竟杀害了170万人，而且受到毛的高度赞扬。所以全世界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必需彻底消灭这种吃人、杀人的制度。只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个死刑判决推迟了30多年，直到90年代前后才开始执行，到今天仍然没有执行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还宣告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虚妄和虚伪，给那些被共党洗脑洗得神魂颠倒的人们一帖清醒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杆信徒毛泽东害怕了，恐惧了，颤栗了。他断然采取行动，通过搞阳谋，大批虐杀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以抵消秘密报告的巨大影响，维护自己的极权统治地位。
陶懋颀看了这份文件拍案而起，正是他有良知、有热血的体现。他还敢译成中文，传播开来，更表明他是一个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据陶的夫人杨淑敏回忆，陶病危期间，他的学生、中科院学部委员张景中全家特地乘飞机来看望，并给陶老师洗脚。陶过意不去，急忙阻止，说学部委员怎么能给他洗脚。张却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多么令人感动啊！这种感人的故事恐怕也只能发生在像右派这样的人身上。右派分子几乎都是最具有人性、最讲人道和师道的人，而不是那种一阔脸就变的人。陶懋颀的胆识、魄力、贡献，感染了无数人，足可彪炳史册，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同寿！勇敢的难友，安息吧！你虽死犹生。你敢于翻译那份杰出的文献，就是你生命史上最大的亮点、最耀眼的火花、最杰出的贡献。无论经历几多岁月、几多风雨，你的功绩都将永存而不磨。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四期，2010-0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