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49年参加革命的，湖北省军政干校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大军南下，一直到海南，后来随部队返回河南。1954年我3岁，随母亲到洛阳作随军家属。在那里，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取名洛佳（洛阳安家），后又生了个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静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习惯了吃馍、吃面条、喝小米稀饭。
1956年，部队集体转业。随后，反右斗争开始。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爸爸好像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有一天，妈妈带我们到一个农场看爸爸。他在那里劳动，晒得好黑。1958年，组织上动员我们家属返乡，我们回到湖北天门县的一个小镇。离开河南前，爸爸与我、妈妈、弟、妹在照像馆照了一张照片，并写着“欢送王虾贵（妈妈的名字）同志返乡合影”。前几年这张照片还在，近年几次搬家，把这个珍贵的照片弄丢了。
父亲被定为右派去了劳改农场，我们老家的军属牌子也摘掉了，妈妈不得不从新参加工作。她每月27元的工资根本养不活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祖父祖母。因无钱治疗，两岁的洛兵夭折了。妈妈吓坏了，忙将洛佳送给乡下的姨妈，将我寄养在乡下的外祖母家。
1961年挖红薯的时候，父亲来到天门乡下，要将我接到他所在的潜江沙洋二农场二十中队。外婆听说我要走，流泪了。这三年我与外婆是在吃树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过来的。父亲刑满后不愿回乡，要求留下来当农工，俗称二老改。为了不与其他农工一道睡集体宿舍，父亲想出一个良策，将我带在身边，这样就可以分到一间独立的住房。
那个住房其实就是一个看瓜的棚子，有十来平方米，门口种着各种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电筒回家，因为我无数次发现各种蛇躺在路面乘凉。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顶，各种虫子经常光顾我们的床，最让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从上面掉下来。有一次，一只野狗在我们门前捉了一只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将猎物放在地上，守在旁边欣赏。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却猛然向我扑来，前爪抓进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当即鲜血淋漓。现在还留有伤疤，那年我11岁。
父亲心情非常不好，脾气很大，常常以酒浇愁，每月工资还不够他喝酒。喝醉了就摔东西，经常无端把我打得头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给他赚一元钱做酒钱，不然就挨打。
我那时读小学四年级，每天凌晨4点钟就起床，守在牛棚门口，等农场放牛出来。牛有个习惯，早晨一出牛棚就会拉粪。鱼塘收牛粪，每斤一分钱。我每天必须完成一百斤牛粪才能赚到一元钱。一次我挨打后逃跑了，跑到一个由两个劳改犯看管的瓜棚里。他们收留了我，在那个窝棚里呆了两天。旁边有个即将干涸的池塘，我帮他们捉了两脚盆泥鳅。还没来得及吃，父亲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时早上捡的牛粪不够，就只得到离农场很远的地方去检。一次我在离农场3公里的杨家滩检了两大篓子牛粪，由于挑不起，我将其中一篓子埋在路旁沟边。将另一半挑回去再来时，发现竟被别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后来又捡到同样多的牛粪，我不敢再埋了，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个小时。到养渔池一过磅，连皮107斤。天哪，那时我才11岁啊！
在劳改农场的四年中，我似乎没买过鞋。每年从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从早到晚都光着脚丫。有时被钉子、蚌壳剌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划个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会发炎，几天后就好了。过了十一，我就开始打草鞋。草鞋其实并不都是草编的。我平时就注意捡废布片子，洗净晒干，以备编鞋。用布片子编的草鞋是逢市过节穿的，用麻编的草鞋是洗脚后穿的，平时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窝子，没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围着。我是跟一个劳改犯学会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长的竹竿登在脚上就行了。
那时父亲常常出差，将我暂托给一家姓叶的照看。叶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岁，妹妹比我大两岁，我与妹妹同班。我那时身体不好，常常发烧（后来当兵检查身体时才发现肺上有一个很大的钙化团，可能是那时得了结核病，不知不觉钙化了），不能去上学，妹妹常将学习的内容带回，还带回一些找同学讨要的蚕豆、大麦粉之类给我吃。
那年头同学之间经常互相讨要吃的。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们大姐当时正在与沙洋-武汉轮船上的一个船员谈朋友。那个准姐夫来看大姐，总是带一瓶化学酱油来。他们的老妈，一个越剧演员，就用酱油给我们煮饭吃。那种香甜的味道，现在回忆起来都流口水……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