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游与移民增多，中国人种种低劣品德与丑态也就闻名世界。许多网文慨叹中国人质素低。但如果看中国官方对游瑞典的三宝和在伦敦闹场的孔某的支持，就知道这种质素是官民一致的。
1905年，晚清西学先驱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1937年，大学问家陈寅恪谈中日战局，指“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以永远满足于精神胜利来形容中国民族性。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尽数中国人的脏、乱、窝里斗的本性难移。于是有人将中国人的劣根性归咎于专制文化遗传的DNA，也有人讲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体制，是因为“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
我觉得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没错，中国漫长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确实是进入现代法治社会的窒碍。但以我在中共建政前大陆的生活经验，又认识到民国时期涌现许多学问与人格都超卓的大师，甚至从中共建政之初良好的社会面貌来看，中国人的品德未见太差。现在中国社会的道德沦落，人民普遍对他人的冷漠，以至成为互害的社会，完全是中共的超级极权统治造成的。
极权，已经是“极”了，何以还有“超级极”呢？因为中共的统治是比人类历史上的极权还要“极”。过去的专制统治，并没有把权力黑手全面伸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城市有自营的店家和商贩，农村也有地主和富农。但在中共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党操控一切，老百姓长时期连一点点自主空间都没有，衣食住行全部仰赖党的权力作分配。打江山的政党夺取人民所有，当饿死4,000万人、多数人连糊口都匮乏的时候，政策急转弯来个救命的“三自一包”，于是亿万农民对执政党感恩戴德。文革使全国经济陷崩溃边缘，这时邓小平复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于是党又变得伟大光荣正确了。这种拿了你所有，又给你小小活命的好处，是最有效的洗脑。
大陆网上有一篇文章〈我们这个民族被人深深地种上了病毒〉，作者说他回老家，与高中同学谈到对时局看法，同学质问他：靠着党发了财，还反党，你究竟拿了外国人多少钱？他看到农村仍旧贫穷，邻居肝癌病重，他随手送了几百元，但墙上却高挂伟大领袖的夫妻像。于是，他感到：“我们的人民大多数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都是心理变态者，正常的人不多”。
中国政治环境创设了让人心理变态的条件：一、让你感到恐惧，时刻感到生命受威胁；二、有时给你一点小恩小惠，让你感激党；三、封锁消息，让你除了党给你的消息，你没有任何消息。让你变成党要你喜欢的你就喜欢，党要你仇恨的你就恨；四、使你绝望，感到只有党才能让你活命，违背党你就死路一条。于是人人都跪着歌功颂德。
恐怖主义不仅指一般意义的恐袭，也应指国家的恐怖统治。当千万中国人对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额手称善的时候，他们是否知道：对共产党来说，百姓永远只是老鼠？
号称“所有动物都平等”的一党专政社会，到头来不只是“有些动物更平等”，而且是猫和老鼠的“平等”。
林郑把一向称呼“主席”改为称呼“总书记”，如果我们对此无感的话，我们也变成老鼠了。
