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细雨霏霏，我们正在楼上吃午饭，忽然楼下有人喊“廖老师”。“去看看，是哪个在喊。”父亲对我说。我赶紧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打着黄色的油布伞，看不出来是谁。
“不知道是哪个，伞遮着头。”我趴在窗台上说。“是何老师的声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亲放下碗筷，快步下楼去了。好一阵子，父亲仍没有上来。母亲要我到窗口去催父亲上来吃饭，于是我趴在窗台上喊：“妈妈喊你吃饭，爸爸！”门口站着的那人移开了伞，是个女老师。她仰脸朝楼上说：“告诉你妈妈，就几句话，就几句话。”不一会，父亲上楼来了，端起碗继续吃饭。他说：“是何老师。她写了张大字报，向学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问我要不要签个名。”父亲举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亲，接着说：“意见倒是对，就是口气不太客气。有两件事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并不在场。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要实事求是。我没有签这个名。”“不签也好，老老实实教你的书。”母亲说。
细雨一连下了两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亲快步匆匆回来了，锁着眉，绷着脸，进门就喊母亲：“道香，你看好险！那天何老师来要我签名，还记得不？”“怎么啦，你不是没有签吗？”我在做作业，母亲正织毛衣，眼都没有抬一下。“好险好险……”父亲找杯子喝了口水，站在母亲面前接着说：“何老师打成极右分子了，签了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你看好险！”望了望吃惊地抬起头来的母亲，父亲撮起手指，比划了个一厘米的手势，加上一句，说：“差那么一点点，就回不了这个家了！”
第三天上午，学校大操场上扯起一条大横幅，上书“坚决反击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批判会上领头喊口号的是学生会的一个学生干部，他情绪激昂，时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门都沙哑了，仍然不肯下火线，又冲上前台痛打披头散发的何老师。台下激起一片喊打声，有人冲上去对何老师拳脚相加。何老师高度近视，好几次眼镜被打丢了，摸索着从地上捡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脸上满是惊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后的几名右派分子，惊恐之色也完全不亚于何老师。
打着黄色油布伞，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师，从此成了阶级敌人。1958年，我离开家乡醴陵一中，进省城当了职业运动员。两年后回家探亲，听一中教职工子弟说，何老师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几次被逼得自杀，吞六六六粉，跳渌水河，都被发觉，求死不成。她的几个女儿中，有一个是我妺妺的同班同学，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妺妺说实在是一言难尽。三十年后右派平反时，何老师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干部，不久入了党，后来留校工作，后来又调往县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阶级觉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后不久，离右派帽子仅仅一厘米的父亲，教研组组长的乌纱帽也丢了，从此落下个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名声。他的一个好学生，叫姚玉兰，后来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们的廖老师，总会加上一句：“好老师，就是胆子小。”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三期，2010-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